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與啟蒙(1)(圖)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關東軍隊突然襲擊瀋陽，接着入侵吉林、黑龍江。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個月內，日軍迅速佔領了我國東北全境。國難當頭。舉國上下，一面是投降與倒退，一面是救亡運動的高漲。從這時開始，魯迅寫下大量的時事評論，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的同時，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和**政策。這些時評，以《偽自由書》為最集中也最直接。在戰爭剛剛揭開帷幕的時候，在蔣介石以民族領袖自居而宣稱“攘外必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時候，在淪為異族的危機使每一個中國人變得空前亢奮的時候，魯迅提醒大家說，不要忘記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奴隸國家，我們從來就是一群奴隸!他認為，民族生存的關鍵，在於使廣大奴隸獲得做人的基本權利。因此，針對打出“民族”旗號而為政府着想，盡“寵犬”的職分，極力維護現代奴隸制度的喧囂一時的“民族主義文學”，他寫下長文，指出：這是一群流屍，而流屍文學是與流氓政治同在的。當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輿論日益偏向統一戰線和保衛國防的宣傳時，魯迅仍然從自己的獨特的階級論出發，清醒地透視了從理論到實踐都仍然處於混沌未解狀態的民族問題，從而確定自己在一場新的民族革命戰爭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為奴隸的徹底解放而鬥爭。魯迅的深刻性還在於，他不但指出抗戰的障礙來自統治階層，而且來自國民自身。他常常把權力者的**手段同國民的愚昧表現，把權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國民的文化心理結合起來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統治者無所遁形的同時，讓國民意識到自身的責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啟蒙，不是救亡壓倒啟蒙，而是在救亡中啟蒙，以啟蒙從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時期，啟蒙的主要任務則在於打掉中國政治劇目主持人的欺騙性，把幕後的醜劇搬上前台。《二心集》的後半部，《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都是這樣的短小精鍊，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傳與做戲》《經驗》《諺語》《沙》《偶成》《漫與》《世故三味》《謠言世家》《火》《搗鬼心傳》《現代史》《〈殺錯了人〉異議》《二丑藝術》《華德焚書異同論》《由聾而啞》《同意和解釋》等，都寫得十分漂亮，比之《熱風》諸篇什，更紮實，更沉着，更具藏鋒。在白色恐怖之下魯迅的處境愈來愈艱難。上海事變以後，長達一個月內，甚至於流離失所，連一個可供寫作的環境都沒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說：“時危人賤，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個中國人，一個知識分子，當此內憂外患的時代還能做什麼呢?他心裏想的，還是要說話，要寫文章，打破禁錮的沉默。1932年1月，《中學生》新年號徵稿，要魯迅面對中學生說說今後努力的方針。他的答覆十分明確，說：編輯先生：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自由么?假如各先生說“不”，那麼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作聲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1932年間，在左翼批評家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新的論戰。論戰的中心，仍然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編的《文化評論》創刊號當創刊詞發表的《真理之檄》，還有《阿狗文藝論》，一面批判封建意識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面批評左翼文化運動，把“普羅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都稱之為“阿狗文藝”。在左翼批評家的回擊之下，後來又發表了《文化運動問題》《是誰為虎作倀》及《勿侵略文藝》等文，堅持自己的“自由人”觀點，反對政治對藝術的介入，表明一種矛盾的立場和理論上的混亂。稍後，杜衡以蘇汶為筆名加入了這場論戰。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邊，提出“第三種人”的觀點。從此，關於“自由人”的論爭便轉向“第三種人”的論爭，論爭的中心，也隨之轉移到《現代》雜誌上。魯迅介入這場爭論很晚，直至蘇汶破門而出，才發表第一篇文章：《論“第三種人”》。作為左聯盟員，蘇汶竟然把矛頭對準了“左翼文壇”；這種簡直近於叛賣的立場和極不嚴肅的態度，使魯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沒有使用過去對付論敵的近乎刻毒的諷刺筆調，也沒有使用周揚等往往把問題歸結為階級本質的簡單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辯的事實和顯淺的比喻，辯說蘇汶所言及的兩個要害問題，即“第三種人”是否存在，以及大眾文藝的價值問題。在**的現代中國，不做奴隸，就是奴才，簡直沒有逃路。無論如何以“自由”“中立”相標榜，最後難免要分化；所以在魯迅看來，論證“第三種人”存在與否不重要，全部的意義在於政治實踐。針對蘇汶對“橫暴的左翼文壇”的斥責，魯迅說，左翼作家有着引導的責任，但在“一黨專政”之下決沒有超越指揮刀的威權，因此，所謂的“第三種人”也即“作者之群”說是因為左翼文壇的威嚇而擱筆，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謊話而已。魯迅承認，自有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確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闆，敵黨的探子的；但是，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斷克服着，進軍着。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