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層(圖)

少年魯迅經歷的兩次重大的家庭變故,嚴重地毀損了他的精神健康,給他留下了終生難以彌合的深刻的創痕。最先是祖父下獄事件。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曾外放知縣，后被勒令退職。通過出錢捐官的道路，在京候補9年，終於當上一個專事抄寫的七品小京官。一年，慈禧太后“萬壽”，由光緒皇帝頒旨，在全國各省舉行“恩科考試”。在此期間，周福清恰好因料理母親喪事滯留紹興。幾家親友在得知他同主考官是同科進士，有同年之誼，湊集了一萬兩洋銀，求他為應試子弟代為行賄。他應允過後，立即趕赴蘇州，待打聽得主考的行止，親自寫了一封信，將具名及一萬元的錢票附入，令聽差遞呈。但是，所有周密的考慮，最後竟被鹵莽的聽差給敗露了。即使在一個**透頂的社會，官方也得維持“法治”的面子。周福清知道事關重大，試圖找人開脫，碰壁之餘，隨即逃到上海，避居了一段時日，結果投案自首。光緒皇帝在刑部上報的案卷中，親筆批示道：“斬監候。”斬監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把犯人給監禁起來,聽候斬首。何時斬首是無法預期的,只能等候最高指示。這種朝不保夕的懸空狀態,給所有相關的生命帶來無邊的焦慮。在周福清入獄時起，為了逃避株連，魯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親魯瑞轉移到了鄉下，過一種其實是流亡者的生活。由於同知府大人有私交，周福清得以租住杭州府獄附近花牌樓的房子，並且由姨太太及少子陪住，還雇了廚師和保姆。所有這些費用，自然都得由長子——魯迅的父親周鳳儀負擔起來。然而，除了變賣田產，被斷送了科舉前途的讀書人有什麼能耐呢?對於祖父在官場中染成的這種陳腐的習性，魯迅應當是反感的。周福清後來病故時，三弟周建人曾經問他，是否保存祖父的日記，他的回答是：照例燒掉。周鳳儀憂憤成疾,37歲時就死掉了。這時,魯迅才16歲。這是繼祖父下獄之後，他所遭受的最為沉重的打擊。周鳳儀所患的“鼓脹病”，按照現代醫學推斷，當是肝硬化腹水。從病因學來說，長期的精神抑鬱是致命的。為了病重的父親，正在三味書屋讀書的魯迅無法專註於“子曰詩云”，請醫生，尋“藥引”，幾乎每天都要出入於當鋪和藥店之間。從魯迅後來的回憶文字來看，他在當鋪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銘心的，而藥引——如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原對的蟋蟀，結子的平地木等等——的尋搜，也使他受盡了中醫的愚弄。所以，他在日後表現出來的，對本土傳統以及社會不公現象的憎恨與攻擊，都變得很可理解了。如果說祖父下獄事件直接來自權力和權力者，那麼，父親的亡故則與社會和文化有關。這兩次連在一起的事件，使魯迅長期陷於絕望，孤獨，以及對所在境遇的質疑之中。在描寫魯迅性格的時候，人們常常說他多疑、善怒，其實是苦難生活預期教育的結果。在生存的鬥爭中，為了不欺騙自己，他必須拒絕支援，勇於獨戰。他是固執的，頑強的，因為他面對的敵人是整個世界，無主名的殺人團，其強大並非出於個人的幻覺，而是經驗中的事實，因此他不能不堅持作殊死的反抗。然而，作為自覺的弱勢者，他在內心充滿悲憫之情。周家的敗落本身就是一種不幸，從病魔的掌中掙扎至死的父親，到依然留在世界上而為貧困所俘獲的母親與幼弟，都是孤苦無告的受難者。憎來源於愛，責任和勇氣同樣來源於愛。他，一個頭生者，除了站出來做他們的保護人，已是別無選擇。在家庭的由盛而衰的下墜過程中，在上層與下層兩個世界轉換的中間地帶，他長時期停留在那裏，凝視着人類的靈魂，感受着周圍的冷漠，麻木和殘酷。對於魯迅，整個少年時代，不但培育了他的性格，他的哲學，同時孕育了他未來的精神傾向與文學主題。幸福是單調的，惟有苦難深沉而豐富。在短短几年內，魯迅所經歷的一切，實在遠勝於一個太平順民的漫長的一生。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