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後下嫁”疑案辨疑

這一故事中的兩位主人公境遇既然如此，太後下嫁之說顯然難以成立了。如果孝庄確實曾下嫁多爾袞為妻，無論是與多爾袞兩情相悅而自願下嫁，抑或是出於籠絡多爾袞以保護順治而勉強委身，都難以出現多爾袞屍骨未寒即遭陷害清算的結局，因為批倒批臭多爾袞，對於孝庄和順治母子的名譽尊嚴都大有損害，相反，繼續維護多爾袞的名譽，才是孝庄和順治有利的選擇。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嚴肅的研究和考證。著名清史學家孟森先生首先駁難，在其《太後下嫁考實》一文中對下嫁之據辯駁甚力，指出不僅下嫁為虛，甚至兩人連同居關係都不存在。繼其後者，仍不斷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認為雖無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實，觀點仍難以統一。推原其故，在於現有證據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讀之不同。野史中所載的大婚恩詔，顯為文學筆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聲稱，清末宣統之際在內閣大庫檢得過太後下嫁詔書，但卻無人佐證其事，現存清代檔案早已經過整理，迄未發現這一詔書，所言亦難以為據。張煌言確實寫了那首《建夷宮詞》，但不能奉為信史。張煌言本為抗清名將，後來兵敗被俘，誓不降清，慘遭殺害，他的許多詩文都是表明反清復明志向的。或許，順治七年正月，多爾袞娶了其侄婦肅親王豪格之妻也姓博爾濟吉特氏，與兩宮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訛傳訛，張煌言聽說后，就信手寫入詩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藉以譏諷貶斥清宮沒有倫理道德，也未可知。傳聞的依據之一是多爾袞“皇父攝政王”之稱號——多爾袞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稱“皇父”，則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親。其實，多爾袞的稱號，是一步步抬高的。順治元年（１６４４）十月，即順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舉行登基大典后，多爾袞因功被封為“叔父攝政王”，共同輔政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被封為“輔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順治二年（１６４５）五月，有個御史趙開心疏稱多爾袞以皇叔之親而兼攝政王之尊，儀制宜定，“稱號必須正名”，他說原來的“叔父攝政王”不妥，“夫叔父，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稱之。若臣庶皆呼，則尊卑無異矣，”建議正名為“皇叔父攝政王”，經禮部等議定批准。到了順治五年（１６４７）十一月，以南郊禮成，頒佈恩詔大赦天下，第一條即稱“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勛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經部院大臣集體討論，多爾袞的稱號定為“皇父攝政王”。自此，直到多爾袞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這樣稱呼的，現存清代檔案可為確證，而且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順治六年（１６４８）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稱“皇父攝政王”。從時間上看，這一稱號的確定，比傳聞太後下嫁的時間早了一年多，因為多爾袞的妻子是順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傳說下嫁是在順治七年初。顯然，“皇父攝政王”之稱號實為崇顯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國君尊稱臣下“尚父”（周武王稱姜子牙）、“仲父”（齊桓公稱管仲）、“相父”（蜀漢後主劉禪稱諸葛亮）之遺意而已，絕非多爾袞真的做了順治小皇帝的繼父。持下嫁說者，多舉清人蔣良騏《東華錄》所載當初給多爾袞定罪時有“又親到皇宮內院”一語，認為實屬曖昧，有穢亂宮廷之嫌。然而這句話的上下原文為“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奪立以挾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說多爾袞曾親到皇宮內院向人發牢騷，稱太宗皇太極得位不正，自然順治繼位亦不正，以此要挾順治小皇帝，這是多爾袞的一條重要罪狀。無論這一指控是否屬實（指責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一條，已非事實），“親到皇宮內院”一語只是指出多爾袞說太宗得位不正的地點和對象，將其單獨抽出作為多爾袞曾穢亂宮廷甚至作為太後下嫁的證據，顯然是斷章取義，沒有任何說服力。太後下嫁之說流傳很廣，但在清代檔案和典籍中卻沒有任何記載。有人認為，那是因為後來清朝統治者覺得這件事不光彩，於是銷毀了有關檔案，刪改了史籍中的記錄。這種推斷也頗為牽強，因為我們在當時朝鮮李朝的《實錄》中同樣也找不到“太後下嫁”的任何記載。如果太後下嫁是公開的，並曾頒佈恩赦詔明告天下，那當然會頒詔給朝鮮，朝鮮《實錄》中肯定會收錄，或有所記載與議論。即使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幾批來華進貢、謝恩及陳奏的朝鮮使臣也會得之街談巷議，因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時期，這些朝鮮使節都負有多方收集各種情報的任務，回國后要向國王報告，其《實錄》中載清朝之事甚詳，就是這樣得來的。在清初很長一段時期，朝鮮看不起清朝，認為他們是未開化的夷人，而且對清朝懷有敵意，在其《實錄》中常見對清朝的不滿和蔑稱，在公開場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員告身等內部文件卻只署年月而不書年號。如果太後下嫁實有其事，朝鮮當然不會為清朝隱諱，必然載之史冊，事後也不必有刪削之舉。總之，太後下嫁這樁疑案流傳雖廣，卻無任何的證據。但是作為人們的茶餘談資，或是文學作品的絕佳素材，它還會一直流傳下去。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即使貴為國母皇太后，也不免為流言非議。孝庄九泉有知，她會做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