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持久戰(1)

中蘇第二輪政治磋商於1983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在會談中，雙方在探尋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依舊各說各的，在實質問題上沒有找到任何共同語言。在這次磋商期間，我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會見和交鋒頗具意味。葛羅米柯擔任蘇聯外長達27年之久，從斯大林到契爾年科，歷經五代蘇聯領導人，人稱“不倒翁”。他有着一副西方人所說的“撲克牌面孔”，就連聽人說話時也面無表情。不論什麼場合，他都顯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鬥，似乎隨時準備跟人進行一場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記者形容為是一位“說‘不’的先生”。會見時，他竟接過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脅的主張，令人驚奇地聲稱，此點可成為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基礎。接着，他大罵了一通美國人，說美國人不可信，又說美國要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里根總統要從地球上剷除社會主義，並以教師爺的口吻說，中國完全可以從美國推行的消滅社會主義的政策中，推導出應該同蘇聯還是同美國建立何種關係的結論。當時，他年事已高，有點倚老賣老，我對他的這番議論做了簡單明確的回應。我說：“談到國際上的緊張局勢，這是客觀存在。我想在這種形勢下改善中蘇關係不僅符合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亞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於談到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同美國進行過長時期的較量，我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講話，知道如何同美國打交道。”葛羅米柯一時語塞，顯得有點尷尬。此後，中蘇兩國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兩次，分別在北京和莫斯科輪流舉行。這是一場馬拉松式談判，是韌性和毅力的較量。我們始終堅持只有排除障礙才能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原則立場，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駁斥蘇方一成不變的論點，破除蘇方的幻想，力促蘇聯在消除障礙問題上有所作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結束第八輪政治磋商，雙方仍沒在“三大障礙”問題上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不過，磋商得以繼續下去，保持了一個溝通的渠道，客觀上對中蘇雙邊關係起着推動作用。回想起來，磋商沒有取得具體進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間，蘇聯國運不昌，幾乎每一兩年就要死一位領導人，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羅波夫（1984年2月9日）、契爾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繼病逝。據說，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個小時，打打電話，無法正常視事。接任的安德羅波夫，人聰明而精幹，當過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況，想有所作為。他痛感蘇聯政府官僚主義泛濫，人人愛喝酒，而不認真做事，認為喝酒誤國，下令禁酒，把酒廠改為果汁廠，並四處嚴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蘇聯的“國情”，難以實行。他重病纏身，只當政了一年多。契爾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體更壞，執政的時間更短，做不了任何事。病夫治國，其主三易，對外難有作為，自然一時無力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樣重大的問題。有意思的是，中蘇兩國的接觸卻因三次蘇聯領導人的葬禮而提高了級別。當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傳來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黃華外長作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參加葬禮。這是在中蘇高級接觸中斷多年後所採取的非同尋常的舉措，旨在抓住時機做蘇方工作，試探新領導的對華政策走向，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黃華啟程以後，小平同志又指示，要發表一個簡明的談話，對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簡單批一頓，也不能光說好話。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喬木同志起草了談話稿。談話回顧了中蘇關係的演變過程，指出中蘇關係從50年代後期就逐漸惡化，60年代末以後，這種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後正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勃列日涅夫對中蘇關係嚴重惡化是負有責任的，但考慮到這次活動是弔唁，就沒有點名。同時，對他不久前關於改善兩國關係的講話表示讚賞，這是寄希望於蘇聯新領導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蘇關係得到改善。這篇稿子作為黃華離開首都機場時對記者的談話發表了，同時外交部立即將此事通知我國駐蘇使館。黃華外長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離京時還有這樣一篇公開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