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到底留下了什麼

作者：橡子

以一種王小波式的散漫，《三聯生活周刊》做了一個紀念王小波的專輯，也就引發了我對王小波現象的散漫聯想。本來，對熱點話題說東道西並不是一個值得誇耀的行徑，不過，考慮到關於王小波的誤會如此之多，好象不說點什麼，反倒更不值得驕傲。除了奴性之外，還有懶惰會讓人淪為沉默的大多數，所以，克服懶惰，應該也算是紀念王小波的一個好辦

法吧。

《三聯生活周刊》是一本向來張揚自己的人文色彩的刊物，這種刊物在目前的話語圈裏還是不多見的。有人說，有關方面專門給這本雜誌“開了個口子”，讓一些人可以通過它發出不同的聲音。如果這個“口子”的確存在的話，那麼，這個紀念王小波的專輯是很可恥的，因為，不僅沒有出現什麼讓人驚喜的不同聲音，甚至沒有多少實質性的聲音。它似乎想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推理：王小波的雜文主要是由《三聯生活周刊》發表的，而這位死者的雜文最能體現他的思想性，所以，如果說王小波對時代有什麼巨大影響的話，《三聯生活周刊》無疑有着很大的功勞。這個專輯的另一個主題是，王小波的主要思想貢獻在於有趣和自由，他的書和文章甚至締造了一代自由分子。我在看到自由分子這個詞組的時候是嚇了一跳的，不明白為什麼編輯們挖掉了中間的“知識”兩個字，這種閹割究竟是出於科學的考慮呢，還是因為那個“口子”並不存在？說實話，我很困惑。

借一個著名的死者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這種做法無須厚非，只要雜誌與死者之間的確存在某種瓜葛。從朱偉先生的回憶里，我們看到了王小波與《三聯生活周刊》的密切關係，所以，我很讚賞雜誌的做法，這既是聰明的，對讀者也是有益處的。問題在於，這麼好多一件事，為什麼會做得如此讓人不信服呢？我想了想，決定把原因歸結為做專輯的人並不真的理解王小波的文化遺產。

王小波是個自由知識分子嗎？應該是。他從西洋留學回國，按照現而今的說法是一隻“海龜”，在集體的潛意識裏，這就意味着他擁有更“先進”的思想資源；他本來擔任教職，卻辭了職專事寫作，這種不依靠體制謀生的生活態度也很自由(如果不考慮圖書和雜誌編輯也是體制和權力的代表的話)；他寫過一篇文章叫《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人們一向把這隻豬看作王小波的自況，是他追求自由的心靈的“外化”。從種種跡象看，王小波比當代絕大多數圈子裏的文人更有知識分子的底色，更值得欽佩。然而，誤解也恰恰發生在這個地方。專輯的卷首語就用一種王小波的姿勢(他喜歡讀羅素，也喜歡引用羅素的箴言)引用了愛默生和伯里的話，表明王小波的意義在於他突破了一些成規陋習，並且從事了“自由的建設”。這種引用西方話語曉諭國人的姿態，是流行於八十年代的典型的啟蒙姿態，是一種類似澆灌的動作：引用者在高處，而被啟蒙者在下方，形成了不平衡的精神結構。王小波這樣做，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特別想強調自己的海龜身份，並且凸現自己的思想特色，以及他對“國學”的不齒，但是，啟蒙的姿勢與他本人的一貫追求恰好是相悖的。他在《沉默的大多數》裏說，他無意於去啟蒙和提高誰，他寫作的目的基本上是提升自己。他完全有能力意識到，當八十年代成為往事時，啟蒙是一個多麼可笑的詞彙，因此，把王小波歸結到啟蒙者的行列里，對他本人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更絕妙的是，《三聯生活周刊》煞有介事地推出了著名網站西祠衚衕里的一個論壇——“王小波門下走狗聯盟”。這個聯盟的“盟主”，一個學新聞的大學生對記者說，“這是對前輩的尊敬”。如果王小波在另一個時空看到他作為一個亡靈，已經被當作自由烏托邦里的“哲人王”而供奉起來，在他的腳下出現了這麼一群虔誠的“走狗”，他會不會比哭還難看地笑起來呢？無論在小說還是在他的雜文里，王小波張揚得最徹底的，是一個人作為個人的自由與完整，是靈魂的獨立與桀驁。他渴望的世界是所有人都能成為自己的世界，是豬能夠按照豬的方式生活的世界，是所有人最大限度地不被設計和統一安排的烏托邦。他說，“讓我的想法和作品成為囂囂塵世上的正宗，這個念頭我沒有，也不敢有。”他絕對不會想到，那些所謂受到他的影響，被他的第一張多米諾推倒的年輕人，正麋集在他黑色幽默的旗幟下，成為一群對他本人馴順的、絲毫不驕傲的、缺乏獨立精神人格的“家畜”。如果雜誌的編輯們能夠稍稍揣摩到王小波這種死後的痛楚，他們無論如何應該以一種玩笑的口吻來講述這群“走狗”的故事，從而消解掉網絡上的精神崇拜遊戲，剝離出它的真實意義。可惜，不知道出於什麼緣故，他們很不王小波地煞有介事起來，以致於自己的認真本身也便成了一個玩笑，成了對王小波的精神褻瀆。

網絡的複製功能和衍射作用對文化有着很難準確估計的負面影響。正像《大話西遊》藉助網絡傳播成為神話一樣，王小波也面臨淪為神話的危險，在《三聯生活周刊》的這個專輯裏，在某些人緬懷的口吻中，我清晰地感覺到了這種危險。王小波正在被“王小波化”，並且變得異己起來。看網上那些由“走狗”們撰寫的紀念文字，有時你很難想到他們講述的就是狂歡者王小波，他的面目有些羅素，有些特立獨行，有些莊嚴和滯重，但就是不像王小波。

我從來不認為讓一個年輕的作家去寫思想性的專欄是個好主意，無論這個主意是不是為當代中國奉獻了一個有血肉的、有煙火氣的思想者。在啟蒙被徹底解構的年代裏，由狂歡者充當的思想者讓人無法不聯想到羅丹的那座姿勢活像蹲馬桶的著名雕塑。王小波那幾年的確是多產的，但是，對於王小波本人來說，從沉默中走出之後，這种放肆的喧嘩難道不是另一種設計和安排？他是不是考慮過這種專欄寫作對他作為作家的靈性、恣肆的傷害？他在努力傳播科學的人文思維方法，傳播獨特的“思想”的同時，他自身的有趣也越發僵硬起來，他在傳道的過程中變得面目呆板、接近無趣。因為，以他體驗性的文化資源，去開拓思想的疆土，無疑也是一種折磨。儘管王小波多數時候把這種折磨看成了享受，但他的鮮活是被扼殺了的。這種專欄的扼殺與其後發生的網絡謀殺相繼施於王小波，再加上所謂的浪漫騎士的桂冠，王小波從一個作家、一個早夭的作家升華為文化烈士，成為與僵硬的精神格局戰鬥而死的殉道者。這樣的升華對於作家來說，絕對不是什麼尊重，頂多算得上一種文化挪用，是很不莊重的青睞，是後來者為了某種自我目的而對死者的改寫。

讓我最為忍俊不禁的是，雜誌還約了兩個有點名氣的文學青年講述自己作為自由分子的成長史。這樣做的匠心在於，如果他們的成長得益於王小波的“第一推動力”，則無疑更加旁證出王小波的大師地位。如果我真的像編輯那樣天真地以為，他們成長過程中的騷動不是由於天性，不是出於時代的躁動，而是源於王小波的影響，那我就真的為自己的智力感到悲哀了。兩個文學青年中，李紅旗是詩人，據我見過的下半身詩人沈浩波說，他是一個“年輕有為的詩人”。他主要的經歷就是不斷的出走，混在北京，最後一不留神就發表了許多作品，並且獲得了連篇累牘的讚美。他跟王小波有什麼關聯呢？也許就是那一不留神。根據李紅旗本人的自述，他並不認為王小波對他有什麼根本性的影響，而且他很聰明地認為王小波“把嘴張得太大了”。對王小波那些年的啟蒙情結，並不是沒有人感到狐疑的。另一個文學青年連岳把自己跟王小波比較親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因為他們都是專欄作家，都不用從體制中獲得衣食保障和其它好處，而且，比王小波幸福的是，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狀態幾乎就是自由的。然而，當專欄作家真的就與自由更親近了嗎？真的就有了自由知識分子(讓我們還是恢復這個詞彙的完整性)的身份嗎？這一點值得懷疑。在我看來，目前混跡於“有趣”的雜誌的專欄作家遠遠比不上記者更有自由底色。當記者和編輯，至少能夠接近真實的生活，尤其是底層生活，能夠了解到粗糙蕪雜生活中自由的稀缺與不易，在制度允許的情形下，還可能為正義的進程發出一些聲音，這一點，在廣西南丹煤窯透水事件中就得到了證明。如果不是記者的突圍努力，金錢與權力苟合而做下的鐵幕差點就永遠合上了。反觀現在的專欄作家們，他們的精神價值比最沒有才華和獨創性的詩人尤有不如，除了在一些間接材料中尋找小哲理、小情趣，在個人體驗的基礎上抖點小機靈之外，就是用狗哥搜尋引擎整點大眾沒見過的材料給大眾看。他們的專欄寫作如果還能算得上是寫作的話，其用途也不過填滿報紙和雜誌的空隙，為自己賺得可觀的稿費以贏得所謂的“不為任何東西所要挾”的自由生活，順便把部分大眾培養成有一點小資趣味，或者自認為有小資趣味的人。對於當代的文化實踐和真理實踐來說，專欄作家的作用充其量與細菌相似，把落葉變成肥料，把牛奶變成酸奶。他們只是為自己贏得了名聲，卻沒有發出真正的專欄作家的獨立聲音。這又怎麼能夠與王小波相比，並且以暗示某種影響的焦慮的方式來和自由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套近乎？

《三聯生活周刊》在這個專輯中所表達的自由(至少是通過這些講述者表達的自由)是可疑的，比王小波在他的雜文和小說里營造的自由烏托邦更可疑。對於這些“走狗”、文學青年、專欄作家和媒體工作者來說，自由似乎是殉難的目標，或者是一種生活方式。比如，女孩子剃個光頭就意味着自由，從體制化的職業中逃離出來、混跡在藝術人群里就是自由，擺脫母愛的束縛也是自由，不端鐵飯碗、有上頓沒下頓也是自由……在輕微的背叛和反叛中，在物質的自足里，自由似乎是一種唾手可得的東西，是自我標榜的商標，與嬉皮士頭上的旁克髮型有點類似。這種把自由旁克化的傾向，顯示出這個時代對自由的集體誤解。很可能，這個誤解就是王小波留下的財富之一。王小波以自己並不工整的表述、色情的張揚姿態、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暗示“走狗”們，自由似乎不是人類通向自我完整的漫長道路，甚至是不可能抵達任何可能目標的道路，相反，倒是一種姿態，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自我標榜，這當然不是王小波的本意。以王小波的知識積累，他是能夠意識到自由的悖論的。自由對尋求自由者的束縛，無限度的自由所導致的極度不自由，以及自由在完整意義上的不可能實現，都讓人類對自由的想像掉進一個無限熵增的死循環。王小波自嘲和嘲弄的精神傾向本來是可以消解這個危險的循環的，但是，在他的那些喪失了自嘲能力的後繼者那裏，自由就變成了一個事兒媽的姿態。

我更願意把王小波看作一個懂得文字快感的作家，一個知道“有趣”的重要性，拿“有趣”這個武器與呆板生活玩貓與耗子遊戲的大兒童，一個並沒有刻意挑戰時代的道德潔癖、但以性的狂歡招惹了過多讚美的幸運兒。但是，他的“有趣”還只是一種未被摧殘的人性的基本訴求，雖然也有強烈的文化自覺，也還是沒有抵達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梳理出的幽默文化遺產(王小波看過《被背叛的遺囑》，但他的有趣並不是來源於米蘭·昆德拉，因為他似乎並不特別認同幽默的重要性)。有趣與幽默雖然貌似，反對的也是同一個敵人，但有着顯而易見的差別。有趣更主要是一種趣向，而幽默是有意識的精神追求，是能夠裹住自由刀鋒的刀鞘，是狂奔的思想列車上的制動裝置和潤滑劑。幽默更能避免向著**、壓抑、呆板、非人道的文化蛻變。喪失了有趣的生活頂多是難以忍受的，但如果喪失了幽默，世界將因為沒有了解毒劑而變得殘忍。只要有幽默存在，可怕的道德審判就會被“延期”。正因如此，米蘭·昆德拉才把幽默看作歐洲藝術最偉大的遺產之一，但也是正在被背叛和忘記的遺產。不過，王小波和他的寫作的價值也正體現在這裏，他的怪誕不經，他的沒正形，他的色情和語言狂歡，以一種“興奮的道德”替換了“審判的道德”，以幽默模糊了判斷，從而給我們的時代留下了多樣性與可能性的財富。

紀念王小波是好的，但“王小波化”並不是真正人文的表現，只能說得上有趣。所幸的是，《三聯生活周刊》還划拉了一群學者來談論王小波。我不明白的是，編輯為什麼不請作家談論王小波，而是請了這麼一群人文學者？鑒於王小波生前對人文學者的不屑，我覺得編輯的做法多少有點和王小波過不去的“黑色幽默”，但遺憾的是，學者們似乎並沒有領略到這種幽默感，沒有體現到編輯的遊戲“苦心”。他們以那種解剖標本的方式談論了王小波，這對於不以嚴謹見長的作家(哪怕是王小波這樣的“啟蒙作家”，不嚴謹也是他顯而易見的軟肋)來說有點殘酷，但好在他們還不至於不明白自由為何物、在何處，他們也不至於忽略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也不會因為迷戀王小波的文本而把他美化成文化英雄。在這個方面，三聯生活周刊的確是做了個折中，人文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