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企業生存是理論，更是實踐

胡泳在我們多少有些喧囂與躁動的企業管理理論書籍中，大量充斥着的是舶來品，少有“原創”，也就是缺少對我們自己企業的深刻理解與總結。這與中國企業發展的現狀很不協調。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解，同樣沒有理論作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企業呼喚“理論的原創。”《生存——繁榮時代的企業管理實踐》是本具有對中國自己企業進行“原創”性理論探討的書。我和建華兄的相識與相知，很大程度上源於一個共同的追求，借用他這本書宗旨之一，我們為一個“共同使命”而激動：剔除“偽問題”，找尋中國企業管理的“真問題”。就本書而言，建華兄以一己雄辯，回答了他心目中的“真問題”：企業為什麼生存，如何才能生存，怎樣才能生存得更美好。對這樣定義的“真問題”，或許會有許多人不以為然，因為生存問題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並不高深，也不玄妙，似乎上升不到哲學層面，因而也就不值得費盡心力去解答。為了廓清人們頭腦中並不罕見的此種謬誤，請容我先引述一段先賢莊子的寓言。“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一條鮒魚在困境中認識到，沒有了生存保障，就永遠也不會再有馳騁於東海的機會。關鍵時刻它所需求的只是“斗升之水”，而不管西江的水如何浩浩湯湯。今天的中國企業又何嘗不像寓言中的“涸轍之鮒”，失其常與，無所居處。當它們試圖尋找良方以擺脫困境時，渴盼的不是高頭講章，而是合乎實際、便於應用的原則和方法。所以，我以為，建華兄的這部著作，最大的益處在於它為中國企業送來了“斗升之水”，作者自己則把他的努力稱為“尋找第四種理論”。我們不缺從西方引進的企業管理潮流與時尚，不缺高深的管理工具與教科書上的手段，不缺對一個個企業案例的新聞式描述，但確實缺少一套適合中國企業、能在中國企業成長的道路上起指導作用的理論和方法。換言之，必須對中國企業進行長期實際的追蹤和深入具體的分析，再從中得出規律性的結論。書中的一些有獨創性的論述，如一致性企業組織、泛家族制等等，無不映射着作者這方面的苦功。作者所圖者大，但所入者小，全書緊緊扣住“生存”二字，始終在宣講一個不易的道理：對一個組織來講，沒有什麼比生存更重要的了。我體會，生存對中國企業之所以格外重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國企業的生存較之西方更為不易。在西方，長期的商業積累和殘酷的競爭磨鍊，使市場的觀念深入到每一個企業家、每一家企業中，而在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還是一個嶄新的話題。中國的企業和外國大型公司相比，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但當前最主要的差距是什麼？就是缺乏對市場規律的深刻了解，以至無法根據這一點來確定正確的企業發展戰略，無法制定相應的管理模式，無法形成相應的企業文化和激勵方式。外國企業長期在市場中運作，耳濡目染，已經本能地掌握了這種規律，而中國則仍然缺乏市場經濟的基本環境。對此，柳傳志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環境對辦企業的作用就像孵雞蛋的溫度一般重要。孵雞蛋的正常溫度應該是39度，但中國的商業環境常為42度高溫，雞蛋沒法成活。今天的環境溫度雖有所好轉，但還遠遠稱不上最好。第二，由於中國企業的成長道路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企業界常常面臨一個尷尬局面：在老式的基礎管理尚未完全合格的時候，又不得不迎接現代管理的挑戰。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和過渡造就了一個複雜的經營環境，使得中國企業的生存必須最大限度地遵循“與時俱進”的法則。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描述自然選擇時說：最適合生存的是那些能調整自己以適應改變中的環境和新的競爭的物種。這也正是今天的企業所面臨的問題。達爾文寫道，自然選擇“是隨時準備採取行動的一種力量”。隨着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公司無法對外部環境保持強大的控制能力。當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企業必須首先從內部進行適應性改革才能處理好企業外部的各種關係。這意味着在新型、開放、非正式和破除等級觀念的管理中主動放權，意味着提高組織的反應速度和靈活性，意味着增加組織的思考能力。第三，企業維持生存（不死）僅僅是第一步，還必須追求生存得長久（長青）。從不死到長青，即在堅實的基礎上建設偉大的企業，是中國企業生存的最高境界。這種高境界從其本質上說必然是精神性的：有精神信仰的公司沒有能量的浪費，沒有無謂的權術爭鬥，所有的努力都導向一個方向。明乎此，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本書的作者要花那麼多筆墨談論“使命崇拜”與“建立燈塔”。企業必須能夠描述自己，而這種描述必須既面對內部聽眾，又面對外部聽眾。這是因為，企業無法簡單地用它們製造的產品來定義自身。偉大的公司不把它們的價值觀同一項特殊的產品或服務聯繫在一起，因為它們知道，自己的長期使命不是生產某一特定的產品或提供某一特定的服務。比如，當你把自己定義為一家家電公司時，你有沒有想過，當人們不再渴求最新潮的電器的時候，你又用什麼維繫公司呢？而假如你能夠清晰地描述自己，提煉出一個始終如一的公司理念，形成一種內部“宗教”並據之行動，你將能夠激發出公司員工身上蘊藏的巨大能量。生活中的每個人都可以被視為三重視角的結合體─—一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二是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三是自己想要被別人如何看待。這三重視角結合得越是緊密，個人也就越有力量。企業也是如此。假如一個企業對自身的看法同他人對企業的看法、企業希望他人擁有的看法完全一致，這個企業就是強有力的。一個企業對自身的看法構成了內部的文化或信仰，他人對企業的看法構成了企業的品牌形象，企業希望他人擁有的看法則構成了企業的使命。柳傳志談到聯想的發展時曾說：“要是在美國，我做不了這麼大，美國人在中國也不會做這麼大的一個聯想。為什麼？對環境的適應使然。企業的生存是理論問題，更是實踐問題，而且最終還是個實踐的問題。”建華兄在企業工作多年，深明“實踐第一”的道理，雖然他孜孜以求“第四種理論”，但他的著作絕非書齋空談，而是一種實踐的總結和升華。循此，企業有望找到基業永固之途。《生存——繁榮時代的企業管理實踐》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