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墓地(1)

“斯大林專職翻譯的父母生活在美國”，這就等於宣判了我的死刑；而在當時的美國，有親戚在蘇聯也斷送了許多美國人的前程。有多少親情被意識形態的巨磨碾碎？53年過去了，一束白菊和一束紅玫瑰讓我找到失散了半個世紀的妹妹。難道這是父母在天之靈的庇佑？我一直想找到父親和母親的下落。但是，我搜尋的全部努力都是白費功夫。別列什科夫一家人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我卻一直覺得他們還活着。我設想，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們應該從我在西方報刊發表的許多文章以及在西方出版並在報刊中得到評論的書認出我來。此外，他們可能在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的電視節目中看見我。為什麼他們找不到我呢？顯然，他們認為，在“冷戰”和激烈對抗時期相互之間最好不來往，尤其是我在斯大林身邊工作。我的父母可能還活着，這一點不僅從貝利亞調查我的企圖中得到證實，此外，在1945－1954年間不放我出國，只是根據莫洛托夫的親自推薦我曾經到維也納、日內瓦和美國出差，但此後的1954至1955年間蘇共中央境外幹部處再次關上了我前往西方的路，僅僅偶爾在米高揚的堅持下“鐵幕”為我略微開啟。與此同時，時不時有一些微弱的信號傳給過來，我將其看作是來自父母的消息。1955年，我本人10年來首次參加鮑利斯·波列沃伊率領的記者作家七人代表團出訪美國，他們每個人都獲贈許多紀念品：各種書、小冊子、明信片、旅行指南等等。我最初沒有注意到，在送到我下榻的洛杉磯“大使”飯店房間有關加利福尼亞的畫冊中，有一小本書是我兒時最喜愛——德國作家卡爾·曼關於美國印第安人的《維耐通》。只是在事後我自問，如果不是親人，會是什麼人寄來這本書呢？而最近我才打聽到，我的父母當時每天都到“大使”飯店附近來，混在圍着“紅色記者”的人群中，並且戴着墨鏡，否則我會認出他們來，為的是看一眼他們的兒子與同事一起坐進大型房車。看見我就在身旁卻害怕顯身，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感受！幾年過去后，在《新時代》雜誌眾多的外國讀者來信中，有一封信來自瑞士的諾爾女士。她請我們給她寄一本卡明斯基醫生有關理療方法的書。我立即回想起，20年代卡明斯基曾是我們的家庭醫生。正是他採用水療法為兒時的我治過病。為什麼這個瑞士女士會向我提出這樣的請求？信封上的地址寫着：露伊莎·別列斯，日內瓦療養院。通過這位女士我應該轉交卡明斯基的書。我完成了這個使我萬分好奇的請求。幾年之後，又一封來自日內瓦的信，還是同樣的回信地址。這一次，這位諾爾女士未提到我的名字，卻在信中羅列了我童年的時代的許多事情。這些情況只有我的母親才知道。1966年在德國出差時，我第一次寫信給日內瓦，詢問諾爾女士何以得知這些細節。我也請她告訴我，是否知道我父母親的情況。兩年之後的又一封來信更加詳細地寫了過去歲月的細節，但卻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是不經意地提到，諾爾女士打算1969年夏天呆在瑞士，並且可以按照原先的地址給她回信。1970年列寧誕辰100周年之際，蘇聯記協組織了數個赴瑞士參觀團，尋訪1917年革命之前列寧流亡的地方。我和妻子也參加了其中一個參觀團。1969年初夏抵達瑞士之後，我們馬上前往療養院造訪露伊莎·別列斯，這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女士，我可以跟她用德語交談。她說，諾爾女士經常過來拿信件。我們將自己飯店的地址留下，並請求轉告諾爾女士我們已經到訪，然後便加入參觀團去尋訪“列寧的足跡”。第二天早餐之後出得飯店，我們在門口遇見了一位穿着優雅，滿頭銀絲的女士，我當時一下子未能認出自己的母親：離別的三十年完全改變了她的外貌。見面使人非常激動，我們一時都說不出話來。我們三人找了間咖啡館坐定之後，才終於能夠開口說話。媽媽告訴我，父親五十年代末去世了，我妹妹在佔領期間失蹤。媽媽曾經上專門的訓練班，所以作過美容師。現在已經退休，雖然不算富裕，但有錢可以到處旅行，這已經成為她的愛好。當時，我問不出口，為什麼她姓諾爾，我想着可能父親去世之後她改嫁了。我妹妹失蹤的情形她也沒有細說。當時，我對於她的各種說辭有所懷疑，但感覺到她認為有必要隱瞞什麼，因此也沒有加以深究。開始寫這本書時，決定不提到妹妹，只是認為如果她還活着的話，免得使她難堪。**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迫使人小心翼翼，避免為自己的親人招禍。對我們而言，海外關係，正如對西方的許多人有親屬在蘇聯一樣，都會帶來麻煩。看見母親的拘謹之後，我也不再詢問，她用哪國護照週遊世界。當時覺得，她可能有某種發給遷徙人士的證件。也許，知道我的工作地點，為了保護我，父母親改換了姓名。正因為如此，我通過紅十字組織的尋找他們的努力始終沒有任何結果。但是，他們周圍有許多人，同樣流落到西方，認識我父親，並且會向貝利亞的諜報人員揭發他們的“小計謀”，並且顯然是這樣的。我想，克格勃早就掌握了我所不知道的一切。在我此後幾次出國期間，我與母親數次會面。後來，直到八十年代初又沒有她的任何音訊。有一天早晨，來到編輯部之後，我在自己辦公室的桌上發現了一封寫給我的信。女秘書告訴我，信是在我到之前一位先生送來的，但沒有說自己的名字。打開信封，我掏出了母親工整的筆跡寫滿的幾張紙。心中充滿了激動和不祥的預感，我請秘書不要打擾我，關起門來開始讀信：“……當這封信到達你那裏時，我將已經不在人世。因此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此前不敢說的情況。是你中學時代的好朋友米海里幫助我們到西方的。他當時是德國海軍軍官。他在短期休假期間前來找你。我們告訴他你失蹤了。父親病得很厲害，走路十分困難。我們面臨飢荒。米海里看見你父親的情形——他被經常發作的心臟病和惡劣的生活條件折磨得不成樣子——便自告奮勇幫我們搬到巴伐利亞佐霍夫市他母親家去住。過後不久，戰列艦‘第爾彼茨’號被英國空軍擊沉，他也犧牲了。後來不久，我們順利地來到了美國。剛開始我們的日子很苦，但慢慢便安頓下來了，取得了美國國籍，在加利福尼亞買了一棟小房子，並一直住在那裏……”原來，這就是我母親精心掩飾的事情。即他們成了美國人。現在的人也許會問，這有什麼特別之處呢？斯大林前任翻譯的父母生活在美國，那又如何？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本人宣稱，她是如何高興和驕傲她獲得了美國國籍，而她的女兒，斯大林的孫女，生下就是美國人。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拿到了美國的綠卡，柳芭·勃烈日涅娃、勃烈日涅夫的侄女，住在加利福尼亞，連戈爾巴喬夫本人在三藩市都有房產，又當如何？現在這些看來是稀鬆平常。在當時，在斯大林時期，有美國父母等於宣判死刑。在美國也一樣，在麥卡錫時期，“抓妖魔”和**歇斯底里時代，在蘇聯有親戚可以斷送許多美國人的前程……母親在信中提到最後一段時間跟父親住在加利福尼亞，以及寄到“大使”飯店卡爾·曼的那本小書，促使我在洛杉磯地區尋找他們的蹤跡。1991年9月，我應邀來到位於洛杉磯附近的大學城克萊門蒂學院講學。1992年春，我開始尋找父母親的墓地。很快就查明，本地東正教堂的牧師認識他們，而他們就安葬在洛杉磯市中心的鷹林墓地。現在不難找到墓地了。他們的遺骨安葬在綠色小山包上的一棵百年古松下，花崗岩墓板覆蓋其上。他們漫長苦難的人生之路在這裏終結。我將一束白色菊花帶到墓地，卻看見了墓碑旁邊的一束新鮮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