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1)

成為余秋雨的學生，肯定不是我撞上的。多虧那次失意。人在窮途末路之時就想要遠走他鄉，17年前我決定離開南京大學的教職崗位時，像不少人那樣，選擇了報考研究生。

這是一條輕鬆得多的捷徑：不需要走關係，不需要辦調動，不需要去求人，只需參加考試。

我站在南大圖書館書架前，不停地自問：我考什麼？我考什麼呢？這有點可笑。

讀了四年大學中文，一直沒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

“搞”什麼。這在治學嚴謹的南大，是不可原諒的。個別老師和同學認定我有點才華，但沒有人認為我是個好學生。

畢業時我被模模糊糊分來分去，最後定在寫作教研室，給學生講寫作課，可我卻躲在心裏反抗：寫作是教出來的嗎！

我大概也不是個好教師。那是選擇的開始，太過學究和專一的研究領域，會要我的命，我一直都在拒絕。

一輩子躲在書房裏專攻一段或一人的生涯，淹沒在別人的生命與世界裏，定會叫我了無生趣。

我開始往四處發信，騷擾我的一些同學，以及同學的同學。我一個勁地打聽：你們那兒有沒有那種泛學科的、不那麼確定研究方向的

“專業”？也許正好有那麼一位老先生，一時

“想不開”，願意招三兩個我這樣的人做研究生？想要的回答真的來了！

那是一封來自上海戲劇學院的信。我第一次知道了余秋雨的名字，並且一下就從來信里感受到，這個余教授可能還挺欣賞我的。

1986年上海戲劇學院的研究生招生科目別具一格，以余秋雨教授為主的導師組聯合招收

“戲劇學”研究生，除了余先生的藝術、戲劇美學，導師組裏還包括戲曲學教授、歐美戲劇研究教授、中國現當代戲劇研究教授、戲劇表演學教授、舞台美術學教授，他們都是上海戲劇學院教學、研究領域獨當一面的精英，所以要聯合招生，本意也正在於不急着框死學生的研究方向，想要培養幾位全方位的戲劇通才。

這樣的方式，光是聽上去就叫我喜不自禁。上大學時我是中文系戲劇社的骨幹分子（每次排演《雷雨》，扮四鳳說

“已經四個月”時，會笑得蹲在地上起不來），系裏的所有戲劇課程我都選修過，曾歷任各戲劇科目科代表是我四年大學生涯惟一的

“官銜”。喜歡倒是真喜歡戲劇，但要把這樣的愛好縮小至某一段戲劇史或某一位劇作家的定向研究，從來沒主動想過。

上海戲劇學院的意思，既能滿足我對戲劇的熱愛，又不至於一頭扎進某一隻牛角尖一輩子出不來，我喜歡。

拜拜了南京，我要去上海。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告訴我，這是余秋雨的思路，這在上戲是第一次，在全國也是首創。

余秋雨的名字，正是伴隨着

“獨特、開放、寬容、自由”這些我愛用的詞進入印象當中的。當然，最重要的，余秋雨的方式，也彷彿與自己矇矓中想要的方式暗合，這個名字頭一次出現就讓我有了親切和認同感。

直到那時，我才開始讀余秋雨的學術專著《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藝術創造工程》等等，一下又掉了進去，簡直相見恨晚。

對於一個不習慣在一個封閉體系裏看字讀書的年輕人，余秋雨學術專著里那種大開的、放射狀的思路提供與線索展示，讓我的眼睛完全不能停住。

彷彿跟着他在跑步，拐過一道彎，眼前豁然會出現數道門，每道門裏的情形，又都是我急於要獲知的。

我一邊跟着跑，一邊會湧出許多的想法，一些是突然想到的，一些是早已沉澱在某一角落的，只是突然因這陣風的掠過，飛揚升騰。

那些書，應該是我那時為止讀到的最過癮的學術著作，是我四年拉拉雜雜東翻西看大學學習的最終總結與升華。

很難描述那種感覺，總是驚喜，甚至有些揚眉吐氣的意思。南大的教育是十分嚴謹和素有傳統的，一切都有條不紊地進展了幾十年近百年。

我天性散漫，很多時候覺得自己融不太進去，或是不入流，成不了最好最優秀的學生。

總是不太高興上系裏安排的課程，只熱衷於四處聽講座，南大校園裏的聽不夠，還跑去南師、南藝聽，一些講座能一下把我的眼界打開，新奇與新鮮的風迎面而來，讓我莫名興奮，還無比充實。

當時讀余秋雨的書，就彷彿聽一個接一個的講座，不再被日間的課程打斷，很過癮，並且心裏慢慢地還會升騰起隱隱的牛氣，覺得自己四年大學學習也似乎並不那麼一無所獲，至少讓自己具備了領略新思維、新思潮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領略過程當中為約捍吹奈薇瓤燉幀Ｍ茄踔鰨也喚雋炻粵擻嘞壬攀降乃嘉苟臉雋寺礴大氣的文筆，對成為余秋雨的學生更多了神往和信心。

許多年後，有記者問余秋雨，為什麼要拒絕國內許多出版社關於重新出版他早年的大批學術論著、大量單篇論文的建議。

余秋雨回答說：對這些學術著作，我還是

“敝帚自珍”。在文革災難年月，我們這一代人目睹我國文化教育領域一片荒涼，便把思想解放運動、自我學習運動結合起來，開始了新時期各個領域思維文本的重建。

在幾乎沒有現代資料的情況下，我們是在極

“左”思潮的圍窺中邊自己翻譯資料，邊自己寫作這些書的。我的那幾本，雖然因單位所在，冠名

“戲劇”，其實論述的都是我們失落多年的整體現代文明。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難想像，當時我只是為了從正面來論述尼采和叔本華，不知和責任編輯承擔了多大的風險。

但是那個年月又充滿了一種群體興奮，我們知道每一位沒見過面的戰友，也熟知那些一有機會就會用棍子和帽子來阻嚇我們的人物的名字；更讓人激動的是思想解放的步伐一日千里，我們那些備受質疑的著作快速獲得肯定並一一填補了教材的空缺。

例如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不僅當時獲獎，而且在作為教材使用十年後又獲得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每次獲獎都會收到全國各地學術界同道的大量賀信，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勝利。

因此，現在看這些舊著，仍能回想起那風起雲湧的不平歲月，只不過我在同一學術輩份中最為年輕，當年的戰友們有的辭世有的老邁有的遠行，留下我深感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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