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神瀟散，旁若無人(3)

剛回國，正是春風得意，徐志摩哪裏受得了這個奚落。７月１８日，也即是看到黃汝翼文章的當天，就寫了致伏廬的《一封公開信》。伏廬者，《晨報副刊》記者孫伏園也。當年似無編輯這一職名，均稱記者。２２日，《一封公開信》刊出。“徐志摩主張廢棄新圈點！我自己聽了都嚇了一大跳。”一下筆先做出一副驚恐狀。接下來說，他那篇稿子是怎樣在《學燈》發表的。又着重說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怎樣了不起，尤其是後面的一百餘頁絕對的不分章節，無句首大寫，無一切的符號。同時作了個更正，因為《學燈》的校對太差，將他小序中的話排錯了，原文“一部分詩，大可費圈點”，應為“一部分詩不必要圈點”。敘述過種種理由后，申明———我相信我並不無條件的廢棄圈點，至少我自己是實行圈點的一個人。一半是我自己的筆滑，一半也許是讀者看文字太認真了，想不到我一年前隨興寫下的，竟變成了什麼“主張”。不，我並不主張廢棄圈點。圈點問題雖小，我如其果然有主張時，也應得正式寫一篇文字，題目什麼都可以，絕不會是《康橋西野暮色》，這是很明顯的……我只說“可以不憑藉符號的幫助的純粹的散文，是一個理想；這個理想現在有好幾位文學家要想法來實現，比如Joyce已經試驗出可驚的成績。這種創造的精神，我們不應得不注意的，雖則我們文學的現況還很幼稚，夠不上跑得這麼快。”這是我的主張，如其你們硬要派我主張這樣或那樣。至於一般的新圈點之應用，我又不發瘋，我來反對幹什麼；我連女子參政，自由戀愛，社會主義……都不反對那！這話也還懇切，得承認是實情。窟窿是補上了，但愈加證明原先是個窟窿。他那支筆也實在太滑了點。寫到這兒，又滑了起來。對《晨報副刊》的編輯方針提起意見了。他說，晨報的副刊比較的有文藝色彩，選稿時應得有一個標準，揣詳附會乃至憑空造謊都不礙事，只要有趣味，只要是“美的”，這是編輯先生對於讀者應負的責任。這話讓孫伏園不高興了。徐志摩的稿子，不管在理不在理，寫的是真好，不能不發，《晨報副刊》畢竟是他孫伏園編的，心裏有氣也不能不出。因此，在徐志摩《一封公開信》後面，又加了一篇真不算短的附言。一起首便說，辯論而至於教訓記者，我想這是下下策。說到底，所謂的教訓也無非是標準不標準的問題。換句話說，作者（尤其是辯論的時候）多半是這樣想：“對於我的文章，標準應該放低；對於別人的，這樣已經太低了。”像志摩先生這封信，總算是非常客氣的，其實這是一廂情願的便宜事情：要鉗制對手的時候，只要吩咐記者不許登載對方的東西———說得好聽一點就是定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對於他自己的東西是否適用，這是誰也不曾提起的。徐志摩先生如果能平心一想，不必我勸慰，盛氣自然會平和下去，知道勸記者定選稿標準一句話，已落了平常作者被人駁倒無可聲訴卻遷怒於編輯人的窠臼，大文學家是不屑為的。即如攻擊徐先生廢棄圈點的文字，在本刊已登載三篇了，他們三位絕沒有提起一句《學燈》記者，請他們“應定一個標準”，這便是徐志摩先生不及人的地方。想來志摩看了，也只有嘿嘿一笑。最大的一場筆戰，是和新劇家的糾紛。１９２４年４月末的一天，徐志摩在寫一篇文章，就在露天，在石虎衚衕七號的院子裏。暮春時節，滿院是溫暖的陽光，總務部主任蹇季常先生，看他寫得熱了，吩咐僕役打水澆花，隨着水龍頭的噴洒，院裏升騰起浸人心脾的清涼。寫的是一篇劇評文章，評的是霍路會劇團演出的話劇《林肯》。他滿肚子的氣，要在筆下發泄。中國新劇界人士太不像話了，尤其是那些自命新潮的大學生，平日說對新劇事業怎樣怎樣，如今外國的名劇團來演了，竟絕少有人來看。連梅蘭芳這樣的舊戲子都來了，卻不見他們的蹤影。一面宣稱怎樣熱愛新劇，一面對真正的新劇藝術漠不關心，這種藝術上的麻木，不狠狠抨擊怎麼能行。４月２４日晚演的是《林肯》。讓徐志摩不能理解的是，北京的大學生來看戲的竟出奇得少。除了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有兩位學生在場外，北大、高師、美專、劇專諸大學的學生，連單個的代表都沒有。後來跟陳西瀅談了，陳說怕是學生嫌票價太貴。真是不可思議———不錯，表面看來戲價似乎貴些。但憑着良心講，這樣遠道而來的劇團演這樣認真的戲，要你們三兩塊錢的戲價，只要演的過得去，你能說太貴嗎？梅蘭芳賣一元二毛，外加看座茶錢小賬，最無聊的坤角也要賣到八毛一塊錢，賈波林的滑稽電影也要賣到一塊多———誰都不怨價貴，每演總是滿座而且各大學的學生都是最忠誠的主顧。偏是真藝術戲劇的《林肯》，便值不得兩塊錢，你們就嫌貴，我真懂不得這是什麼打算！就是這幾句，惹惱了北京新劇界的人士。此劇的編者為得林克華德，文章就叫做《得林克華德的〈林肯〉》，月底寫完，５月上旬分四天在《晨報副刊》上連載。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與其說是由文學起步，莫若說是由戲劇發軔。五四運動前後，真正熱鬧的，不是文學創作，而是新劇運動，即由“文明戲”向真正意義上的話劇的過渡。參與人員之多，演出水準之高，都是此後很長一個時期難以比並的。年輕的新派人物，少有不參與戲劇活動的。好些大學教授、大學生，都對演劇着了迷上了癮。各類戲劇組織，如清華戲劇社、北京劇藝社等，紛紛破土而出。尤其是１９２２年底，蒲伯英、陳大悲等人發起成立了人藝戲劇專門學校，對北京的新劇活動更是一個極大的促進。刊物不用說了，就連報紙副刊，也都競相刊載創作劇本和翻譯劇本。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