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紅衛兵把奧戴麗送回查理(2)(圖)
1966年,在中國對旅遊者開放前,奧戴麗獨自登上長城。
街上的鑼鼓格外喧鬧,從陽台上可以看到大批學生跑過長安街。好奇心戰勝了最後一點理智,我抓起相機跟着他們走過一條叫“太極廠”的行人路。我們走向一座蘇式建築,四周佈滿探照燈,照着四巨人的巨幅照片:馬、列、斯、毛。這是一座黨委機關,幾個表情嚴峻穿中山裝的人站在台階上高呼口號,號召學生幫助他們除“四舊”: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年輕人高喊“**萬歲”並且高舉拳頭,像希特拉的納粹衝鋒隊。我爬上黑鐵欄杆拍了幾張照片,等我轉身準備回飯店時卻被滿懷敵意的學生圍住了。背靠着牆,我已經沒有退路。他們都在高聲叫罵,像查理罵那些小孩,兩個惡人伸手要搶我的相機。就在這時,我聽到人群中有人喊:“奧戴麗!奧戴麗!”我朝街對面望去,在國際俱樂部台階上站着兩位在南京時認識的老朋友:瑞士大使館秘書海蒂·克拉爾和法國武官雅克·吉約瑪斯。“快跑!”他們大喊道,“奧戴麗,快跑!”學生們似乎和我一樣吃驚。當他們正盯着對面台階上高喊的外國人,我撒腿就跑,感謝祖宗傳給我的兩條長腿。我一跑到安全地帶就一把抱住雅克和海蒂說“真不知該怎麼感謝!你們倆怎麼會在這兒?”“奧戴麗,”雅克取下單片眼鏡揚起濃眉,“你不覺這是我們應該問你的問題嗎?”吉約瑪斯上校幫我搞到一張硬座票,擠上開往上海的一輛超載的火車。我可以在上海飛往廣州。我問雅克能否回法國外交部幫我把膠捲寄出去,因為中國人不知道我是記者,我現在擔心他們會在海關沒收我的膠捲。“奧戴麗,”雅克不耐煩地嘆了口氣,“你難道不明白中國人完全清楚你是誰,去過哪兒,干過什麼?高個藍眼金髮女郎在中國不太容易融入街景,不是嗎?你以為剛才我們是怎麼在人群中認出你的?如果中國人這次不揪你,那他們以後也不會。”我上了火車希望他是對的。現在我才想到鄧齊是怎麼知道我要去南京的。他是官方導遊,因此一定在名單上見過我的名字並且知道我的姓已從朗寧改成托平。火車上擠滿了免費乘車的危險狂熱的紅衛兵。我儘力不引人注目,但雅克是對的,我很快就成了中心。幸運的是有幾個紅衛兵想練英語。我告訴他們我叫“奧戴麗·朗寧。”他們卻聽成了“跑”(朗寧聽起來有點接近“跑”),這下引起了一陣狂笑,一個人說“唉呀!這兒有一條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我笑得比所有人都響,像查理一樣,並朝他們揮動加拿大護照,“我是加拿大人!”我大喊着,並讓他們相信作為一名加拿大人我也反對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每一站都有更多的紅衛兵擁上來,準備去完成“破四舊”的光榮使命。這趟夜間車沒有卧鋪。我坐着打瞌睡,突然想到我們一家此刻散在各地,每個人都好像正好在對方的敵占區。我帶着一箱子沒沖洗的違禁膠捲和一群紅衛兵一起坐火車穿行在紅色中國;蘇姍和凱倫在台灣島(舊稱福摩薩),蔣介石和國民黨被**和**從大陸趕到那裏;爸爸在北越的河內;胡志明的部隊正與南越的美軍交戰,而托平在那兒報導戰況;羅賓、萊斯莉和查理在香港堅守英國前哨。當列車駛進上海站時,我和紅衛兵已相處得很融洽,但他們顯然是滿懷狂熱愛國激情的危險易變的少年。他們的偉大領袖**給他們充分的自由去清除社會上、黨內、政府和學校裏面的反革命分子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跟紅衛兵告別時我心裏充滿了擔憂和不祥的預感。我飛到廣州,然後坐火車去邊界。這趟車幾乎是空的,當時不允許中國人離開中國。我抵達香港邊界的第二天,紅色中國天下大亂,竹帘子又拉上了。中國對外國記者封閉,搞了五年狂暴的文化大革命,隨後又相對平穩地繼續了五年。年輕的紅衛兵狂熱地展開清洗,經常自行其是而沒有北京的指令。他們打砸歷史建築,毀壞文物古迹,侮辱著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以及學校的老師,有時甚至侮辱自己的父母。各省都有數以千計的人在紅衛兵的派別武鬥中傷亡。到1968年,**不得不實行軍管來制止紅衛兵。大多數學生都參加了上山下鄉運動而永遠無法完成中斷的學業。他們成為中國迷失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