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學家的圍攻(4)

《創造月刊》第二期集中刊發了批判魯迅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明確地把魯迅當作“敵人”，“在現階段是有害的”，“可以變成一切無為的，消極的乃至反動的ineelligentsia的浦逃藪”；因此批判魯迅，“‘除掉’魯迅的教訓”，便成了“我們對於現階段的任務”。化名杜荃的郭沫若的文章對魯迅的歪曲和攻擊特別厲害，把魯迅當成極端敵視青年的“老頭子”加以描繪，“殺喲!殺喲!殺喲!殺盡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趕快!”最後“決定”魯迅的“時代性和階級性，”就是：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正是郭沫若等人的文章發表的當日，魯迅又寫下一組短文：《革命的咖啡店》《文壇的掌故》《文學的階級性》。這是他進行正面論戰的最後一組文章。他想及早結束這種近乎無聊的糾纏。對於論爭的焦點之一——文學的階級性問題，魯迅有一段十分扼要的說明：“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也可以說根據於經濟組織或依存於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着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他並不以階級性否定人性，但也反對以人性抹殺階級性。他指出，創造派“自以為唯物史觀”，其實是“唯心的”。在迎戰創造派的同時，也批了一下新月派如梁實秋者流的面頰。此後，革命文學家多少還有一些明槍暗箭，但都斷斷續續；而魯迅，也還時時提起舊事，像當年同現代派鬥爭那樣“不能帶住”。然而，作為一場思想文化方面的戰役，畢竟已告結束了。關於這次論爭，魯迅寫信告訴朋友說，“上海書店40餘家，一大隊新文豪罵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銷路如常，提提腳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在論爭中，魯迅一面解剖論敵，一面解剖自己。既然論敵以“唯物史觀”標榜自己，而又不願意做介紹的工作，他只好加緊購讀西方社會科學著作，並且努力把它們譯出來。對於這些書，他覺得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暖昧難解的問題，都可從中得到說明。後來在編定的包括參與“革命文學”論爭的雜文集《三閑集》的序言中還提到：“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校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托洛茨基的文藝觀,與普列漢諾夫大致相近。魯迅稱之為“一個深解文藝的批評者”。托氏的《文學與革命》一書,尤其為魯迅所喜愛，多次引述其中的觀點，並選譯過個別章節。在此期間,魯迅還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兩種著作：《藝術論》和《文藝批評》，作為對普列漢諾夫的著作的補充。此外，魯迅還重譯了《文藝政策》一書。1929年4月出版的文藝理論論文集《壁下譯叢》，作者除俄國的開培爾外,其餘都是日本人；其中有有島武郎，小路實篤,還有為他所喜歡的主張堅實而熱烈的片上伸。創造派稱魯迅為“人道主義者”而不斷施以攻擊，新月派也對“淺薄的人道主義”加以非難，一時形成魯迅所稱的“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為此，魯迅選擇翻譯了蘇聯和日本的有關托爾斯泰的系列評論。蘇聯官方對於托爾斯泰的態度，基本上是列寧觀點的過度闡釋，“獎其技術，貶其思想”，是一種重新估價運動，魯迅稱之為“廓清運動”，同時對這種把觀念同藝術截然分開的作法，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認為“到了將來，自然還會有不同的言論的”。這裏牽涉到一個知識分子角色問題。作為知識分子，不應成為權力的附庸，也不應成為“知識”或“技術”的奴隸，他們應當擁有“道德力”，應當敢於抗爭。魯迅指出：“托爾斯泰還是難得的，敢於向有權力的反動統治階級抗爭，‘托爾斯泰樣’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魯迅陸續翻譯了一批蘇聯“同路人”作家的作品。自從托洛茨基使用了“同路人”的概念之後，蘇聯文藝界便廣泛地以此稱呼大批的非黨作家。這些作家，在他們國內，是受到自以為正統的如拉普“崗位派”一類人物所歧視，甚至敵視的；認為“同路人文學”在本質上是與革命目標相敵對的，反革命的。這種“狂妄的、一知半解和神氣十足的**員架子”，與創造派極其相似。因此，他的翻譯，與其說是為了使中國讀者更全面地了解蘇聯文學的現狀，毋寧說他藉此事實批判革命文學家的錯誤傾向，為長期陷於“瞞和騙”的中國文學創作提供一種新的范型。這時，遭到政府封禁的《語絲》已由北京遷到上海，由他擔任編輯。他仍然覺得手頭只有一份雜誌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還得有揭載譯文的場地。於是，他便同郁達夫共同主編了另一種刊物：《奔流》。實際上，整個編輯工作都壓在他一個人身上。翻譯，編輯，校對，完后還得寫編後記，還得搜集和安排插圖。正如他所說，“因為《奔流》，終日奔得很忙”；“白天汗流，夜間蚊咬，較可忍耐的時間，都用到《奔流》上去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