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創造性的機遇與真正的文化戰爭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開闢新的道路，權力所帶來的不再是破壞和征服——不論是真的戰爭還是性別的戰爭——而是帶來創造力和關愛。在人類探險的這一特別階段，運用我們這個物種獨有的進化能力，我們能成功嗎？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是創造一種新文化，並把它帶入主流文化，使之成為一種制度——使它融入我們的家庭、政治、經濟、宗教和教育制度之中。這樣一來，我們的下一代就不必再從頭摸索——這個任務具有歷史意義。我們不僅要推翻幾千年的統治關係的神話故事和偶像，還要抵制像癌細胞一樣擠入夥伴關係神話故事和偶像之中的新的統治關係神話故事和偶像。因此，我們需要有堅強的意志。我們還要有堅強的意志抵制舊制度，這些舊制度仍然在鼓勵違背人道的行為。譬如，我們已經知道，真正仁愛的行為不僅能使我們感到幸福，還能幫助我們戰勝疾病，延長我們的壽命。然而，在現行的經濟制度中，這樣的行為換來的往往是最少的回報。我們甚至需要提一些聞所未聞的問題。譬如，當我們從心底里感覺到我們的某些想法是一個病態的社會意識形態制度的產物時，我們就應該捫心自問，這到底是誰的想像力？簡言之，我們要有堅強的意志選擇異說，而不是隨聲附和——現代意識革命第一階段的急先鋒們也是勢單力薄，但他們不畏權勢，邁出了通向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的社會意識形態制度的重要的第一步。我們在現代意識革命的第二階段所具備的也正是這種異說的力量——科學實驗表明，這種力量遠遠大於隨聲附和的力量。我們處在一個文化進化的關鍵轉折點上，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制度極度不平衡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文化轉型理論指出，變化有可能發生——甚至有可能在短期內發生。對我們最為有利的是一個物種正在覺醒，正在為生存而奮鬥的意識，以及我們人類巨大的創造力：惟有這種能力能使一個物種實現其最高願望，尤其是我們人類愛的願望，以及創造新制度、新神話故事形式的願望。我們已經看到，神話故事的變化與現實的變化是攜手並進的。人類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變化導致了故事和偶像的變化。而故事和偶像的變化反過來又影響人的行為方式和制度形式，新的行為方式和制度形式會產生意識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神話故事和偶像——這又會刺激我們人類獨有的創造力，激發我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變革。忒修斯和其他亞爾古英雄是史前人類的佼佼者，他們將世界推入一個暴力和強人統治的階段——在這個世界裏，就像忒修斯的故事裏所講的那樣，男人最理想的性關係是與愛情無關的。同樣，我們這個時代奮力將世界推向一個新階段的佼佼者們也將被明天的人們所傳頌，成為明天的故事的原型。而這些真事和故事，又會激勵我們改變思維、生活和相愛的方式，這種改變又會產生更多、更新的神話故事和偶像。我們從古老的統治關係社會繼承下來的許多神話故事已經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我們也可以採取同樣的手法對待統治關係的神話故事，為自己掃清道路。譬如說，我們有許多神話故事——從古老的特洛伊戰爭的傳說，到當代的《星球大戰》——都是在講述戰爭。而其中一個永恆的主題，就是以更高超的技術製造痛苦，從亞瑟王的著名寶劍到科幻小說中摧毀**的死亡射線和摧毀大腦的神經毒氣。假設我們也編造一些故事，在故事中，人們不是因受傷而無法作戰，而是在某種神經肽的作用下感到非常幸福，所以根本不想打仗。我們的故事不像眾多科幻小說那樣，着力描繪未來的人瓜分星系的場面，而是想像在將來製造一種能產生同情和仁愛的“化學武器”，使人們能夠利用他們的精力和資金廣施博愛，包括他們的“敵人”，於是他們的錢袋和我們的星球都得到了保護。我們也可以改造統治關係社會的經典著作，從《馴悍記》到《藍勃》，剔除其中的糟粕。譬如，我們可以重寫“灰姑娘”，這位灰姑娘不再逆來順受，而是把她同父異母的姐姐爭取過來一個，共同教育那位又自私、又麻木的繼母和那位遲鈍而不稱職的父親（在原來的故事裏，他根本沒有出現，好像這事壓根兒與他無關似的），教他們怎樣作體面的父母——既不嬌慣子女（像舊故事裏的繼母對她那兩個倒霉女兒那樣），也不剝削和虐待他們（像他們對灰姑娘那樣）。當然，新故事裏的三個女孩兒誰也不會去試穿那著名的水晶鞋，他們會讓王子的信使給王子捎個信，告訴他說，他如此看重女子的**，竟然覺得她們的某一個部位一定要符合某種既定的規格，這樣的男人永遠不會得到任何女子的青睞。另一個可以加以改造，創造出既有趣又有新意的故事的領域，是性神話故事。過時的心理分析理論和當代色情小說都在對我們說，男人要通過污辱、折磨、謾罵、貶抑或以其他方式踐踏女人，才能得到性快感。弗洛伊德的觀點就是一個例證，他認為男人只對比他們弱的女人感興趣——然而，最新的研究發現，在夫妻雙方都有職業的家庭中，陽痿的發病率要少些，而在這樣的家庭中，女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地位更平等些。不僅如此，據說，這樣的夫妻有更頻繁、更和諧的性生活。還有許多材料能夠揭露對統治和暴力的嗜好，以及其他對性的錯誤觀念。譬如，人們向來認為老年人不能積極地享受性生活，而研究發現，這完全是錯誤的。人們一向認為男人天生地就缺少仁愛，喜歡罵人——但是，現代的性革命第二階段的最大進步，就是女性具有了一向被認為屬於男性的性自由，而同時男性卻在性關係中要求更多的感情因素，而這一向被認為是女性特點。《陳列》雜誌1994年發表的一次調查表明，在對各種行業一千人進行的調查中，71％的男性說，如果沒有情愛作為基礎，**便成為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是，在另一些領域，儘管採用某種彬彬有禮但又尖刻和直率的方式去揭露也可能會大有益處，但卻很少有人去揭露。譬如說，宗教界就是這樣一個禁區，人們不敢對宗教領袖開玩笑，也不敢以任何方式批評他們（想想那麼多可怕的、甚至是永遠的懲罰，這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那些打着上帝的旗號，竭力維護統治關係傳統的人，可能會跳出來大喊大叫。然而我要提醒大家，僅僅在幾個世紀以前，針對**王權的政治諷刺也同樣被視為異端邪說。在民主世界裏，即使是宗教領袖也應該允許批評。再說，小小的不敬總是強於利用宗教權力煽動和激發暴力。目前，就有人利用宗教權力在西方發動了一場所謂“文化戰爭”，他們以一個打着宗教的幌子實施最大的野蠻和殘暴的時代所產生的神話故事為遮掩，進行**的宣傳。一些社會評論家說得好：原教旨主義產生的最主要原因——美國的基督教也好，世界其他地區的穆斯林或印度教也好——是有些人無法適應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所以他們產生了恐慌。通過痛苦或痛苦的威脅植入統治關係心理的僵化，使具有這種心理結構的人難以適應任何變化。從這個更廣泛的角度看，原教旨主義者為了重新控制一切，必然對女性施加更嚴厲的束縛——尤其會更嚴格地束縛婦女的**。因為這種束縛是維繫統治關係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關鍵所在。事實上，如果我們站在這個角度來看今日世界上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暴力行為——從伊朗、阿爾及利亞和索馬里，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庫爾德斯坦，到所有那些婦女因為真真假假的“不道德”行為而慘遭迫害甚至被殺害的地方——我們立刻會聯想到中世紀末期和現代社會初期歐洲對女巫的追捕與審訊。我們會在兩個時代里同時發現動蕩時期的恐懼和憤怒，而發泄這種恐懼和憤怒的方式，在這兩個時代里，同樣是對人類中歷來被視為軟弱的一半施暴，有時，小宗教、小種族以及其他任何敢於向統治關係神話故事質疑的人，也會成為發泄對象。在這兩個時代，社會的弊病都統統歸罪於女性的“縱慾”。因此，今天發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三百年前反對西方啟蒙運動的重演。在某些地區，過去三百年中席捲西方的意識革命和性革命才剛剛開始，這些地區受到的阻力也就更大。在西方，暴力也在不斷增長，那些死抱着統治關係神話不放的人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革命的第二階段，他們意識到這種革命威脅到被他們視為神定的制度的根基。由於這種原因，西方當代“文化戰爭”的領頭人和經濟上的支援者，無疑都是一些危險人物。他們企圖退回到“過去的好時光”，在那個時代，所有女人和大多數男人都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一個男人凌駕於女人之上，男人凌駕於男人之上，國家凌駕於國家之上，人凌駕於自然之上的制度下自己所處的位置——他們一旦得逞，我們就將進入一個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的時代，因為那些人將要控制一切，並認為這是“天命”。因此，我們要更積極、更率直地自衛，反對這種宗教法西斯主義，要警惕他們的靜悄悄的戰術，要調動法律、經濟和媒介等各種手段來阻止它。但是，我們並非要用同樣的謾罵和暴力來迎戰那些帶着一群教徒進行挑釁的人。我們的目標是那些追隨者，他們來自恐懼和痛苦之鄉，因此我們要以同情之心對待他們——要揭露原教旨主義極右領袖的文化陰謀和他們造成的巨大破壞，使人們不再相信他們，要讓那些追隨者們知道，他們完全可以以創造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方式對急速變化着的環境和社會條件做出反應。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戰爭”其實並非宗教價值觀與“異教”價值觀的戰爭，而是企圖把我們徹底毀滅的不協調、不人道的制度，與正在破土而出的新的夥伴關係制度之間的戰爭——這些都依賴於千千萬萬人民的英勇奮鬥，他們已不再接受《創世紀》裏亞當和夏娃的神話，不再相信我們人類註定要永遠生活在恐懼和痛苦之中，永遠沒有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