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個中國人的自尊(7)

台灣有一位作家叫柏楊，他寫了一本著名的書叫《醜陋的中國人》。他同太太來到北京，要請我吃飯。我去了。飯桌上除了柏楊和他太太以外，還有一位大陸研究海洋生物學的教授。那位教授戴着深度近視眼鏡，滿肚子關於魚的高深學問。每上一盤有魚的菜他就研究一番，然後告訴我們這是什麼魚，屬於什麼科。他從不看電影、電視，對我一無所知。大家對他一再引導，最後把我的名字及拍的電影全說出來他也不知道我是誰。我很少見到這樣對我毫不了解的知識分子。他的書獃子勁兒很像我的父親。我的父親也是這樣，除了研究醫學，對其他事一概不聞不問。看到面前的這位魚專家，我有一種親切感。我不停地同他談話，他也打開了話匣子。他說到“文化大革命”，說到他受到的種種迫害，我彷彿看到了我父母的遭遇，同他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然後，柏楊夫婦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柏楊開始發議論，柏楊的夫人也開始批評，我逐漸不說話了。後來魚專家也說得少了，幾乎完全是柏楊和他的夫人在說。我開始不舒服了。聽他們說著說著，我越來越覺得扎耳，終於，我扭頭走了出去。63、祖國是我的媽媽我一個人坐在外邊，氣鼓鼓地像個蛤蟆。我不知道是在生誰的氣。我也不知道該不該生氣。可是，我還是氣得要命。其實在私底下，誰不知道我是牢騷大王？成天不滿意這裏，不滿意那裏，好像只有聽我的意見，國家才會管理得好。而事實上，我們國家也確實存在着眾多的不足。可是，祖國就像是我的媽媽，她的缺點我不容許人家來說。自己人說我會幫腔，外人說我會生氣，會憤怒，會拍案而起，會忍不住駁他們的臉面，得罪他們。如果那位香港女士不是那麼趾高氣揚、那麼得意。那樣一字一句地宣告她是“香港”記者，也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如果那個自貢的男記者不對她那麼阿諛奉承、那麼卑躬屈膝、那麼幫着她來欺負我們大陸人，我當然不會去搶他的錄音帶。我非常恨那些洋奴。其實，他們永不可能改變他們的膚色、頭髮、祖宗，可他們偏要以外國人自居。我很恨像那位男記者一樣的人。我後悔沒有好好地罵他們一頓，讓他們牢牢記住這次教訓，從今以後老老實實做一個中國人。我事後想出了好多好多罵他們的精彩語言和懲罰他們的方法，比如說我不應該同他們針鋒相對，我應該對他們不屑一顧，像魯迅說的“最大的輕蔑是無言，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等等等等，可在當時由於氣憤到極點，什麼也做不出來，而現在已再也沒有機會了。我遺憾我沒有權力取消那個自貢男記者的記者資格！64、逆反心理難以自制唉，在那段時間裏，由於我的稅務案，由於我的離婚案，由於我的名譽權案，我不僅沒有能取消那位男士的記者資格，倒是他幫着別人取消了我說話的權利。許多在報社、雜誌社工作的朋友，尤其是記者們，由於不明真相，對我的印象壞透了。而我卻由於百口難辯，得不到社會的諒解，從而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我對攝影機、攝像機、照相機，各種形形色色的這個機那個機條件反射，無論多麼重要的場合，不管旁邊是怎麼要好的朋友，只要看見照相機對着我就會神經質地大喊：“不要——！”完全不能自制。幾個官司的折磨，使得我一看見穿制服或是提公文包的先生或女士就止不住心驚肉跳。我的生活充滿了危機，為了保護自己，我“武裝到了牙齒”，每天像一隻準備戰鬥的刺蝟。一看見記者就想吵架，記者看見我的臉色當然對我的印象不好，記者對我的印象不好我就更想同他們吵架，我更想同他們吵架他們就更對我印象不好，這種惡性循環圈越轉越大，越傳越廣，它們同那幾年發生的事件糾葛在一起，構成了我生命史上最困難重重的時期。現在，隨着中國逐漸對外開放，同世界各國加強了交流，我高興地看到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在增長，人們逐漸從自卑中走了出來。65、讓人看看大陸明星群在北京機場，我親眼看到一位內地人同香港人發生了爭執，那位香港人傲慢地說，他不會說中國話。這句話觸怒了在場所有的中國人，大家撲上去七嘴八舌對他進行了一場扎紮實實的教育。還有一次在長城飯店，一個懂中文的日本人由於一件小事對服務員有了意見，開始服務員耐心地向他解釋，他仍然胡攪蠻纏。殊不知那位服務員牙尖嘴利，她有理、有利、有節地把那位日本人反駁得啞口無言，最後還請了飯店保衛部的同志把那位日本人趕了出去。在場觀看的中國人無不拍手稱快。我們拍台灣電視劇《風華絕代》，開始只有我一個大陸演員，後來在我潛移默化逐漸努力的爭取下，大陸演員越來越多，最後在電視劇里佔了70％的比例，成功地實現了“和平演變”。我精心地挑選優秀的、適合我們戲裏角色的演員，把他們推薦、介紹到組裏來。幾乎每一個新到組的演員我都會先同他們談話，進行一番“愛國主義的教育”，像一個政委。我詳細地向他們介紹組裏的情況，千叮嚀萬囑咐，叫他們一定要好好演，不可掉以輕心。因為這是大陸演員第一次真正進軍台灣市場，我們不是在為自己演出，而是在為整個大陸的表演隊伍演出，我們擔負著證明大陸表演水平的重任，要讓台灣觀眾在《風華絕代》裏看到的不光是我一個人，要讓他們看到更優秀、更出色，更燦爛奪目的大陸明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