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虐、母性與女權運動

在歷史上，有許多婦女超越了對她們的這種自卑、被動和無力的社會化，找到了一種意志和方式，至少部分地表達了自己和自己的願望，這確實是對婦女身心和靈魂的內在力量的證明。另一方面，婦女和其他社會無力群體一樣，也學會了認同那些統治她們的人，這毫不奇怪。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一部分家養奴隸為他們的主人而戰，保護主人們奴役他們的權力。同樣，許多婦女也仍然認為挑戰男性統治是沒有女人味兒。在中國，婆婆在媳婦進門時總要給她來個下馬威，她當媳婦的時候也有這樣的遭遇。婦女經常自己充當男性至上的衛道士。她們還常常幫着維護，至少是利用對其他婦女的經濟剝削，尤其是對異族、其他種性和其他階級的婦女的剝削，就像美國的白人婦女對待以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為主的僕人，印度高級種性的婦女對待低級種性的印度僕人，以及沙特阿拉伯婦女對待來自中東其他地區的僕人一樣。婦女有時也贊同，甚至積极參加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統治關係實施的其他形式的迫害。同時，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婦女自己也常常維護統治關係的男性氣質定式，詛咒那些被人視為過於有主見、過於主動，而不是（順從女性氣質的定式）逆來順受的女子，說她們“沒有女人味兒”。譬如，女子常接受這樣的觀點，即那些敏感的男人，或者不接受“真”男人必須具有攻擊性甚至必須用暴力才能證明自己的男性氣質的男人，就是弱者。而女人說起其他女子不道德、沒規矩時，比男人還挑剔。儘管許多女子都根深蒂固地接受了女人不應該統治他人的觀點，她們也常常根深蒂固地接受了統治他人的力量具有最高價值這種價值觀念。因此，一旦社會角色允許，女子也會變得頤指氣使——譬如，那些生活在認為**和感情虐待是育兒良方的文化里的母親，或者像代替小王子攝政的母后那樣有機會扮演統治角色的女子，就是如此。在歷史上，女子並不總是被動的受害者，這一認識非常重要。它不僅能防止我們簡單地把男女分為受害者和壓迫者兩個極端，從而使我們認為我們這裏講的是一個普遍的壓迫制度，而且使我們認識到婦女和男子一樣深受這種教育的影響。此外，它還能使我們認識到，婦女並不是天生地比男子被動、服從、好支配。在歷史上，婦女也和男人一樣，常常主動參與對自己和他人的統治和壓迫，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是認識到我們一旦看清了真實情況，就會有力量改變這種情況。的確，只有那時，我們才能有這種力量。正如19世紀女權主義哲學家C.P.吉爾曼所說，“只有知道我們在何處，才能向我們的目標邁進”。我們在這裏無法深入討論女權主義解構和對女性氣質的重構。關於這方面，有許多好書，我也已經引用了一些。我們在這裏無法多講女權主義者在理論和實踐上對迫在眉睫的需求的認識，或是討論建立在性別歧視、階級歧視、種族歧視和以其他形式制度化了的壓迫之上的相互聯繫的統治制度。我們在這裏也暫且不看女性運動對統治關係政治經濟的挑戰同性生活與精神生活的轉變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在後面單有一章討論這個問題。在這裏，我要簡單講述一下當代一種意識的轉變：身為女人意味着什麼，它能有什麼意義。首先，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男性統治社會對男性的偏愛，已經使人類付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代價。在這種社會裏（尤其是在那些較嚴格的男性統治的地區），倘若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孩，連父母都會覺得倒霉背運。在中國、印度和孟加拉那樣的地方（那裏的母親有時在女嬰出生后的第一、二天就把滾燙的雞湯灌進其喉嚨，把她殺死作為獻祭，以求得一個兒子，由此可見她們自己的地位、甚至生存，都得指望兒子才能得到保障），其代價常常是女孩子的生命。即使在不那麼野蠻的地方，女孩子生下來，對她的歡迎辭也常是一句“但願下回是個男孩”，人類為此付出的代價仍是巨大的。因為女孩子和婦女在這樣的文化氣氛中，如何能有堅實的基礎培養自尊？她們怎能充分發揮其人的潛能？又怎麼可能對男子的特權不生出嫉妒（譬如，弗洛伊德著名的**妒嫉說），並因此不自覺地怨恨他們？她們怎能不接受這些反面信息，最終相信倘若她們受苦，那一定是她們做錯了什麼？從厭女信息的內化，我要說到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意識的重要變化的第二個領域：認為婦女以苦為樂，甚至自找苦吃的觀點。人一旦被貶值，肯定會產生各種心理問題。但是，這是婦女自虐的偽神話源遠流長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婦女開始看到這一點。有時，女子似乎的確自願選擇服從和受苦，但實際上這是為生存所迫。譬如，女子有時忍受對她們的虐待，是因為她們已經非常習慣於將苦難歸咎於自己，並且希望倘若她們改一改，不惹惱虐待她們的人，一切都會好起來。在最極端的情況下——譬如，集中營里的犯人，最近有一個研究對這些婦女與集中營犯人的心理作了比較——，她們會保持殘酷虐待的關係，因為她們不斷被告知她們一無是處，加上有條有理的暴力和虐待，她們心中殘存的那一點點獨立意志，最終也被摧毀了。但是，婦女保持**和（或）精神上的虐待關係的主要原因，更多的不是心理上的，而是客觀的。她們之所以保持這種關係，是因為她們害怕一旦離開，男人就會把要殺死她們的威脅兌現（他們的確常常這樣做），也（或者）因為她們就是覺得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因為許多女子和她們的孩子倘若想要逃避虐待性的關係，就只能靠救濟勉強維生，或者露宿街頭，我們身邊這樣的景象越來越多。當然，男子也常常選擇一些使自己痛苦的事情。譬如，部落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男性組織入會儀式上，男子必須心甘情願地忍受痛苦，以證明其男兒本色。但是，男子忍受痛苦就是剛強，到了女子這裏，就成了自虐。因此，就有了今日婦女對我們受到的關於女子地位和生活教育的另一種懷疑：為人之母。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在《生為女人》中寫道，女子為人母的經歷，與流行至今的為人母的社會構成，有着巨大的差異。里奇認為，在我們的社會裏，人們總愛將孩子的過錯，甚至他們犯下的罪行，歸咎於母親，這有時與理想母親的形象相反，有時卻正是因為理想母親的形象造成的。一些心理學家，如菲利斯?切斯勒（PhyllisChesler）和帕拉?卡普蘭（ParlaCaplan）指出，現代心理分析理論就是誣衊母親的理論。這並不是說母親們，尤其是那些接受了社會化，要把統治關係的常規傳授給孩子們的母親，沒有不自覺地、有時是自覺地做出虐待的和暴力的行為，傷害她們的兒女。在嚴格的統治關係社會裏，母親常對自己的女兒喜怒無常，充滿敵意，以此表達身為“下等”女人的自我仇恨，她們同時也不自覺地、有時是自覺地在與她們惟一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合法行使權力的男子——她們的兒子——的關係中，發泄對男人的怨毒和愛恨交加的感情。但是，主流心理分析理論並不研究這些問題。那裏只有一些心理分析結構，諸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和愛列屈拉情結——它們自以為描述了親子關係，其實說的是一個年輕男子定期取代老年男子成為統治者，婦女只能通過控制男子而間接行使權力的社會裏交織着的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因此，弗洛伊德說每一位兒子都企圖殺死父親，以便奪取他的權力，並和他母親發生性關係。他還說每一位女兒都想殺死母親，以便取代她，和自己大權在握的父親發生性關係——全然不顧那些找他看病的婦女訴說父親的**使她們深受其害。從這裏，我們又能走進另一個重要領域，其中也發生着重要的意識的變化。婦女開始意識到男性權威規定我們的現實，掩蓋了她們的真實體驗，同時她們也開始意識到今日婦女所表達的並不是什麼新東西——戴爾?斯彭德（DaleSpender）寫道，“婦女有着數百年悠久的抵制和抗議男人和他們的權力的光榮傳統”。斯彭德的《女性運動理論家：三百年來主要的婦女思想家》和其他類似書籍，使我發生了轉變。在關於阿夫拉?貝恩、瑪格麗特?富勒、露西?斯通、馬蒂爾達?喬斯林?蓋奇、埃瑪?戈德曼和赫德威格?多姆這些女人的生活和思想的記錄中，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我自己的感情、思想和靈感。在震驚和憤怒中我開始明白，我的基本體驗被嚴重地剝奪了。最重要的是，讀了這些書，我開始明白，要保證相信自己的觀察、體驗和感覺，而不是淹沒在千百年來別人灌輸的有關婦女的聲音當中，有多麼重要。到現在為止，每一代婦女都得從頭開始，因為，斯彭德指出，“婦女抵抗的這種傳統”沒有被看走眼，它威脅到那些“有權隱藏和銷毀證據的人”的統治——亦即現有的宗教、哲學、科學、政治和經濟制度。因此，我們不該吃驚，正因為有這麼多婦女今天已經起來反抗統治關係的女性氣質定式，我們這個時代對厭女形象的複製，才比19世紀來得更猖獗——從代表性不強的媒體婦女運動者形象，她們毫無魅力，仇恨男性（她們因為自己丑陋無比，穿不上白馬王子的小鞋，就硬說那些更有女人味的女子是“婦女解放運動的激進分子”、“被閹割的母狗”），到《致命的吸引力》（其中婦女的性力量危害的不僅是男子，還有他全家）和《把海倫納裝在箱子裏》（其中一個男子砍下一個女子的四肢，把她放在一個箱子裏——根據這部電影裏男性對女性的絕對權力的病態、噁心的浪漫渲染，他由此得到了她的愛）那樣的電影。不幸的是，那些自由主義組織和主流出版界對這樣的宣傳不僅不嚴厲抵制，反而常常忽略婦女的需求、問題和靈感。結果，婦女（和男子）今天又一次像19世紀那樣，相信婦女運動是不好的、危險的。西方婦女每一點權利和自由——從選舉權、參政權、避孕權和流產權，到接受高等教育、不經丈夫同意而外出工作和工作所得歸自己所有的權利——都要歸功於婦女運動者們的英勇奮鬥，但是整整一代年輕婦女所接受的教育，又教她們遠遠地躲開那個“沒女人味兒”的標籤。但是，即使如此，當代對女性氣質的解構和重構，也仍然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個過程中，在最根本的事情上有了重要突破，即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規定這種觀點的權力由誰掌握，亦即如何描述女性**和男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