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1)

蔣介石政府的顧問鮑羅廷親口向我介紹了“西安事變”的秘聞，以及有關周恩來的個人情況。由於我採訪的名單將周恩來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劇院裏會見我。我記錄中國之行的書用中俄兩種文字出版。回到莫斯科，一位驚人美麗的姑娘打破了我對女人的特殊原則。籌辦《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的外文版，是從尋找高水平翻譯開始的。莫斯科有兩個機構里的翻譯人才較多：後來改名為《進步》的外國文學出版社和《莫斯科新聞報》的編輯部。這家報紙的俄文版僅出幾份，為的是中央宣傳部的領導能夠對文章的內容進行監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說起來就是——《MoscowNews》——以為它只有英文版。該報的主編是鮑羅廷——我正是找他諮詢。我剛開始對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無所知。鮑羅廷和他的員工們態度友善，隨時準備幫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奧妙之處，結果我實際上在《MoscowNews》實習了幾周。對我來說，這是非常方便的，因為報紙的編輯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維街的同一棟樓里。我跟鮑羅廷成了好朋友。對我而言，與他交往特別有教益，有意義，尤其是當我得知他就是那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經常出現在各國報紙上的鮑羅廷。當時，他是我們駐中國蔣介石政府的顧問，在調解中國**與國民黨之間的衝突，以及組織他們協力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當日軍佔領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政府搬到重慶之後，鮑羅廷也到了那裏。他的官邸緊挨着周恩來領導的**代表處。鮑羅廷向我講述了許多關於周恩來的情況，認為這是一個富有才華的政治家，儒雅的領導者，理性、平和，同時又堅定，頑強。從鮑羅廷那裏，我得知了當時轟動一時的“西安事變”的詳細情況。那時中國的兩位軍閥——張學良和楊虎城，邀請蔣介石到自己的司令部談判，逮捕了他並打算槍斃他。**領導明白，國民黨的內訌將會弱化抗日鬥爭，所以，雖然**人受國民黨之害不少，但認為不能除掉公認的國家領導人。這件微妙的事情交給了周恩來。蔣介石被關在隔壁房間裏，這邊，周恩來與二位將軍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試圖說服他們不要實施自己的意圖，為了中國的前途釋放這個囚徒。最終，將軍們同意了釋放蔣介石。鮑羅廷講述的關於中國的各種事情，培養了我對這個從未去過的國家的興趣。但我們的交往卻突然中斷。有一次，當我來到《MoscowNews》之後，卻沒有見到鮑羅廷。有人對我說，他已經好幾天沒來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周之後，才知道鮑羅廷被捕了。他被宣佈為日本特務，後來就失蹤了。多年之後，我因為記者的事務到了中國。除了其他城市，我還去了重慶。那裏就像博物館一樣，保存着周恩來和鮑羅廷的總部。牆上掛着許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們曾經使用過的各種日用物品。這裏還有鮑羅廷身穿制服、鑲在鐵框裏的一張照片——臉上表情勇毅，眯縫着眼睛，面帶微笑。我記住的他就是這個形象——一個忠誠的戰士，遭到斯大林劊子手毒害的許多人當中的一個。我還去過西安。蔣介石的事件本身並沒有發生在城裏，而是在離城四十公里的一個名叫華清池、有溫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時候，在驪山腳下，有一個異國情調的花園，而在池邊聳立着明皇的宮殿，住着他的妃子楊貴妃——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保存完好的貴妃亭旁邊有一排房子，蔣介石就住在那兒。夜裏，將軍們決定逮捕他。蔣的衛隊進行了抵抗，開始了對射。聽到槍響之後，蔣介石跳出窗戶。他企圖爬上山崖，卻卡在了石縫當中，就在那兒被抓住了。1957年初，作為《新時代》的記者從莫斯科飛抵北京之後，我立即請外交部幫我安排採訪某個中國領導人。當然，我沒有指望會見到**，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來、**和朱德元帥。信發出去之後，我便出發去旅行。參觀完重慶之後，突然想起了與鮑羅廷的談話，非常想見周恩來。可是，回到北京之後才知道，對我的要求沒有任何答覆。在出發去滿洲里之前，我決定在首都再呆幾天，並且在飯店訂了兩張（我自己和翻譯）看京劇的戲票。劇場與平常一樣是爆滿的。開演之前，幾個穿着白大褂的檢票員從一個巨大的茶壺裏給觀眾沏茶。我們的座位是右邊起第五排。但是，我發現自己右手邊一個座位空着。燈熄了，劇場裏只有舞台腳燈微弱的燈光。這時，一個中國人坐在了我旁邊。我只能看清，這人跟劇場裏的觀眾一樣，身穿類似軍服一樣的中山裝，同樣的帽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觀眾的臉。我斜眼看見，旁邊這個人非常像周恩來。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否則劇場裏會驚動起來的。人們會開始鼓掌、呼喊。何況他如何能夠就這樣隨隨便便到劇院來——沒有警衛，沒有特設的包廂，坐在普通觀眾之間？但我還是彎腰問身旁的翻譯，坐在旁邊的是何許人也。他立即答道：“這是周恩來。”我感到震驚。觀眾們緊張地關注着舞台上的跌宕起伏。他們一點也沒有因年輕的共和國著名而且受人歡迎的領袖、國務院總理的在場而分心。他們的注意力被猴王與怪獸的搏鬥，一個名叫杏花的年輕姑娘與一個樸實的小夥子之間的愛情，以及她被強盜劫持等情節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邊漫不經心地看着演員的噱頭，一邊想着，中國領導人坐在我身旁該如何解釋？我能夠與他談話？幕間休息時他會呆在這裏，或者像來時一樣消失在暗色中？大幕放下，燈光亮起了。中國的劇院裏一般沒有前廳。幕間休息時，觀眾直接走齣劇院。劇場裏很快就空了。甚至沒有人朝我們的方向看過。我馬上想到：沒人認出他來！周恩來繼續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緊張。怎樣跟他開口？從何開始？沒等我下定決心，他轉過來用流利的英語向我說道：“您是從哪兒來的？”他當然知道我的一切。因為我事先在飯店訂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邊，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須有個話題來開始。當時，我已經做了雜誌的副總編輯，並且以特派記者的身份到中國來了已經半年。我這樣向周恩來做了自我介紹。“你們的總編是誰？”我回答說，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為總編，而在此之前，從雜誌創辦之時起，他一直是副總編。“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經濟學家。我很熟悉他，曾經在莫斯科的東方幹部學院聽過他的課。請轉達我的問候和最良好的祝願。”“一定。謝謝您。”“您知不知道，鮑羅廷還好吧？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我知道會有這個問題，但是，當他提出來時，仍然渾身一震。周恩來是否知道他的悲慘遭際？我講述了我們在《MoscowNews》編輯部的多次相見，講他對重慶工作的回憶，以及他給我談及的有關“西安事變”的情況。“是的，當時很困難。如果他們殺了蔣介石，中國又會重新開始內訌。而日本人則會利用這一點。並且對我們**會造成不利的局面……鮑羅廷到底出了什麼事？”“確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許多人一樣消失了。”“可惜，鮑羅廷真的太可惜了。他是個好人，誠實的朋友，真正的**人。我跟他多次遇險。他無畏，性格堅強……”斯大林的絞肉機消滅了多少性格堅強的好人啊！我們談到幕間休息結束為止。但第二幕之後，周恩來還沒有走。開始講述在中國建設新生活如何困難。“我們這裏，”他說，“在各個不同的時期都有過‘匈牙利事件’……武漢，西安，成都等地都有過嚴重的騷亂，參加的不僅有資產階級分子，也有工人和農民。當然，我們自行處理了這些事。但是，僅用武力解決不了問題。必須認真分析，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既在匈牙利，也在波蘭，東德和我們中國。在領導與被領導者間的關係中發生了問題，在社會內部產生了矛盾——在黨與人民之間，在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