翡冷翠的一夜(2)

機會來了。前面提到過，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６日，胡適“在俱樂部吃飯，同席有章行嚴、林宗孟、許雋人、湯斐予等”。隔了兩天，１月１９日胡適自己“在俱樂部請一班朋友吃飯”。就說１９日這次吧，胡適在俱樂部請客，志摩就住在俱樂部，怎會沒有志摩？胡適與小曼早就相識，就是沒有志摩這層關係，也會請來作陪的。以當年各人的境況而言，不妨說胡適請客還能把小曼叫來，若是志摩請客，小曼來不來尚在兩可。沒有更為確鑿的證據出現之前，基本上可以斷定，就是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９日這天晚上酒宴之後，徐志摩和陸小曼兩人越過了男女之大防。無論從舊道德上說，還是從新道德上說，這種行為都是不道德的。這是從道德的層面上看，若從情感的層面看，就是另一回事了。對徐、陸戀情最為理解也最為佩服的郁達夫是這樣說的———忠厚柔艷如小曼，熱烈誠摯如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哪裏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哪裏還顧到宗法家風？當這事在北京的交際社會裏成話柄的時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純真與小曼的勇敢到了無以復加。記得有一次在來今雨軒吃飯的席上，曾有人問起我對這事的意見，我就學了《三劍客》影片里的一句話回答他：“假使我馬上要死的話，在我死的前頭，我就只想做一篇偉大的史詩，來頌美志摩和小曼。”正如和林徽因的相戀，引發了徐志摩蓬勃的詩興一樣，和陸小曼的相戀，引發了志摩更其蓬勃的詩興。這首詩名叫《春的投生》，是詩，也不妨把它當做某種紀實之作。此詩落款是“二月二十八”，因為刊登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新月》第二卷第十期上，編選者們都把它定為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８日所作。錯了，它只會是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８日，兩人正處於熱戀中寫的。此外，像《起造一座牆》《決斷》《鯉跳》《別擰我，疼》等，也都是這一時期的詩作。想一下，這一時期怎能無詩？再想一下，這樣的詩，當時又怎敢發表？兩人的熱戀，很快就在北京社交界傳開了，很快小曼的母親就知道了，很快王賡也知道了。這一時期王賡調任哈爾濱警察廳長，有一種說法是，王賡揚言要殺徐志摩，怕是一種世俗的想像。不用說殺，光王賡知道后，徐、王兩人關係的尷尬，就足使志摩出國避一避了。此前泰戈爾曾來信，要志摩去歐洲與他相會。籌措路費，費了些周章。為此去了一趟上海，還曾向梁啟超商借講學社的存款，梁回信說講學社除所存公債外，現款一文無存，但他本人擬向興業銀行貸一千元借給志摩，“若決冒險，則兄之一千必踐議耳”。從梁信上看只要有三千元就夠用了。沒向家裏要，全靠自己籌措。梁啟超的錢肯定給了。從後來在《晨報副刊》上接連發表《歐遊漫錄》看，晨報社也給了一筆錢。現代評論社救了急，條件也是給刊物寫通訊。款項籌足后，定於３月１１日起程。３月１０日晚，新月社朋友為他餞行。酒宴上，小曼縱酒大醉。志摩站在旁邊，心裏知道是為什麼，卻不能明白地表示。他知道，他只要稍微一動手，就會有人干涉：“不勞費心，這不關你的事，請你早去休息吧，她不用你管！”看樣子王賡在場都是有可能的。就在這時小曼接連叫着：“我不是醉，我只是難受，只是心裏苦。”志摩心裏就像錐子刺着，憤、慨、恨、急，各種情緒潮水似的湧上胸間。霎時覺得什麼都不怕，勇氣天般的高，只要小曼一句話出口，什麼事他都敢做，不再顧及性命與名譽！酒筵散后，志摩給小曼寫信一直寫到第二天凌晨三點。幾乎一夜沒睡，第二天便登上了火車，取道西伯利亞前往歐洲。他把這次出國，叫做“自願的充軍”。３月２６日抵達柏林，當即去看望張幼儀。遲了一個星期，他的次子德生（彼得）已於１９日患腦膜炎夭折。看到志摩張幼儀大吃一驚，她已經三年沒有見過這個人了。志摩不說自己來歐洲的真正目的，說是彼得死後，他母親很擔心幼儀的狀況，讓他來看看。幼儀帶志摩到殯儀館去看彼得的骨灰，愧為人父的感情涌了上來，緊抓着彼得的骨灰罐子不住地掉眼淚。在歐洲的幾個月，常去拜謁名人墓地，克魯泡特金、曼殊斐兒、茶花女、波特萊爾、小仲馬、伏爾泰、盧梭、歌德、雪萊、濟慈、米開朗琪羅，能去的名人的基地都去了，“我這次到歐洲倒像是專做清明來的”。４月間，和張幼儀一起到意大利的威尼斯遊玩了兩周。另外有兩位英國小姐同行，常是獨自一人外出，幼儀就和這兩位英國小姐待在一起。他隨時和國內保持着聯繫。據張幼儀說，每天早上吃早飯的時候，徐志摩都在焦慮地等着胡適從中國寄來的信或拍來的電報，告訴他什麼時候可以回去。她知道，徐志摩又戀愛了，且知道對象是陸小曼，一位有夫之婦。有天早上，志摩終於看完一封信后，抬起頭看着幼儀說：“太好了，我們現在可以離開了。”胡適來函，告訴他可以安全回家了，陸小曼的丈夫已經改變主意，同意跟陸小曼離婚。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