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與啟蒙(8)

其中，在日本《改造》月刊發表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很富於進攻的性質。所謂“兩三件事”，是指中國的火，王道和監獄。有關“火”的一節，把神話典故同現實中的燒書事件等聯繫起來，通過民間祭火神的習俗描寫，表明權威和壓迫不可能完全征服人心，同時權勢者也決不會因為有過謳歌感謝的人們而施行王道的。關於王道，文章這樣指出：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在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葯。為了刨掉國民黨政府的文化**主義的老根，魯迅搜購了一批明清時期的筆記、野史、**和檔案等，邊讀邊寫了《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獄史反照現實。《隔膜》和《買〈小學大全〉記》都寫奴才文人，他們忠而獲咎，以致慘死，根究起來都因為“隔膜”：不了解主奴有着嚴格的區分，為奴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文中對乾隆一類“英主”的統治心態有着很細緻的披露：“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是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作為統治者的“文藝政策”或“文化統制”，一方面是砍頭，**，甚至“銷毀”，不使與世人見面。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這是消極的一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的四庫全書，於有關係的歷史著作，無不加以修改，作為定本，不是鑒定，便是評獎，使文苑中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還有就是以統治者的思想形成一股勢力，一種潮流，並且使知識分子有意無意地迎合這種潮流。《病後雜談》和《病後雜談之餘》繼而敘說文字獄，以及文字獄以外的統治者的虐政。自有史以來，中國人就一直被同類和異族屠戮，奴役，掠奪，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然而，中國的文人，卻偏能從血泊里尋出閑適來：“他們不但歌頌昇平，還粉飾黑暗。”文章把統治者的兇殘和文人的乖巧對照着寫，處處流露出作者對以各種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國現實的才子們的輕蔑和憤慨。這樣的文字當然為檢查官所不容。《病後雜談》送到《文學》月刊，檢查時即被刪掉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魯迅戲稱的“只剩了一個頭”。他要求將刪剩的部分照樣發表，意在懸頭示眾。，但發表出來以後，就有作家據此評論說：魯迅是贊成生病的。至於《病後雜談之餘》一刪再刪，題目也被改作《病後余談》，而且刪掉“關於舒憤懣”的副題，才准予發表。魯迅沒有法，只好在結集時設法補正，在曾經刪除的文字旁邊加上黑點，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文章如土欲何之?”然而，世界也不是沒有避居的地方，山本初枝邀他旅日，蕭三也轉達過蘇聯請他參加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的意向，但他都謝絕了。他告訴山本初枝說：“日本風景幽美，常常懷念，但看來很難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會讓我上路。而且我現在也不能離開中國。倘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倒，暗殺者就會更跋扈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還要出版，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他這樣答覆蕭三：“大會我早想看一看，不過以現在的情形而論，難以離家，一離家，即難以復返，更何況發表記載，那麼，一切情形，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不能傳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么?也許還是照舊的在這裏寫些文章好一點罷。”他離不開上海。他離不開中國。他知道他的危險處境，他將繼續着他的“帶着鐐銬的進軍”。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