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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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魯迅經歷的兩次重大的家庭變故,嚴重地毀損了他的精神健康,給他留下了終生難以彌合的深刻的創痕。最先是祖父下獄事件。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曾外放知縣,后被勒令退職。通過出錢捐官的道路,在京候補9年,終於當上一個專事抄寫的七品小京官。一年,慈禧太后“萬壽”,由光緒皇帝頒旨,在全國各省舉行“恩科考試”。在此期間,周福清恰好因料理母親喪事滯留紹興。幾家親友在得知他同主考官是同科進士,有同年之誼,湊集了一萬兩洋銀,求他為應試子弟代為行賄。他應允過後,立即趕赴蘇州,待打聽得主考的行止,親自寫了一封信,將具名及一萬元的錢票附入,令聽差遞呈。但是,所有周密的考慮,最後竟被鹵莽的聽差給敗露了。即使在一個**透頂的社會,官方也得維持“法治”的面子。周福清知道事關重大,試圖找人開脫,碰壁之餘,隨即逃到上海,避居了一段時日,結果投案自首。光緒皇帝在刑部上報的案卷中,親筆批示道:“斬監候。”斬監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把犯人給監禁起來,聽候斬首。何時斬首是無法預期的,只能等候最高指示。這種朝不保夕的懸空狀態,給所有相關的生命帶來無邊的焦慮。在周福清入獄時起,為了逃避株連,魯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親魯瑞轉移到了鄉下,過一種其實是流亡者的生活。由於同知府大人有私交,周福清得以租住杭州府獄附近花牌樓的房子,並且由姨太太及少子陪住,還雇了廚師和保姆。所有這些費用,自然都得由長子——魯迅的父親周鳳儀負擔起來。然而,除了變賣田產,被斷送了科舉前途的讀書人有什麼能耐呢?對於祖父在官場中染成的這種陳腐的習性,魯迅應當是反感的。周福清後來病故時,三弟周建人曾經問他,是否保存祖父的日記,他的回答是:照例燒掉。周鳳儀憂憤成疾,37歲時就死掉了。這時,魯迅才16歲。這是繼祖父下獄之後,他所遭受的最為沉重的打擊。周鳳儀所患的“鼓脹病”,按照現代醫學推斷,當是肝硬化腹水。從病因學來說,長期的精神抑鬱是致命的。為了病重的父親,正在三味書屋讀書的魯迅無法專註於“子曰詩云”,請醫生,尋“藥引”,幾乎每天都要出入於當鋪和藥店之間。從魯迅後來的回憶文字來看,他在當鋪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銘心的,而藥引——如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原對的蟋蟀,結子的平地木等等——的尋搜,也使他受盡了中醫的愚弄。所以,他在日後表現出來的,對本土傳統以及社會不公現象的憎恨與攻擊,都變得很可理解了。如果說祖父下獄事件直接來自權力和權力者,那麼,父親的亡故則與社會和文化有關。這兩次連在一起的事件,使魯迅長期陷於絕望,孤獨,以及對所在境遇的質疑之中。在描寫魯迅性格的時候,人們常常說他多疑、善怒,其實是苦難生活預期教育的結果。在生存的鬥爭中,為了不欺騙自己,他必須拒絕支援,勇於獨戰。他是固執的,頑強的,因為他面對的敵人是整個世界,無主名的殺人團,其強大並非出於個人的幻覺,而是經驗中的事實,因此他不能不堅持作殊死的反抗。然而,作為自覺的弱勢者,他在內心充滿悲憫之情。周家的敗落本身就是一種不幸,從病魔的掌中掙扎至死的父親,到依然留在世界上而為貧困所俘獲的母親與幼弟,都是孤苦無告的受難者。憎來源於愛,責任和勇氣同樣來源於愛。他,一個頭生者,除了站出來做他們的保護人,已是別無選擇。在家庭的由盛而衰的下墜過程中,在上層與下層兩個世界轉換的中間地帶,他長時期停留在那裏,凝視着人類的靈魂,感受着周圍的冷漠,麻木和殘酷。對於魯迅,整個少年時代,不但培育了他的性格,他的哲學,同時孕育了他未來的精神傾向與文學主題。幸福是單調的,惟有苦難深沉而豐富。在短短几年內,魯迅所經歷的一切,實在遠勝於一個太平順民的漫長的一生。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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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巨匠的一生:魯迅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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