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書房中的余秋雨(1)

出租車穿越華山路。梧桐樹葉，衡山賓館，甚至丁香花園，但就是沒能晃見上海戲劇學院那塊招牌。因為多出來一條高架橋，我把上戲徹底給丟了，連帶那家溢香的法式麵包房。余秋雨說，馬小娟你應該回上海看看，上海的變化很大。可我總是途經上海，一刻不停。即使現在，也情願坐在浦東巨高的國茂大廈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發獃，隔着條黃浦江，遠看上海。懶得下去。那底下的世界精彩是精彩，繁華也是繁華，感受得到，但不必親臨。我喜歡這樣子。旁邊有個攝製組在工作，應該是在介紹新浦東。攝像和主持人在忙，鏡頭頻頻掃向林立高樓，那是新浦東的天際線。其餘人則和我一樣，在露天平台消受。我聽說，這座中國最高、世界第三的國茂大廈在峻工后，決定請一對上海夫婦在總統套房“首住”。請哪一對呢？太老的不足以體現這座建築的現代感，太年輕的又怕承擔不了它的重量，選來選去，選了余秋雨夫婦。上海，是他們的居住地之一。在北京見到余老師，我說我喜歡國茂大廈的現代感，電梯像飛一樣，一下送到空中。我在上面安安靜靜喝咖啡，隔江看上海，像霧裏看花。我還說，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上海買一套房子。上海的氣息，北京替代不了。上海在我心裏，總是欣賞卻下不了決心去親近，迷戀她的文明與國際化，但對自己成為一個上海人毫無信心。上海總是在下雨，背景模糊。1989年，夏天。我打着傘，**雙腳，糊裏糊塗走進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門。“這是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請您當我的答辯老師。謝謝。”那應該都是精選出來的對中國當代戲劇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學者、藝術家，他們多數住在三兩層的舊式小洋樓里，樓梯逼仄昏暗。厚實陳舊的木地板橫在眼前，陌生中帶些淡漠。我懵懵懂懂來，懵懵懂懂地離開。那一天好像一下游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後的道別，我出現在上海的一個個公共汽車站，在人群中擠上擠下，走進那些不動聲色的小洋樓里，一家一家發放我的畢業論文。最後，連雨都下累了，我挾着我的傘，轉車搭乘去西郊龍華的公交車。記憶中那個地方很遠，汽車到達終點后，我茫然四顧，不知從何下手。今天為幫助自己再想起龍華那個地方，再想起上戲教師宿舍那個小院兒，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師寫的那篇《家住龍華》。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過，發現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樣，除了感動，又多出幾份清醒、旁觀的審視。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覺到自己那時不自覺流露出來的一種懷疑和動搖？那是一篇與死亡有關的隨筆。不知是因為家住龍華才引出死亡的話題，還是因為連着參加了幾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遺體告別儀式，余秋雨這篇病中的小文顯出少有的傷感、遲疑。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學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時，也返觀了自己生命的形式與可能有的結局。“昨夜讀的是霍達的《國殤》，才讀兩頁，紙頁就被淚水浸濕。他們也是中年，他們也是教授，全死了。”“儀式結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廳里的種種輓聯，擦不完的眼淚，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廳的西門裏側，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獻給陳旭麓先生的輓聯，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個怪異的黑框！”“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極端繁忙，又極端貧困。他的遺囑非常簡單：懇求同學好友幫忙，讓他年幼的兒子今後能讀上大學。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最典型的遺囑。”恕我年輕放肆，今天，在悲憐與痛楚的後面，我卻讀出了余秋雨的矛盾與放棄。矛盾不是對某個具體的人人品、學識的懷疑，放棄也不是對他們個體生命、事業的否定，這矛盾與放棄，應該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處對生命形式的追問，源自對中國傳統文人生命結構的動搖。他在這篇小文的後面追加了一筆，說它在《小說界》發表后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響，還在一次“上海人一日”徵文中獲得首獎。他說這大概是由於評委都是文人，對他筆底流露的某種苦澀也有一點切身感受的緣故。我卻依然願意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來許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於這種群體的困境中，以為人生終於有了一個歸附，自己總算成為了某一類人。這種對苦澀的所謂“感受”中，根本沒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這個群體由來已久的自得與自賞，而個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敗，反成了社會對他們的虧欠。很少有人能從自己的角度來反省這樣的人生境遇。人們沒有足夠的能力，或勇氣，最終找到一個出口突破出來，成為獨立的個體。告別儀式上的余秋雨，有點像一位正在觀看布萊希特戲劇的觀眾，他的身份與情感，把他拉向那個特定的哭泣的場景中；他的自覺與理智，又在把他往外推。他始終沒能一頭紮下去，沒得連根頭髮也望不見。他還在岸上，看到別人，更看到自己。所以他傷感，遲疑。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