務實本色(2)

文如其人。就在他看似輕鬆的點划中，卻繪出了中華復興的新畫卷。鄧小平一生崇尚簡樸，反對講排場，反對煩瑣哲學。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指揮千軍萬馬，他始終沒有私人秘書。解放后直到“文革”前的１７年間，他也只有一個秘書。對鄧小平來說，人不在多，有效率就行；話不在多，管用就行。在８０年代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剛在主席台落座，工作人員就給他送上了會議要討論的文件，他拿起來翻了翻，有些感嘆地說：“稿子越講越多，都７０多頁了。”難怪鄧小平發此感嘆，在他的一生中，開會一般不作記錄，平時也很少記筆記，發言時最多一個紙條記幾個數字，但凡落筆都在文件上面。１９７５年，鄧小平負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那是什麼樣的年代啊，“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還在繼續，對各項工作的整頓正在鄧小平的心中醞釀，極左路線和教條主義正在橫行，“四人幫”的許多文章動輒引經據典，空話、廢話、假話連篇累牘，在這樣的背景下，要說的話很多很多，要講的道理很多很多。但是，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報告只有５１００字，卻把要講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中心意思表達的清清楚楚，也照顧到了方方面面。這是鄧小平惟一一次親自負責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是新中國歷史上字數最少的政府工作報告。不僅如此，處理文件鄧小平也是當日事當日畢，看完批完就讓秘書拿走，辦公室內不留文件。他的辦公室確實幹凈簡單，除了書籍以外，幾乎看不到與他工作有關的東西。說起來還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日，一些造反派到鄧小平住所抄家，他們在鄧小平的辦公室、會客室、卧室翻來翻去，希望找到一些“罪證”，可除了書籍外，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也沒找到。極度失望的造反派悻悻地說：“一點筆記都沒有，這個總書記也不知道是怎麼當的。”不愛記筆記的鄧小平，喜歡用數字說話。他是真正的“心中有數”。建國初期，鄧小平就用９０萬、６０００萬和６０萬三個數字概括了西南地區的形勢和任務。１９５０年１月８日，第二野戰軍舉行完進入成都的入城儀式后，鄧小平就感到部隊的思想、主要是團以上幹部的思想，有必要加以提高。部隊打了勝仗，進了城，建立了政權，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睡大覺、盡情享受勝利果實了呢？鄧小平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面臨的任務不僅更多，而且更艱巨。他先是起草了《二野前委關於克服享樂思想迎接新任務給杜義德同志並川南區黨委的信》，隨後又在三兵團召開的團以上幹部會議上，向中高級幹部耳提面命。會議一開始，他就向大家提了一個問題：“西南的仗打完了沒有？”幹部們面面相覷，不知鄧政委此問何意。西南已經解放，敵人已經被消滅，只剩下零零星星的若干土匪，難道政委是指這個仗還沒完嗎？在這些南征北戰的軍人們看來，對付這些土匪，等於牛刀殺雞，不好意思說是什麼打仗了。就在幹部們的思索中，鄧小平分析道，西南現在面臨著９０萬、６０００萬和６０萬三大任務。９０萬，是指要把戰爭中投誠和俘虜的９０萬國民黨部隊改造成人民的軍隊；６０００萬，是指西南地區７０００多萬人口中，有６０００多萬是我們要依靠的人民群眾，要組織他們實行土改，發展經濟；６０萬，是指在西南的６０萬人民解放軍，要把戰鬥隊變為工作隊，創造和建設一個新的大西南。面臨著這樣重大的任務，怎麼能說仗打完了呢？三個數字，生動形象地說明了西南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給幹部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十年後，有些幹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鄧小平在基層，也特別喜愛打聽數字。我們不知道這幅照片上的總書記在和小姑娘說什麼，但從他伸出的兩個指頭可以看出，問的問題也一定與數字有關。１９５８年２月，鄧小平到四川農村視察。在隆昌縣新生高級農業合作社，當社長拿出筆記本和事先準備好的材料準備彙報時，鄧小平擺擺手說：“不用了，還是我問到哪裏，你們就答到哪裏吧。”於是，在一片坪壩上總書記和農民開始了這樣的問答。問：“你全大鄉有好多黨員、好多團員、好多個黨支部、好多個團支部、好多貧農、好多中農？”答：“有５００多黨員，７００多團員，１９個黨支部，１９個團支部。”問：“你們的糧食畝產量有多少？”答：“大多數畝產五六百斤，小面積可達七八百斤。”問：“社員一年能分多少斤糧食？”答：“穀子分得到四五百斤，加上小春和雜糧，拉攏來算，一個社員平均分得６００多斤。”鄧小平聽到這裏，說：“少了，一般來說要**百斤，包括牲畜糧要千把斤才夠。”他接着問：“你們高級社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答：“全社有５６００多人，１１００多戶，社裏有５個管理區，３２個生產隊，全社有土地５８００多畝，人平均１畝多地。”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