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倒閉為哪般

廣州十三行被認為是華南商貿繁榮的源頭，作為“天子南庫”，它給皇家生活帶來了無盡的享樂，這也是清帝在全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惟有廣州一口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廣州十三行是洋貨行的統稱，並不表示洋行的實際數字。據統計，只有嘉慶十八年（１８１３）和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兩年洋行之數恰好是十三家。其餘各年，最少的為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僅有四家；最多的一年是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有二十六家。廣州洋行存世一百多年，在其歷史上，能夠保持長盛不衰的家族極少，多數行商都富不過三代，基本是在開業后一二十年間倒閉歇業，例外的主要有同文行的潘家與怡和行的伍家。這是因為，全體洋行商人在事業的維持上都遭遇到很大的困難。自乾隆末期開始，鋪張盛行國用無度。因祖訓不得加賦，財政上的負擔便要轉嫁給農人以外的百姓。商人以其富有，自然首當其衝，成為政府盤剝的對象。從乾隆末年到嘉慶朝，是整個行商團體蒙受來自官方強大需索的時代。政府以皇帝萬壽、國家戰事、河工水利、征剿盜匪等各種公益事業為名，向行商勒索攤派銀兩，再加上貪婪的宮廷和官府的榨取，這期間廣州行商平均每年的負擔超過十萬兩白銀。就國際貿易環境而言，這時期的許多歐陸國家，如法國、荷蘭、瑞典、丹麥等國由於歐洲戰爭爆發，無力派船前往中國，這就增加了中西貿易的不穩定性。在商場上，行商的主要對手，先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各國商人，稍後是以英國怡和洋行與美國旗昌洋行為代表的外商。這些西方商團財大勢雄，資金不足的行商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一些行商為了擺脫困境，盲目向外商借債，甚至買空賣空。清廷為了避免中外債務糾紛及外商滯留中國，絕不允許華商拖欠外債，否則嚴加處罰。相反，洋人在欠下行商債務之後，便可以任意離去。因此，洋行在經營上面臨著各種不測的風險。在中國官方的桎梏及西方商人的鉗制下，多數洋行周轉不靈，債台高築，行商迭遭破產、抄家、下獄、充軍的厄運，所欠夷債、官餉均由全體行商繼續攤賠。這種由眾商共同承擔經營風險的行規，使多數洋行不堪重負。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裕源洋行張天球、泰和洋行顏時瑛積欠英商債銀近二百萬兩，政府下令抄家、發配新疆，所欠債款由開業中的行商分十年清還，這是行商分攤商欠的開始。這種連帶互保制從此成為洋行的定規，它實際是保甲制度在十三行中的應用。以後相繼出現洋行界排名第三的而益洋行石中和，在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欠債銀一百一十三萬兩破產；嘉慶二十年（１８１５），營業的十家洋行中有七家欠英款，總數達白銀一百零六萬兩；道光四年（１８２４）以後，麗泉等五商行相繼閉歇，欠稅銀二百六十餘萬兩等等。這些債務全部由其他行商分年償還，就連兩廣總督盧坤也不得不承認：“疲行歇業，眾商代為攤賠，每至殷商亦轉為疲乏，在眾商實害切剝膚”。然而，清政府在幫助行商擺脫困境上卻無能為力。為避免替破產同行攤賠債欠，豪商潘致祥曾設法脫離了洋行界。對政府而言，廣州洋行流失有實力的業頭是不能容忍的，嘉慶十九年（１８１４），在兩廣總督蔣攸銛的主導下，潘致祥被重新召回充商。蔣攸銛稱：潘致祥家業殷實，熟悉洋務，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辭退，實屬投機取巧，現在洋行疲敝之時，豈能任他置身事外。不久，潘致祥便奉旨重操舊業，擔任十三行的總商。早期中國洋行在經營上的困惑持續到１９世紀４０年代，除兩三家殷實富商成功地發展產業外，其餘資本薄弱的小行商則在風雨飄搖中掙扎。由於“夷欠”過多，中外債務糾紛不斷。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爆發。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戰敗的清政府被迫與英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其中規定：英商可赴中國沿海五口自由貿易，取消廣州行商壟斷外貿的特權。不久，道光帝下令“不必多方購求西洋物品”，洋行每年進貢洋貨的定製也隨之停止。咸豐六年（１８５６），具有一百七十年歷史的商館被一場大火化為灰燼。從此，洋行商人各奔東西，廣州十三行退出商業舞台，其在經營對外貿易上獨領風騷的輝煌遂成為值得追溯的歷史，以十三行為依託的宮廷洋貨熱潮也從此而告終，國際貿易的中心逐漸被上海、香港所取代。如今的十三行，只剩下位於廣州市城西一條孤零零的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