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戰國時代要講和而不同?

面對歷史問題，中國應該講現實主義，甚至應該講未來主義。善於面對未來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HK〗王湘穗：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春秋戰國出現的，是在中華民族成長的強勢階段中出現的一種精神。

王湘穗：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恰恰是重塑精神的時機，我們需要一種能動員起全社會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對於未來的區域整合很有好處。

李曉寧：既要把西方邏輯東西摸透，也要看到中國模糊思維的好處，應該搞清它們的生成和實踐過程。

王湘穗：原本中國的精神中還是挺寬容的，太剛性了就無法適應變化。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新戰國時代，在精神上必須有容，不然對誰也看不上眼，怎麼搞區域化、全球化？

王建：用歷史的眼光看，國家體系始終是個變化的過程，沒有永久的國家。

你看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前，是幾百個小國，經過戰爭，變成了十幾個大國。

冷戰之後大歐盟再整合，變得更大，中國大陸、中國港、台地區和日本、韓國整合在一起，美國是整合南、北美洲。

這些整合都不是以前的聯盟，而是謀求國家形態，是加盟的國家要讓度主權。

所以新戰國實際會變成三大國家體系爭霸，在每個國家體系內部，都會形成自己特色的對內對外關係，甚至不同的道德文化。

喬良：個人道德和國家道德是兩回事。王建：從小同到大同，最後會不會是三大經濟區整到一塊，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還是

“和而不同”好。但你說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

“羅馬”的一條道路。李曉寧：一本書最核心的部分是對一個重大問題的分析，不要強求每個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會影響整個書的。

王建：這是一個觀念的改變。中華民族要有面向未來的大胸懷，大境界。

但也不能不講歷史。列寧說：“忘記過去，等於背叛。”問題是如何講法，算法?

李曉寧：這個賬有個算法，算現在還是算以前。王湘穗：面對歷史問題，中國應該講現實主義，甚至應該講未來主義。

善於面對未來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國和德國，歷史上是夙敵，現世在做朋友。

歐洲復興的基礎就是法德的和解。亞洲要想與歐、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國和日本就必須攜手合作，這不是情感的選擇，而是利益的選擇。

李曉寧：發生衝突以後，要有談判。為什麼美國200年超過歐洲？

我認為判例法幫了美國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着談判機制。所以判例法糾錯能力強。

愛迪生這樣的發明家才能出來施展，也會根據其發展調整制度使之與社會適應。

王湘穗：如果過於糾纏歷史，缺少現實主義態度，這種精神狀態很難適應變化。

剛才曉寧講，我們應該學習美國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層面保持彈性。

李曉寧：一旦中國和日本合作以後，它也是大陸法系，在日本打一場官司需要極長時間，司法上不協調，兩家怎麼弄這個事？

發生糾紛長時間擺不平，怎麼發展？森綜合律師事務所就在做這個基礎工作，反過來我們中國沒有人做這個。

王湘穗：我們是大陸法體系，過於剛性。我們能不能利用后發優勢，在法制上搞一鍋

“疙瘩湯”，給判例法留下一個接口？李曉寧：中國連民法典都沒有。

正在起草，這是一件大事。做這個事非常非常難。王湘穗：你覺得美國的判例法比較好，更適應中國？

李曉寧：那倒不是，但應該吸收判例法的優點，只不過在我們有生之年不容易實現。

現在大部分出國學法律的人，都從美國回來，他們的很多建議都是美式的，一用，對不起，法律是有傳統的。

我們沒有判例法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