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愛我的人去了(1)

世界上最愛我的人去了(1)

我在屋子中的一塊空地上,衝著蘭州的方向雙膝跪倒,給還沒有走遠的母親磕了一個頭,終於不能自己,忽然號啕大哭。那些天,我在安徽的銅陵演出,忽然覺得心裏特別不踏實,像貓抓似地坐卧不寧,我先給在北京的妻子打了電話,一切都好,但是譚梅說話的口氣變得支支吾吾。我又給已經調回蘭州工作的大哥打了一個電話,大哥先是沒接,又很快打了過來,聽的出來大哥的聲音顯得有點疲憊。在家裏除了父親,大哥在我心中有足夠的威嚴,大哥只是淡淡地說:“你最近忙嗎?不忙的話,就回來一趟吧……”我再怎麼追問,大哥都是含糊地說:“沒事,先忙工作,有空就回來。”放下電話,我心中籠罩一層不祥的預感,但是我不敢沿着這個預感繼續往下想……回到北京,譚梅和我的大侄子朱濤在機場接我,譚梅見了我,假裝漫不經心地說:“大哥說沒事就回去一趟。”我指了指朱濤,問她:“是讓我一個人回,還是讓咱仨一塊?”譚梅膽怯地說:“讓咱仨一塊……”在我們這樣傳統的大家庭中,我是么子,譚梅是么兒媳,朱濤是長孫,讓我們三人一塊回家,一定不是什麼好事。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來。當時我們在機場就買好了第二天最早飛蘭州的機票,回到台里匆匆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趕到了蘭州。二哥直接將我們接到了醫院。我來到醫院,看到病榻上的母親,知道任何人都已回天無力了。於是從下飛機開始,整整14天,這14天我寸步不離母親的病床,沒有回家,沒有刷牙洗臉,每天在醫院吃飯,睡在一張陪護用的躺椅上。我拉着母親的手,想着記憶中那些支離破碎的片段,有時覺得回到了童年,那時我得闌尾炎天天上醫院輸液,母親每天都花七分錢給我買一碗油茶,她卻從來捨不得喝一口,母親說她不愛喝。每次母親稍一清醒叫我的時候,我都在身邊,我希望聽到媽媽說點什麼,但是直到她離開一直都是無人聽懂的囈語,我知道她真的要去找父親了——2000年12月10日,我接到了台里的通知,主持中紀委的一台晚會,台里領導當時並不知道我母親病危的事,再說我“逃跑”了半個月,已經無計可施。就在14日我收拾東西準備走的時候,我知道這是和母親真正的訣別。清晨醒來,天還沒有亮,醫院非常安靜,母親躺在床上,樣子十分安詳,我看四下無人,撲通一下跪倒在母親床前,重重地給娘磕了三個響頭,心中默念着:“謝謝娘的養育之恩!兒子走了,娘一路平安呀……”我不敢哭,怕吵醒了別人,怕不吉利,母親還在呢!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麼是生離死別……我被痛苦擊倒,拖着一身的疲憊回到北京。下午綵排,晚上直播,見我的人都問:“這些天你跑哪裏去了,臉色鐵青,瘦了一圈,額頭上還一個大紅包?”回來后,我的情緒根本無法平靜。一旦離開了蘭州,無論家裏出了什麼事,大哥的電話中只有簡單的幾個字:“挺好的,沒有什麼事情,媽媽很平靜。”給二哥打,也是一樣的口氣;打給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說沒有事情。然而我知道,母親其實每天都在生與死的門檻上徘徊,母親捨不得我們兄弟姐妹,每天都用最微弱的呼吸暗示身邊的兒女,也讓唯一不在她身邊的小兒子放心。在北京的我,一直心煩意亂,我知道母親的離開就是一個時間問題。儘管母親再也不能醒來清晰地和我說話,但是我強烈地希望母親一直活下去,母親活着,我就永遠是有人疼愛的么子。我儘力安排台里的事情,希望將手頭上的工作趕緊做完,我希望母親走的時候我在身邊,我希望我的心一直陪伴着母親。兩天後還有一台大型晚會,晚會一結束我就馬上回家,我每天盤算着時間,希望自己能趕上母親最後的時刻……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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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軍自傳談藝術人生――時刻準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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