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激情的世界（代後記）

——貝拉訪談錄

陳駿(《紐約時報》特約採訪人)：貝拉，你的“9·11情愛三部曲”令你在海內外成名了，請你談談你的創作過程好嗎？為什麼要以“9·11”這個發生在美國的世紀慘案作為背景，你用了多長時間來完成這三部作品的？你當初在創作的過程中想到過今天的成功嗎？有學者認為你是套用了荷里活大悲大喜充滿戲劇化的經典愛情模式，你是怎麼看的呢？

貝拉：我知道對今天的美國人來說，“9·11”仍然是一個小心翼翼、不願被觸及的傷口。但如果迴避，一直迴避下去，美國人心中的傷口就可以癒合的話，那麼我也願意選擇緘默。問題是，那種隱痛積壓在心中是無法驅散的，而文學正是療傷的良方，它具有獨特的力量來實現深層次的療救。我寫“9·11情愛三部曲”，是想說“9·11事件”不僅僅是美國的災難，而是全人類共同的災難。一個中國的女兒一直在承載這樣的切膚之痛。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也流了一年的淚水)來完成《9·11生死婚禮》和其他兩本書的。我希望所有承受痛苦的心靈能從我的書中獲得療救。我以大自然中的挪威森林和音樂中的神秘花園，來引領大家走出驚悸和悲傷；從頭到尾都展示的是一位在“9·11事件”中失去了準新郎的中國女子的心路歷程，以此來告訴大家怎樣“以愛的激情來撫慰愛的創傷，用情的傾訴彌合情的失落”。說真的，在寫作過程中我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過什麼成功，而且今天的我離成功也很遠。至於有不少傳媒說我專門是為荷里活經典愛情悲劇的模式在寫作的，那完全不是這回事，我只為自己的心靈寫作。

陳駿：清華大學外語系王寧教授說你“是一個有着古典情懷的現代烏托邦的創造者，尤其擅長編織各種烏托邦式的夢境。”也稱讚：“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學底蘊以及巨大的文學創作潛力而言，她確實不低於那些在國內文壇異常活躍、並在讀者大眾中十分走紅的作家，而就其嫻熟地運用漢語的高超技能和令人驚嘆的想像力而言，她則明顯地高於後者。幾乎沒有哪位當代中國作家像貝拉那樣如此地關注人類共同的災難，並對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屬於新一代浪漫主義作家”。這是相當高的評價，你怎麼看待他的這席話的呢？

貝拉：他過獎了。我的文學創作還只是剛剛起步，專註於寫作也就這一年時間。怎麼可能到達那麼高的境界呢？我把他的話當做對自己的勉勵吧。我雖然具有多種文化的浸染(中國、日本，歐美)，也對藝術(音樂，美術和設計等)有一定的了悟和感覺，但要把那些東西融會到我的文學世界裏，那還需要更多的提煉和融會。至於對人類共同災難的關注，那應該是每一位作家，甚至是每一個地球村公民應盡的義務吧。

陳駿：看到著名評論家孟繁華對你作品的批評嗎？說你是典型的為中產階級寫作。完全屬於“全球化語境中的“摩登”寫作，根本不是為廣大勞苦大眾服務的。你怎麼看呢？

貝拉：孟繁華對我作品的批評，其實對我來說是一筆及時而又難得的財富，我覺得他說得很中肯和率直，我一直在思考他的意見，也希望日後到北京能親聆教誨。事實上，在我之後的幾部作品中，那種充滿時尚化摩登的東西正漸漸地在淡化。我已經感悟到：只有蒼白的心靈才需要那些豪華場景的陪襯。我願意在以後的創作中，更多地挖掘內心深處樸實無華卻閃光的東西——比如人性和信仰。至於為哪個階層寫作的問題，我想每個人都只能寫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吧。我離開中國十四五年了，對母國普通市民的生活真是一無所知。但是，我想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正是在邁向小康的中產階級生活之路上奔跑嗎？權當我的小說給他們一個更自由地活着與更浪漫地愛着的夢想吧。

陳駿：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說：“這部小說隱含着濃郁的東方情感——那種壓抑與絕望的詩情。也許這正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它既具有更為共同性的那些價值觀念，同時又有非常內在的民族情感記憶方式。這部小說試圖表達愛對個人乃至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的觀點。”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教授葉舒憲在評論你的作品時則說：“性不僅僅是性本身，它不能，也不該從愛、從靈魂等精神性的存在中剝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存在。它當然也無法與完整的身體以及人的命運相剝離。”請你談談在這個單純的**像麥當勞快餐那樣受歡迎的的時代，你的作品究竟要表達的是什麼？一位優秀的作家都具有使命感的，你的使命感呈現在哪兒？

貝拉：是的，我這三本書表達的就是愛與性是不可分割的粘連性，以及愛對個人乃至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這就是我的愛性觀，這也是我的使命感。我從不認同單純的性、無愛的性。沒有愛魂的交合是行屍走肉，瘋狂一把過後什麼溫馨甜美的感覺都沒有留下，那是我不取的。把單純的**比做麥當勞快餐倒也很恰當，一些健康報刊上不是說麥當勞是垃圾食品嗎？我雖對此不敢苟同，但是所謂快餐，一定就是匆匆填飽飢餓感的，人有食慾上的飢餓，更有生理上的飢餓了。但是只有靈欲一起燃燒的愛情才是刻骨銘心的，長留心間的——那是盛宴，燭光下鮮花、紅酒、音樂相伴的盛宴。

陳駿：“中國第一出版家”安波舜的主創理念是“創造永恆，書寫崇高，還大眾一個夢想”。你們能夠合作，是不是因為你們在主創理念上的一致？還有你的另一位合作者、著名評論家白燁曾說：“貝拉獨闢蹊徑的純情而浪漫的小說創作，在國內文壇還找不到與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說在情愛小說的寫作中，她是獨樹一幟的，因而也是無可替代的……”你們是不是準備營造中國古典浪漫主義的文學市場，你對那樣的市場有信心嗎？

貝拉：你提到的安波舜和白燁無疑是我文學上最重要的兩個人。沒有他們的鼓勵和激發，我寫完《9·11生死婚禮》之後，就不會再寫下去了。所以，藉此機會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激。安波舜曾經說過：“十幾年了，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像牧師一樣喋喋不休地宣講我‘創造永恆，書寫崇高，還大眾一個夢想’的創作理念和審美理想。我堅定地信奉老黑格爾‘絕對真理’的美學原則，相信在我們的這個世界上，存在着一種超越種族、地域和意識形態的人類共通的精神追求，存在着一種不折不扣的召喚，那就是：真誠、善良和愛。在我的現實中，主流意識形態很少給我鼓勵。但讀者和作家們卻慷慨地賜給我很多榮譽。這就註定了我每做一件事情，都陷入深深的孤獨。每一次都是帶着悲壯的理想主義激情，抱着一種把自己犧牲出去的心態，去和極端現實主義以及被極端現實主義寵壞了的讀者和評論家較量。當中國在政治、經濟上逐漸變成巨人的時候，我希望我的祖國在文化上，也能夠像高高的紳士一樣，彬彬有理地擁抱這個多彩而又文明的世界。”可以說他的這番話也正是我的創作理念。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失去了夢想失去了古典情懷的時代，我的寫作除了不斷傾訴自我心靈之外，最大的奢望就是要把遺落的夢想和情懷找回來，還給世人。

陳駿：《傷感的卡薩布蘭卡》是一致公認的“9·11情愛三部曲”中最出色的，請你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它的主題是什麼？

貝拉：與其說《傷感的卡薩布蘭卡》是一部愛之火熊熊燃燒的小說，不如說那是一首穿越生與死後凄絕的輓歌。主題就是扉頁上的一段話：“假如我們的文明教會了我們怎樣讓性的感染力適當而微妙地流動，怎樣保持性之火的純凈和生機勃勃，讓它以不同的力量和交流方式或閃爍、或發光、或熊熊燃燒，那麼，也許我們就能——我們就能——終生生活在愛中。”面對那一顆顆愛過的心，面對人類所有的風雨苦難，面對那些依然哭泣着的靈魂，我真的無法轉過身去。血液里先天性擁有的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讓我發了瘋一般地想要傾訴，除了傾訴還是傾訴。我多麼希望用人類的愛來戰勝這個時代的瘋狂啊！有學者稱我“是一位關注人類苦難，洞察人類深層精神世界，以柔弱的聲發發出堅強力量的一代浪漫主義作家”。(見清華大學王寧教授《飽含人間真情的悲傷》)非常感謝這番話，這真是我終其一生為之奮鬥的夢想。我的身上強烈地具有悲情和浪漫的色彩。

陳俊：我曾在你的個人文學網站上看到過一張你少女時代與巴金的合影，年已百歲的巴金是中國文學界的泰斗，他對你日後選擇文學之路產生過影響嗎？我覺得當時的你，那種氣質很像巴金小說里的人物，你覺得呢？

貝拉：我一直認為少女時代我在巴金爺爺家與他輕鬆聊天的那些經歷，是我心靈對文學產生的最初的感動。巴金爺爺是那麼樸實無華，總是穿着最普通的白色棉汗衫，說話時總是認真地看着你，那雙充滿着智慧的眼睛透過鏡片在閃爍。記得當時我曾用稚嫩的筆觸寫了一篇《致巴金爺爺》的散文，居然還榮獲了西安《教師報》“良師摯友”徵文比賽的特等獎。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但巴金爺爺一段寫在他書的扉頁上的話始終言猶在耳：“……我空着兩手來到人間，不能白白地撒手而去。我的心燃燒了幾十年，即使有一天它同骨頭一道化為灰燼，灰堆中的火星也不會被傾盆大雨澆滅。這熱灰將同泥土攙和在一起，讓前進者的腳帶我到不曾到過的地方。”這種偉大的情懷對我的影響是至深的。在這裏順便提及一下，幾年後我在日本山梨縣“下和溫泉”邂逅日本文學大師松本清張，並演繹一段忘年交。同樣令人感動。記得那次我們大家都坐在溫泉宴會廳里享用着晚餐，席間，我和松本先生交談甚多，我告訴他我小時候在上海看日本電影《沙器》時的情景，他聽着就傻傻地笑，神情舉止顯得那麼憨厚，還不斷地誇我的日語說得好。我終於明白大文豪們首先是自然之子，在人類和大地面前裸露靈魂。至於少女時代的我，總是一個大辮子，白襯衣，黑絲絨裙的裝束，特別清純的大家閨秀的感覺很多人說我不是那個時代的，而是30年代的新女性。(笑)現在的我更是返璞歸真，從不化妝打扮，我稱自己為加拿大村婦。

陳駿：為什麼你會說“初戀是你的第一座挪威的森林和精神上的神秘花園”？能談談你的初戀的情況嗎？

貝拉：第一次找到文學的感覺，確實是因為我的一場柏拉圖式的初戀。我的初戀就像電影一般充滿着浪漫和詩意，令我銘心。說來，那還是《廣州文藝》雜誌做的媒，因為少男少女的我們當年都是在那上面發表作品而知道彼此的。我清楚地記得，那位男孩當初發表的小說叫《夜聲》，講的是一位少年理解父輩情愛的事，讀了很讓人感動和震撼。於是，我在散文《悠遠的回聲》中提到了他的這部小說。那是一位離上海幾千里之外的廣西壯族青年詩人，我們之間自然而然地通了信，靠着鴻雁傳書維繫感情。幾個月後，我們見面了(1986年底)，這是終生惟一的一次相見。是我去了廣西南寧和北海。在我的處女作《東京夜色》一書中，有對這段初戀詳細的描述。是的，我永遠無法忘懷當我和那位青年詩人青春的身影走在南寧的樹木園、落後的壯民族村落和原始海灘上時，一種突然降臨的蒼涼和對人生苦難的感覺，那是一個住在大都市、在鋼琴旁優雅地生活着的我所未知的世界。那一刻開始，我的心靈就充滿了對自然和文學的最初感悟以及對人類苦難的憐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初戀確實是我精神上第一座挪威的森林和神秘花園。回望那段年少初戀歲月，已經16年過去了，也許對普通人來說，16年不算多麼漫長，但我的經歷我的足跡可以是普通人的幾輩子。用我的初戀男孩(感謝上帝，我們最近聯絡上了)的話來說就是：“16年對於柔軟的生命來說，當然鋒利無比，但對於迎風而立的石頭，16年只是瞬間。”

陳駿：貝拉，我覺得你的血液里好像充滿了激情。所以你看你激情地生活，激情地愛，激情地創作，我想知道有哪幾種激情支配着你的生命？

貝拉：是的，從我青春的女兒身開始，我的身上就燃燒着三種激情，那就是對充滿古典浪漫情懷的愛情深深渴望的激情；對藝術狂熱迷戀的激情；對人類的苦難深深憐憫和悲懷的激情。這三種激情構成了我的整個靈魂世界，也支配着我的生命。我想我處於不斷的遠遊漂泊狀態，大概就是因為血液里有這三種激情的緣故吧。

陳駿：你在書中演繹了如此凄絕浪漫的愛情，許多人因此把你捧奉為“愛神”，甚至有人把同樣出生於上海的姚明說成是“體育大使”而把你說成是“愛情大使”。請問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樣的風情萬千？你還會走進婚姻嗎？美國讀者都關心你這位讓人憐愛的中國女兒還會去哪兒漂泊？

貝拉：(笑)，我什麼時候成為“愛情大使”了？我很樂意接受這個稱號啊！當遭遇到真正的愛情了，那一定是“風情萬千”的，還用說？我認為浪漫不僅僅體現於情愛或**上，也不只是從外在的魅惑到骨子裏的風流，最好還要融會在一種藝術的詩意境界，那種浪漫就能叫做風雅。比如，我經常在月光下彈鋼琴，房間裏是一片黑暗，只有月光照在三角大鋼琴的黑白琴鍵上，照在我燃燒的身體上，這是不是很浪漫？要是情人就在這黑暗的房間裏，可想而知，之後會演繹出怎樣的“風情萬千”了。至於會不會走進婚姻，那真是難說，只要愛着就可以了。有關未來的漂泊地，那是無法預知的，但總會一站一站地走着，直到生命終結的一天。

陳駿：請你向我們透露一下最新寫作動態好嗎？繼“9·11情愛三部曲”之後，你還準備為我們的讀者帶來怎樣的文學作品？你寫作的目的是什麼？顯然你不會像許多中國作家那樣是為了生存而寫作，但名利始終是很吸引人的吧。美國各大出版社如何來接洽你，你的代理公司是哪一家？

貝拉：最近我正在寫“我的家族情愛史三部曲”，即將要完成的第一部主要是寫父輩《半世紀人生》的苦難。以一個中國男人在“紅色行進中”的生命歷程來展示豐富的人性，從而對愛與死永恆主題進行了深刻的詮釋和演繹。通篇以飽滿的情緒，悲情的筆觸寫出了“燦燦的黃金千條卻買不到生命一條”的曲折故事，讓世人明白苦難是生命的悲劇和人生的財富。第二部名字叫《上海大王》，也已經完成了構思，我將為上海男人樹立一個豐滿的形象。作品會着重刻畫一個穿梭於世界、在苦難中追求卓越，在滄桑中尋找光亮的上海男人——“D”；第三本名叫《北京才子》的書，則延續了“我的”愛情故事，可以接在《傷感的卡薩布蘭卡》的情節之後。談到名利，說不被吸引，那顯得很虛偽，但我怎麼就真沒把它當回事呢？我寫作完全是有滿肚子的故事要傾瀉，有滿腦子的思緒要奔流出來，好像六七年之內不一口氣寫出十幾部長篇來，我就會夜不成寐，會窒息、會崩潰似的。也許我沉澱的東西實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希望讀者千萬不要把我當成多產作家，我都無意成為什麼作家。文學對於我來說，真的就是一個永遠的夢，實現一種永恆的自救和療救，更是全身心的釋放。我不懂什麼技巧，也不會耍深沉，有的就是那點冥冥中感覺的東西。但希望我的書讀者不必錯過，因為我是用心靈寫給自己心靈的，以過去的足跡寫給未來歲月的。這樣的真情和純粹，如此的悲情和浪漫，每一次寫的過程中都使我淚流滿面，連自己都被自己感動了。至於我的出版業務，全權由設立在北京的現代·SNP創作中心負責，美國各大出版社以及代理公司可以去接洽安波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