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面(3)

鑒於第一次瞻仰時賀子珍沒有看清**的遺容，她的女兒、女婿建議讓媽媽再去一次**紀念堂。但醫生都不同意，沒有去成。這樣，賀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只去過**紀念堂一次，也就是在去**紀念堂的路上，看了一眼**和人民大會堂。以後，直到她重返上海，再也沒有離開過**的病室。由於種種考慮和原因，賀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后，又返回了上海。這時，治好病重新工作的希望也越來越小，賀子珍又遠離自己的親人，在病榻上，繼續度着寂寞的暮年歲月。在賀子珍返回上海后，李敏知道媽媽思念她心切，曾專程到上海看望過一次，但這隻能是短暫的時間，因為兩個孩子正在上學，需要有人照料，她不得不趕回北京。時間一天天過去。到了1984年4月15日，正在生病躺在床上的李敏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告訴她說，賀子珍病重，已經準備好去上海的飛機票，要李敏全家馬上到上海去。李敏帶病勉強爬起來，同孔令華簡單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奔機場去。她在飛機上心情沉重，本來有病的心臟現在跳得就更快了。她臉色蒼白，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家裏人安慰她，並給她服了治心臟病的葯。飛機到達上海后，李敏一家坐着已經等候在機場的汽車，直奔華東醫院。聽了醫生對賀子珍病情的介紹，看到病重的媽媽，李敏心裏很難受。她看到，媽媽呼吸急促，兩頰通紅，消瘦憔悴，她難過得要落淚了。賀子珍看到女兒一家都來了，臉上的肌肉動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動了一下，似乎在說：“你們好。”李敏俯身靠近媽媽，細聲地說：“媽媽，你好嗎?我們看您來了。”賀子珍點了點頭。她嘴唇動了幾下，還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醫生，就是為她看病的醫生。李敏又問：“媽媽，您哪裏不舒服啊?”“我肚子痛。”這時，賀子珍的神智一直非常清楚，只是顯得十分衰弱。這時，賀敏學一家也從福建趕到了。賀敏學聽說賀子珍高燒不退，立即建議服用安宮牛黃丸，這是危重病人退燒的良藥。他說：“如果醫院認為這種葯太貴不能用，這個藥費由我來出。”醫生表示，只要能有利於搶救賀子珍，是不怕費錢的。於是給賀子珍馬上服用這種葯。賀子珍服了葯后，體溫果然降下來了，並沉沉地睡著了。以後兩天，李敏和賀敏學兩家人天天去看望賀子珍。賀子珍退燒后，神智更清楚了。她高興地看着身邊的親人說，你們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來了。她還讓護士給外孫女東梅弄點好吃的。大家一顆心放了下來，以為病情好轉了。誰知這是危重病人的迴光返照。4月18日晚上，賀子珍的病情又突然加重，體溫兩次升高，人處在昏迷的狀態。醫生們進行緊急搶救，李敏、孔令華等人通宵守候着。到19日下午，賀子珍的心臟終於停止了跳動。她享年75歲。親人們擁到她的床前，流着淚同她的遺體告別。看到母親就這樣去世了，李敏萬分悲痛。聽到賀子珍逝世的消息，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特地前來向賀子珍遺體告別，並慰問她的家屬。賀子珍的後事怎樣辦，骨灰安葬在哪裏，這些事都得由中央決定。當中央辦公廳請示鄧小平時，鄧小平說明確地表示：“我們中央的領導人都要送花圈，賀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寶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領導同志骨灰的地方。鄧小平的話給賀子珍的葬禮定了規格和級別。4月25日，在上海市龍華革命公墓的大廳里舉行了向賀子珍同志遺體告別儀式。胡耀邦、鄧小平、陳雲、鄧穎超、聶榮臻、習仲勛、楊尚昆、楊得志、宋任窮、陳丕顯、胡啟立、喬石、郝建秀、王首道、蔡暢、康克清送了花圈。白棟材、王芳、陳國棟、胡立教、楊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堅真、曾志、陳琮英、劉英、彭儒、錢希鈞、孔從洲等同志也送了花圈。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全國政協辦公廳、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陝西省、貴州省、江西吉安地區、永新縣的黨和政府送的花圈，也安放在大廳內。李敏一家1984年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的賀子珍骨灰安放儀式上。賀子珍的遺體放在大廳中央，遺體上覆蓋著中國**黨旗，四周簇擁着常青樹和鮮花，遺體前擺着她的親屬賀敏學、李立英、李敏、孔令華獻的花圈。**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郝建秀、**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第二書記胡立教、書記楊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賀子珍的親屬生前好友數百人，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人們懷着敬仰的心情，在賀子珍的遺體前默哀、鞠躬，緩緩地繞遺體一周，向這位長征老幹部告別。賀子珍的遺容舒展、安詳，如同靜靜地睡著了一般。賀子珍的遺體在當天下午火化。隨後，中央派了一架專機，把她的骨灰運回北京。賀敏學、李敏、孔令華，以及他們的子女，護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一些沒能去上海參加賀子珍遺體告別儀式的老戰友、老大姐，都自動去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賀子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些當年曾經在蘇聯國際兒童院學習過的革命子弟，認識賀子珍的和不認識賀子珍的都來了，他們要向這位女紅軍戰士表示最後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