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懸疑小說的顛覆者(1)

自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的《四簽名》和《血字的研究》於１９世紀８０年代末相繼發表以來，偵探小說這一新的小說類型以其結構嚴謹、情節驚險、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一直深受廣大讀者青睞並在世界各國得到蓬勃發展；然而，柯南道爾筆下的歇洛克·福爾摩斯——這一以縝密的邏輯進行嚴謹的推理而破案的大偵探形象——長期以來也禁錮着許許多多後繼作家的創作構思。綜觀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偵探小說，無論隨着時代的發展或由於國情的不同注入了多少新的變化，一般來說，有兩條原則往往是基本不變的：一是竭力突出某位精明強幹、推理嚴謹、不苟言笑、性格古怪，甚至近乎神化的大偵探形象，二是情節結構幾乎都遵循着同一個模式：案發——偵查——漸露端倪——幾入誤區——柳暗花明——兇手歸案。本書推出的當代法國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布里吉特·奧貝爾的這兩部小說，首先從這兩個方面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感覺。布里吉特善於在她的驚險曲折的偵探小說中變換趣味。在《樓梯》中，面對一個小女孩的暴死，想弄清是屬於意外事故還是他殺所致，作者安排的不是警方或某個私家偵探，卻是一位為這個小女孩做屍體防腐處理的非常具有責任感的動物標本剝製師，偏偏他又不由自主地愛上了女主人公——那小女孩的母親，於是主人公在苦苦追蹤兇手的同時又苦苦追求着愛情；而愛情的障蔽使他在偵查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迷途，缺乏專業警惕又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險遭不測。愛情糾葛與此後接二連三發生的凶殺案交織錯雜在一起，最終，兇手得到懲處之日也正是充滿着浪漫色彩的戀愛塵埃落定之時，作者別具一格的情節構思既扣人心弦又為我們唱響了一曲纏綿哀怨的愛情輓歌。與《樓梯》不同的是，《器官》中的殺人兇手在故事開始后不久就已浮出水面，讀者早就看出兇案系一精神錯亂者所為，負責破案的治安警察瑪賽爾·布朗和他那些滑稽可笑的上司和同事們卻聯想豐富，思路紊亂，甚至暗暗祈求所面對的不是一個系列殺手。作者出色地以諷刺的筆調描繪了這些刑事警察在破案過程中一個個自命不凡、各執己見又愚蠢可笑、互相攻訐，以致幾次與殺人犯擦肩而過，幾次錯過了破案良機，使得之後好幾件本可避免的慘案相繼發生。對此，連已被擊斃的“死神裁縫”的“轉世靈魂”也驚呼：“我明白了為什麼犯罪率在上升”讀者在隨着這幫警探偵查、緝拿兇犯的過程中，既會被一個接一個巧妙設置的懸念深深吸引，又會對法國南方某港口城市中的這幫無能又自大的警察不由自主地發出感慨。布里吉特喜歡在她的偵探小說中以當事人的，而不是傳統偵探小說中那種“全知全能”的視角來敘述故事。作者在新世紀初推出的這兩部力作，其敘述視角自始至終不斷地巧妙轉換，這不僅避免了傳統偵探小說中作者像上帝那樣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居高臨下的敘述方式，而且故事的敘述者就是事件的參與者和目擊者，他們不是遊離於情節之外，而是置身於情節之中，本身就是情節的構成因素。這種對現實事物的客觀描述與人物主觀感受相契合的描繪，不僅推動着故事情節不斷向縱深發展，而且加深了對人物內心深度的開拓。在這兩部小說中，讀者看到的不僅是案情的發展和破案工作的進行，更能看到一個個各具鮮明性格、充滿着時代氣息的人物躍然紙上，為我們展示出一個生動有趣又能深刻反映案件產生的時代氛圍的現實環境。現代讀者不希望被動地去接受一個由作者為他們編織好了的、呈線性發展的故事。他們希望參與到所讀的小說中，希望閱讀和闡釋不僅是一種“發現”，而且是一種“發明”，希望置身於“生產過程”，而不是“終極產品”之中。這種新的小說觀念體現了當代人認識世界、認識文學及其內在規律所達到的新的水平、新的高度。在偵探小說這一領域，讀者在這方面的期待尤為強烈。布里吉特在敘述過程中善於把影視藝術對形象進行切割和組合的那種視感變換的手段引入文學描繪，畫面上不經意出現的一個場景或人物，甚至一件微不足道的普普通通的玩具，看似平淡，卻是絕妙伏筆，往往對情節的發展或轉折，或把情節推向**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的描述，不僅符合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也牽引着讀者主動把前後文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暗示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在“戰慄”之餘，體驗到與主人公同驚險、共探索的樂趣。開掘人物的“內宇宙”，探索並描繪造成人物思想行為的心理動因，着力表現人們對世界、對現實、對人生的反思，是當代法國文學發展的主導趨勢。剛剛過去的２０世紀可謂是西方社會變化最大、發展最快的一個世紀。一方面，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使得物質財富在質與量方面的增長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在冷若冰霜的商品原則面前和人性遭到嚴重壓抑和異化的環境中，現代西方人所面臨的是願望與現實的落差，暗流與逆流等巨大挑戰。因此，當代的西方作家，着力表現人在命運迴旋與砥礪中的困惑、掙扎、希望和艱難處境，着力表現人和環境的異化帶給人們心靈、思想、行為方式的巨大嬗變，突出人的本來面目在物慾作祟洪流中的喪失。這兩部作品中的兇手一為精神病患者，一為心理不健全者，其餘的人也都以一張張面具遮掩着他們的本我。布里吉特·奧貝爾在偵探小說這門構思精巧的藝術上對一個個人物的潛意識和下意識，包括精神病患者不健全、不連貫的意識流做了出色的描繪，融入了時空跳躍、多變，以及自由聯想，內心獨白等眾多現代主義表現技巧。在《樓梯》中，這位女作家深入主人公希勃的內心世界，跟着人物意識的流動從心理的角度去刻畫人物和事件；在《器官》中，布里吉特還別出心裁地讓已被擊斃的“死神裁縫”的“轉世靈魂”寄居到漂亮的女警官——當代世界超級名模克洛蒂亞·西弗在警界的一個“克隆”——洛拉身上，通過這個殺手在洛拉腦子裏表述的對諸多事件的看法，暗喻着這位有着“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女警官潛意識中的一股“匪氣”。這不僅使偵探小說擺脫了老一套的敘事模式和單純地宣揚善惡有報的因果思想，而且使得這門已具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小說類型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