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貌岸然的賈平凹（下）

值得澄清一點的便是：對作家來說，“理解”不是由觀念所導致，也不直接走向觀念。應該說，屬於作家自己的“理解”，是在批判一切既定的觀念中產生的對世界的新的體驗、又被批評家用觀念形態把握出來的東西。因此，“理解”是人為化的產物。通觀賈平凹的整個創作，可以說作家非常注意藝術現實的“原生態”。但純粹的“原生態”是不存在的（與雜亂無章並無本質的區別），一旦作家對筆下的土地傾注熱愛或批判，總會以某種“觀念”為尺度的。因此，當賈平凹對明顯的西方觀念有所警惕時，傳統觀念只不過是潛在地在制約着他的創作。在此意義上，一個注意尋求自己的“理解”的作家，總是應該避免明顯的對於他筆下的世界“熱愛”或“憎恨”的傾向，注意對他所信奉的觀念，也保持必要的審視眼光──這也是我們不能用“熱愛”和“憎恨”這些詞彙，來把握博爾赫斯、卡夫卡這些一流作家的道理。另一方面，由於賈平凹過於明顯地摯愛他腳下的土地，評論者才很容易把握出諸如“禪意”“樂融”等觀念化的內容，從而暴露出賈平凹缺乏自己的“理解”的局限。或者說，如果賈平凹有自己的“理解”，我們反而不好觀念化的提煉賈平凹作品的內容了──一如我們不好觀念化的提煉博爾赫斯、卡夫卡的作品內容一樣。2，賈平凹喜歡禪，喜歡水，喜歡“無筆而妙趣天成”的境界，自然在創作方法上也喜歡“自然的流動”“乘興而行，興盡而止”（賈平凹《商州又錄·小序》），這就使賈平凹的創作注意到人為性的造作、破壞方面，但卻缺乏人為性的有意義方面──建構一個獨特的世界。這裏面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果說文化是人成為人的標誌，文化又是人創造的，而“創造”又是人為性的核心內容，那麼我們可以說，人的根本特性便就在於人為性的積極方面：批判──建構。再進一步說，“儒道釋”是中國人人為性的產物，而不是大自然運動的天然結果，這就使得中國人的價值依託，只能依託在人為性上，而不可能依託在純粹的自然性上。既如此，儒家的“克利”也好，道家的“簡樸”也好，禪家的“色空”也好，其實都是人為性努力的結果──在我看來，其實都是對自然性之“扭曲”。因為自然性是不對人提任何要求的，它完全依靠“本能”而行事。所以“忘知”“忘欲”“艱苦奮鬥”，其實都可以理解為對自然性之改造。由於人本身就是自己改造自己的結果，所以人不但不懼怕這種改造，反而依賴在這些改造之中。這樣，籠統地反對人為性，其實就是反對人類自身，最後也將直接取消文學創作本身。這意思是說，既然人為性就是我們實現自身的前提，那麼反對人為性，只是反對不能實現我們自身的人為性。這種“反對”的結果，就是努力使我們的人為性導向創造性。就是要擺脫一切阻礙創造性的人為性。對賈平凹來說，從《浮躁》的那種故事的、情節的、寫實的方法，向《五味巷》《廢都》的所謂聊天式的“散點透視”的轉折，被作家理解為是一種創作方法上的“返樸歸真”，並由此體現為“內容”和“方法”的一致性。因此，假如賈平凹滿足於“儒道釋”繼續作為他的作品的底蘊，這種看上去的“無法之法”，由於符合道家哲學的“水到渠成”的路徑，也由於被賈平凹在多篇作品較為成功的、反覆的使用，賈平凹就不必在創作方法上實現他的新的可能。但如果賈平凹不滿足以“道家”和“禪宗”的眼光看待世界，那麼創作方法的改變就勢在必行。這意味着：不滿足用既定的觀念看待世界，本身就是一種“本體性否定”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具體運用，意味着賈平凹將超越“嚴格的寫實”和“散點透視”這種兩極徘徊的狀態，進入一個不為任何具體方法所縛的境界──在這個境界中，賈平凹就可以既不刻意於“散點透視”，也不必刻意於與“嚴格的寫實”方法告別，不必比較《丑石》與《秦腔》哪種創作方法更好、更適合自己，不必宣稱以後再也不寫《浮躁》這樣的“令人很累”的作品──一部優秀的作品，不是以作家創作很累還是很輕鬆來衡量的──古今中外既有寫的很累的“精品”，也有寫得很輕鬆的“精品”，問題的癥結顯然不在這裏。重要的是：隨意性的、自然性的、原生性的寫作方式，不能被賈平凹作為“最佳”的創作方法來對待。因為任何方法在它與其表現內容相適應時，便是“最好的方法”。而當賈平凹還沒有明顯地形成自己對世界的哲學性理解之前，可以說賈平凹就還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方法──因為“散點透視”作為方法類型，也被其他作家（尤其是散文作家）充分地、成功地運用過。所以我們不好說“散點透視”屬賈平凹所獨有。因此，當我們說起陀斯妥也夫斯基，立時會想到他的“復調”，說起普魯斯特，立時會想起他的“雙重建築”方法。反過來，當我們從王蒙的小說中可以找到各種創作技巧，則正好說明王蒙沒有自己的創作方法。這樣，說賈平凹在創作方法上還有什麼可能，除了說賈平凹在建立自己的創作方法的過程中，可以不為任何現成的方法所縛（主要是不為自己的“散點透視”所縛），自由地在同一篇作品中運用各種創作方法以外，還意味着，真正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創作方法，實際上是要在某種程度上擺脫“原生態”“自然流成”等方法的誘惑的。對賈平凹來說，這就是一個最艱難的超越“虛假的自我”的過程。這意味着，用經典作家的標準來衡量，賈平凹目前在總體上還處於博爾赫斯所說的“被傳統所遮沒的自我”之中。凡我們所容易使用的方法，容易信奉的觀念，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傳統的庇護下”運行的。為此，我們每一個人要真正使用“自我”這個詞，其實都面臨著將“自我”誕生出來、人為的創造出來這一艱巨使命──而不像男女結合生出一個孩子那麼簡單。對賈平凹來說，我想他最有可能做到的，便是對“自然而然”這一傳統文化的精髓產生新的理解，用以超越已經有無數作家重複過的“無筆而妙趣天成”。我前面說過，道家性的“無筆而妙趣天成”，總是容易與人的閑適、悠然的心境相聯繫，而賈平凹動不動就產生的“醉意”，也緣出於此。這意味着：“天成”“無為”等，總是與人的“快感”相聯繫，而不可能讓人產生心靈震撼的“美感”──這一點，在賈平凹的散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也在中國文人散文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並且也是自以為“得道”的中國作家最致命的痼疾。我想，賈平凹如果可以正視這個“痼疾”，中國知識分子如果可以正視自己“知識結構”的弱點，那就至少說明，我們已經開始產生了告別我們以往“個體的誤區”的審美衝動──能不能實現這個夢想，那就看我們的能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