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頭髮嫌疑犯

那天夜裏捕獲了兩名來自柏林的少女，她們沒帶身份證；一名婦女，她說丈夫被送進了醫院，兩人的證件都在他那；一名法國男子，他的證件沒辦妥；一名穿着長統靴的德國青年，圓臉紅髮，傲氣十足，他說他的證件遺失了。對最後一位的審訊，賓厄姆作了記錄，並一句不落地記下了針鋒相對的對話：“你從哪兒來？”“哈雷。”“俄國佔領區？”“對。”“你的證件呢？”“我丟失了。”“你什麼時候到這兒的？”“前天。”“你是怎麼進入漢諾威的？”“越過邊境。”“目的？”“想在諾德海姆找一份工作。”“昨天你在哪兒過的夜？”“在漢諾威。”“哪兒？”“在克萊弗爾德區。”“哪兒？”“我不知道那條街名。”“你知道。”“不，我不知道。”“你怎麼知道諾德海姆有活兒干？”“我在報上讀到的。”“哪份報紙？”“《漢諾威新聞報》。”“怎麼弄到的？”“在哈雷時有人給我送來的。”“誰送的？”“我叔叔。”“《漢諾威新聞報》上沒登諾德海姆的招工廣告。”“不，它們登了。”已有豐富審訊經驗的賓厄姆，憑直覺知道這個德國小夥子給他的答覆中有明顯反常的地方。他不能確切地說出漏洞在哪裏——他依賴於他已開始相信的一種直覺。也許是這位小夥子回答得太圓滑了，好像他早就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盤問；或許是他回答得太沉着冷靜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賓厄姆都是要拘留他的，這一點毫無疑問。那夜需要進一步審問的嫌疑犯一共有七人。四名從事黑市交易的人被移交給德國警察。第二天凌晨，嫌疑犯在武裝警衛人員的押送下乘卡車離去了。紅頭髮的德國青年坐在車尾，當卡車在拐角處放慢速度時，他突然縱身跳出車外，在公路上翻了一個筋斗后便消失了。警衛人員朝他開了三槍，但他逃脫了。賓厄姆明白他的預感是準確的，但他並不怎麼擔憂——這小夥子很可能只是一個三流的蘇聯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