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容閎的夢(6)

1867年春天，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出現了一所新奇的學校，它的學生，有的學習英語，有的學習法語。有一位學生，在他的晚年，還清楚記得那座古寺的塔光山影，記得和尚們誦念佛經，學生們朗讀外語，此應彼答，相伴成趣的生動情景。這位學生就是中國近代思想家嚴復。他在十三歲時考入了福建船政學堂——左宗棠和沈葆楨創辦的中國最早的海軍學校。在洋教習的指導下，那裏的學生們不但學習外語，還學幾何、微積分、物理學、機械學、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學校分為兩堂，前學堂學製造，以法文授課；後學堂駕駛，以英文教學。同文館和福建船政學堂，都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新式學堂，可是前者只是培養外語人才，創辦后的三年內，爭議不大，影響也小。後者大規模引入“西學”，就有許多風險，但它畢竟是從平民子弟中選拔培養單純的技術人才，和科舉制度沒有正面衝突。也恰在船政學堂開辦的同時，1867年，在同文館第一屆三年期滿時，恭親王打算把天文、數學等諸多西學內容納入同文館的教學，並決定招收舉人、貢生，以及由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員來同文館，並且要求翰林院的翰林們也來參加學習，討論新學。這就引來一場軒然大波。恭親王的決定，遭到士大夫階層一片反對。他們認為讓科舉正途人員去“師學洋人”，是士大夫的奇恥大辱。一位御史率先發難，指責這是“習為機巧”，認為要“自強”，用堯、舜、孔、孟之道培養出來的“臣民之氣節”才是最最重要的——“朝廷能養臣民之氣節，是以遇有災患之來，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敵愾，赴湯蹈火而不辭，以之御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滅。”他的奏摺遭到當時支持變革的慈禧降旨駁斥。可是慈禧的解釋是，讓“正途人員”進入同文館，“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言下之意，“中法”和“聖道”是不會丟棄的。這使反對聲浪繼續高漲，一副對聯在京師流傳：“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這時，同治皇帝的師傅，大學士倭仁提出了措辭更加激烈的奏摺，反對同文館招收“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倭仁從“立國”的“根本”破題，強烈反對向洋人學習：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他給同文館扣上了“變而從夷”的大帽子，警告變革將會使中國人通通歸於外國：夷人吾仇也……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他斬釘截鐵地要求：“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弭隱患，天下幸甚！”倭仁是咸豐、同治年間被士大夫階層崇敬的理學大師，他的言論足以傾動一時。他的奏摺一出，在京師四處傳誦，沒有人再敢去投考同文館。以倭仁的聲望地位，恭親王不能等閑視之，他不得不回奏，先稱倭仁“陳義甚高，持論甚正”，再被迫迎戰，強調“不得已的苦衷”。此後十多天裏，兩人交章上奏，針鋒相對，你駁我辯。在相持不下之時，恭親王只能抓住倭仁所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的話，反唇相譏，說，倭仁知道有這樣的人才，真是“不勝欣幸！”那就不如請太后降旨，讓倭仁保薦數字中國教師，另設一所學校，就請倭仁主持。這個建議竟然得到慈禧的批准。慈禧甚至乾脆任命倭仁擔任總理衙門官員，把他拖下士大夫們所厭惡的“洋務”濁水。這一招果然厲害，倭仁氣得在馬上眩暈，幾乎跌落，回家后臉色憔悴，不思茶飯。倭仁被斥，風波卻並沒有結束。恭親王表面上擊退了反對派的進攻，實際上他的改革方案大打折扣。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一些原本有意來投考同文館的人，也裹足不前。同文館只能勉強考試，在九十八個報名者中錄取了三十人。因為被錄取者素質太低，很快又淘汰了二十人，留下十人上學。這十人，最後只有五人畢業。這是1867年。就在同一年，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開學。學生們學的是福澤諭吉從美國帶回來的一大批外文原版書，學生們有大、中、小不同規格的詞典，他們用英文念經濟、歷史、地理、物理，高聲朗誦福澤諭吉親自編寫的《世界國盡》：世界之廣大，國家之眾多，大別分為五大洲……，不了解世界，人就失去存在的價值。孩子們在念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智能生勇，渡水使用汽船，行萬里之波也毫不恐懼；行於陸地的蒸汽機車，宛如給人添上雙翼……日本人走得很快。可是在中國，改革不容易，傷筋動骨，而碰着中樞神經的改革就更難。同文館的風波，顯示那張古老書桌的堅固沉重。洋務派沒法挪動它，只好繞開它走。6．有一個姓蒲的美國人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