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翅膀・飛翔(11)

奧斯卡又來了，一年一度才有的東西大約應該是個好東西吧，在這個有着許多無奈的時代里，他至少會給我們一點盼頭。往常我們稱為歐洲電影支柱的三大電影節風光已經不在，藝術漸成空談。康城的金棕櫚海灘已經明顯被商業的原油污染，威尼斯與柏林表面的繁榮其實也很難掩飾事實上的尷尬。我們說美國人一般不屑於拾歐洲人牙慧，卻偏偏在今年打破慣例，也就怪不得哈莉·貝瑞在奧斯卡的領獎台上痛哭失聲。想到一首很老的歌——不是我不明白，這個世界變化快，也許真是這樣。得意人過於得意，鎂光燈就已經足夠他們享受了，而我想到的是那個失意人——妮可兒。當初我想，如果奧斯卡的評委們像所標榜的那樣在票房和人情味中尋得平衡，那麼他們就應該把這個已經被無數次充當人情的、不甚值錢的影后給妮可兒。但是我們忽略了電影界一向濃厚的政治意味，對於落架的鳳凰，人們樂於施與道義上的同情和名義上的讚賞，可一旦牽涉到實際——就如同現在我們所見的，必然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了。一直以來我們在電影中捕捉到的概念都是絕對化的，好人與壞人的絕對差別，公理的必然存在。於是對於電影本身，多年來我們就習慣於藝術與商業的對峙，像在兩極世界的冷戰里，依然可以過得從容不迫、各取所需。可是情況忽然變了，當我們分不清唯美與媚俗、特立獨行與嘩眾取寵，那道柏林圍牆轟然倒塌了，我們才發現原來黑白之間還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灰色。如果說政治的巨變只是改變了現實世界，那麼電影的變化才是精神家園的徹底轉換，只是對於藝術與商業這兩極的交融，前途未卜，沒有結論可下。也許，這會是死胡同，又或許，只有走到了盡頭，我們才會發現柳暗花明的另一重天。2002年4月6日晴今天的經歷使我第一次脫離了固定的模式、並且還可以得到一貫正統的家庭的認同。這一個星期連我自己都覺得成長了很多，似乎進大學以來的單調到今天才變了顏色。首先是“長歌飛天”，這是一個由我牽頭搞的活動，忽然由冰點飛奔到沸點——原本兔兒和我都不抱希望了，接連三天綵排，最後一個晚上下來仍舊是漏洞百出。那個時候才意識到進學生會兩年以來積累的還是太少，於真正挑大樑還是無補。偏生這個時候，雪上加霜，老師面孔黑黑，更有種種流言飛過來，風起雲湧般砸得我滿眼金星。事到臨頭只有硬着頭皮上，本來倒是擔心着，孰知效果與反響都出奇地好，讓我有劫後餘生的慶幸——難道是觸底反彈，前一天晚上的事讓大家有了同仇敵愾的動力？然後便是今天江蘇文藝台的DJ選拔決賽。忽然從數百人裏面殺進二十個人的小圈子，看見夢想觸手可及，我又有些患得患失起來。生活在南京，幾乎不可能沒有電台情結；那些苦讀的晚上，正是這些浮動的暗香給了我堅持下去的勇氣；當那些聲音從電波變成真實，當自己的聲音也有了成為香氛的可能，忽然想到了那首老歌，“長大后我就成了你”，有點蕩氣迴腸的感覺。結果是由六個感嘆號帶出來的——先是8個入圍獎，沒有我！然後是6個優勝獎，還是沒有我！！接着是3個季軍，依然不是我！！！那一瞬間的心態現在想起來很值得玩味，我竟然是不希望自己得冠軍的！哎，真是懦弱，好像是懼怕那種一個人走到台前的感覺一般,成為唯一的焦點太奪目，反倒會讓我手足無措——於是這也是一種如願以償啊，亞軍。意外之喜是，在熟悉的人和事之中耽溺久了，常常會忘記怎樣和陌生人溝通；目下情狀，逼迫着自己在生疏的環境中摸索，更容不得一點行差踏錯，似乎也便適應過來、融會貫通。似乎這才符合我入學前對大學生活的設想，原來精彩不是人給予的，也不是可以爭取得來的；埋頭苦幹的時候，心思太靈動只是自尋煩惱，能做的只是靜觀其變，在餡餅砸下來的那一刻伸出自己燒制的盤子。2002年4月11日晴天又晴了，伴隨着清冽的冷風，陽光像似冬季高緯度地區的感覺。拎着一堆CD從校外一個人盪回來，耳邊是校台主持人的呢喃，前面一個女生走了5分鐘一直在打手機，那至少花了3元錢了。體育館竣工似乎真的遙遙無期，貨車裏的裝修材料堆積如山。體育場上的男生不知疲倦地在籃下彈跳，永遠裸露着四肢，無論數九寒冬抑或現在。宿舍樓前的矮冬青很綠，櫻花落盡之後，櫻樹葉子一夜之間又冒出來，都很綠，綠到了青翠欲滴、綠油油的這些詞都不足矣形容我的感覺。看到了這些綠，真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文藝理論老師曾經有一次說，反對那些被規劃得整整齊齊的行道樹，看到之後就有悲哀和“噁心”的感覺。為什麼呢？大約我們這代人不太接觸自然，能看到已經算是有幸，不太糾結於形式。買回一張劉若英的雙張碟，終於發現聽了那麼多歌，摒除風塵氣、煙火氣、時尚氣之後，發覺還是劉若英的聲音最能打動我。我向來聽歌很雜，像個面對世界各地大餐瘋狂饕饕的食客，漠然、機械，缺乏感情；然後有一天，我忽然在某個時間有個想哭的衝動，就是《很愛很愛你》。我仍要想起高中時站在籃球場上，做廣播操前，一旦她乾淨、純澈的聲音響起，我就覺得場上其他人都不存在了。天地之間，只有她傷感的旋律，那時候真有點委屈，有點鬱悶，於是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有想哭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