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輝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1)

我是在上海戲劇學院《藝術概論》課的課堂上認識余秋雨的。那時，他才三十多歲，是戲劇文學系的講師。他的第—部書稿還在埋頭寫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我們“編劇進修班”的個別同學甚至不去聽他的課，覺得寫劇本實在用不着“藝術概論”的指導。後來，聽說這位初出茅廬的年輕教師確實講得精彩，才將信將疑地踏進他的課堂。1983年5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處女作——《戲劇理論史稿》。在這部長達666頁的書中，余秋雨從戲劇藝術在古希臘誕生寫起，隨着戲劇實踐和理論發展的歷史長河，一代—代，一國一國，曆數了人類戲劇發展的過程，各個國家的名劇和戲劇實踐家、理論家們的代表性作品和觀點，成為我國第一部最系統、最完整的戲劇理論史作。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國戲劇文化史述》。這部書着眼中國戲劇，從戲劇的因子寫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國戲劇從頭到尾認認真真地梳理了一遍。這部書受到了許多外國學者的重視，被認為是研究中國戲劇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戲劇審美心理學》。這是他把美學和心理學引入戲劇理論領域的嘗試，為我國的戲劇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為許多戲劇界人士的案頭必讀書。次年，他的《藝術創造工程》一書又在上海問世，許多青年學子爭相購閱。他們從這本書中明曉了藝術創造的奧秘和原理，獲得了根本性的開悟和啟蒙。四年出了四本書，且都是資料詳實、立論嚴謹的高層次理論著作，所涉及的均為我國文藝界的重大理論課題，獲得了從一般讀者到權威專家的一致好評。更難得的是這四年中他沒有耽誤過學院裏的一節課和一次會。其間，他還親自主持了一個進修班的教學，擔任着一個教研室的主任，同時在復旦大學兼着課。在如此緊張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寫出了這樣四本有分量的好書，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迹！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樓的一位老師對他的學生說：“你們只看到了余秋雨寫出的書，我卻能看見余秋雨窗前的那盞燈每天都是全樓熄滅得最晚的。”對此，余老師曾經玩笑似的對我說，有好幾次他一早趕到學院去上課，家裏都隨時準備着接他在課堂上暈過去的電話，因為他又寫了一個通宵，一點覺也沒撈着睡。“可是我一次也沒暈過去，老是讓家裏失望。”聽着這不無幽默的話，我差一點沒掉下淚來。有這樣四本書，他便成了當然的、名副其實的戲劇理論家、文藝理論家。學院破格把他從講師提拔為正教授，破格給他晉陞了兩級工資，國務院文化部授予他“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的稱號，又破格提拔他擔任了上海戲劇學院的院長。時年他才四十二歲，是我國最年輕的大學院長。正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謂“功成名就”了。1992年，聽說他有《文化苦旅》一書出版，我非常高興，在上海戲劇學院的“佛西書屋”一下子買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個小餐館給他打了個電話，他接到電話便說：“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去看你。”我說：“我住的小旅館太亂，還是我去看你。”他卻一再堅持：“沒關係，我住的地方離你那太遠，還是我去看你吧！”最後，我們商定在戲劇學院見一面。深秋的上海，江風瑟瑟。晚上八時許，余老師匆匆趕來。“對不起，路上堵車，遲到了一會兒。”這使我記起他偶爾因路上堵車而上課遲到時，總是很誠懇地向同學們道歉：“對不起，我遲到了。”我問他：“是叫你余老師呢，還是稱你余院長？”他笑道：“叫什麼都行，咱們現在是朋友。至於院長，我已經‘退休了’！”“‘退休’了，真的？”我有點詫異。“好不容易才退下來。我現在是個自由人了！”他顯得好輕鬆，好愉快。“要不是拖了兩年，前年我就退下來了。”時年，余秋雨四十六歲，是中國最早退下來的大學院長。正在他被選為“模範院長”的時候，正當別人眼中的他“仕途輝煌、前程似錦”的時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沒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學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壯舉，一種襟懷，一種氣魄！《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書齋，踏遍青山，探詢民族文化底蘊的結晶，他又創造出了獨具一格的“文化散文”。不日，他的《山居筆記》、《中國藝術史》便將和讀者見面。我問他：“你已經寫了這麼多東西，你還要寫些什麼呢？”他輕鬆自若地告訴我：“我還要不斷地開拓新的創作領域！”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了。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着去上海參加“首屆國際莎士比亞戲劇節”的機會，給他打了一個“中文傳呼”，約他在戲劇學院見面。這一次他沒有遲到。我門在一個寬敞的會議室里坐下來，很快便商定了“到濟南去一趟”的計劃。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師飛抵濟南，下榻在南郊賓館。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中國儒教的“至聖先師”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願。第三天，他領略了五嶽之尊的風光和歷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遺迹；第四天又趕到蒲松齡的故居。返回濟南后，我們五位“上戲學友”陪他走進了泉城幽靜的“五龍潭公園”。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