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幾種生存與創造的“武器”

從這裏便要說到學習語言的問題。談到學習，沒有比學習語言更重要的了。多學一種語言，不僅是多打開一扇窗子，多一種獲取知識的橋樑，而且是多一個世界，多一個頭腦，多一重生命。

至少在我們國家，有一種或多種拒絕學習語言的理論或說詞。年輕的時候，我的一位極好學的朋友曾經對我講述了他不學習外語的“理由”，他說學外語太費時間，而他太忙碌；他說時代的發展趨勢是翻譯愈來愈發達和及時，因此他不如坐待翻譯的幫助，而把寶貴的時間用到別處去。

然而，他應該明白通過翻譯交流和學習與直接從原文交流和學習，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思想、感情、人類的一切知性悟性感性活動直至神經反射都與語言密不可分，思想的最最精微的部分，感情的最最深邃的部分，學理的最最精彩的部分與頓悟的最最奧秘的部分都與原文緊密聯繫在一起。讓我們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不要說中文譯西文或西文譯中文了，讓我們試着把老子的《道德經》譯成白話文吧，讓我們試着把唐詩宋詞譯成當代粵語吧，它能夠傳達出多少原文的神韻與精微？

再有大量事例已經證明，翻譯是帶着理解和解釋的翻譯，而愈是要害問題上，翻譯愈是受自己即翻譯者本人的歷史、地域、處境與知識結構乃至個性的局限，愈是重要的命題和精彩的作品愈是要不斷地翻譯，不斷地修正翻譯，不斷地在理解上從而在翻譯上出新。一個確實希望有所作為有所發現發明創造的學人，哪有隻滿足於讓翻譯牽着鼻子走的道理？

有一種故意誇大其詞的聽起來很嚇人也很荒謬的說法，但也並非完全是無稽之談，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切問題其實都是來自翻譯，例如我們把democracy譯作民主，把dictatorship譯成專政，這都不甚對。人們望本國之文而生髮外來詞之意，這就產生了無數麻煩。再如眾所周知的列寧的名著《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近二十餘年來則譯為《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並從而在解釋上有寬與嚴乃至極“左”與非極“左”的區別。這些對於不懂原文的人來說，只能任翻譯、任懂該種語言的人牽着鼻子走。一個希望學習追求真理的人，一個希望有所貢獻有所創造的人，能夠允許自己始終處在這樣被動的局面嗎？

還有一種最最奇怪最最愚昧的說法，似乎不學外語是愛國的表現。他們說：“我是中國人，學外語做什麼？”瞧，積極學外語的人有不想再做中國人之嫌呢。“文革”當中倒是有這樣的以無知為榮的事兒，誰如果是“老粗”，沒上過幾年學，那反而是政治上可靠的標誌。真是可恥呀!難道祖國希望於她的兒女們是封閉和無知的嗎？這樣的胡說八道我連評論他們的興趣都沒有了。

有人說自己的中文太好了，或者太熱愛母語中文了，所以不想學或學也學不好外語，這也是荒謬的。外語與母語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促進相得益彰的。只有比較過母語與外語的人才能真正認識自身的母語的全部特點，才能從比較中得到啟示得到聯想，從而大大擴張與深化對於母語並且對於外語的理解與感受。

母語好比是家鄉、家園，外語好比是世界。走向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家鄉，熱愛家鄉，建設更美好的家園。走向世界與熱愛家鄉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補的。

類似的理論我也不止聽一個懂某一門外語而口語不好的人講過：“我們是中國人嘛，我們講英語就是帶中國味兒的嘛，非學得那麼像外國人幹什麼？”甚至還有人堂而皇之地寫文章，說是將來中國國際地位高了，大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講洋涇浜式英語，全世界就會風行洋涇浜式英語。天啊，幸虧中國現在還不是頭號大國，已經開始計劃用洋涇浜式英語一統天下了，是不是還要用大清國的朝儀或者“文革”中的早請示晚彙報一統天下呢？學語言就要盡量學好，口語和文字都要學。你的語言學得愈好就愈有利於交流，有利於真正地弘揚中華悠久的文明傳統，有利於消除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偏見與誤解，也有利於消除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偏見與誤解，有利於博採眾長為壯大與發展自身而用，至少也有利於樹立改革開放的優美形象。當然，如果您限於先天後天條件實在學不好外語，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湊湊合合也照樣革命照樣建設社會主義照樣做官照樣評職稱拿學位——不行委託外語好的哥們兒替你寫幾頁英語論文稿前言或簡介就是了，但是請不要製造愚蠢的不學與學不好外語有理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