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君如伴虎的御醫

清代皇帝、嬪妃日常的醫療與保健，都離不開御醫，御醫除指在太醫院任職的醫官外，還應當包括那些地方舉薦入京，供奉內廷的名醫。他們侍候於君王左右，為“至尊”診治疾病和日常保健，遇有疑難大症，朝野矚目，責任極重。可是清代歷朝皇帝、妃嬪大都養尊處優，每餐必膏腴雜陳，脯醢並存，像這樣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損健康。身貴體弱，得病便不易治癒，反而責怪御醫無能。御醫進宮供職，有時須對內府官員、太監等施以賄金，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會從中作梗，處處設置障礙，因此，即使是那些精於醫術的太醫，由於多方掣肘，也難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醫治見功，雖賞齎有加，榮耀異常，似乎可以平步青雲，其實未必。甚至恩賜所得，尚不夠賄賂之所出。加上宮禁之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有時太醫則是首當其衝，難以逃脫。一葯誤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殺身之禍。所以有些名醫把應召入宮視為危途，甚至聞訊遠遁，希望能夠一跑了之。真正官運亨通的太醫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民間流傳着“御醫難當”、“伴君如伴虎”的說法，並非虛言，可其中甘苦，人們又知道多少呢？現僅舉數例，御醫的甘苦就可略知一二：（一）宮中治病，皇家對於療效至為強調。倘若治療效果不佳，皇帝常予以嚴詞申斥，重則受到嚴厲懲處。如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十一月二十四日，太醫院院使孫之鼎等奉旨治療正黃旗內大臣頗爾盆痔漏複發症，病勢已竄至左右臀，內通大腸，散發一股惡臭，濃血每天可流一碗，病情十分嚴重。孫之鼎等御醫束手無策，只得如實奏報。康熙帝對此非常不滿，在孫之鼎所呈的奏摺上硃批：“庸醫誤人，往往如此。”如此一批，御醫又如何經受得起。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太醫院院使劉裕鐸領旨治療侍衛內大臣伯依勒慎傷寒發疹之症，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病情加重，劉裕鐸急忙上呈奏摺報告皇上。乾隆帝聞訊，立即降旨內務府總管大臣王常貴：交給他們一個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着點，去守着他們，看是如何治病的。顯然乾隆帝極為不滿。又如光緒帝死前一年間，因病情複雜，太醫久治不愈，而光緒本人又怨天尤人，時常對御醫惡語相加，發泄不滿。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在自述病原中諭示：“近來耳堵鳴響，日甚一日，幾不聞聲，屢服湯藥，寸效全無，名醫伎倆，僅止如此，亦可嘆矣！”此類惡語，比比皆是，足見光緒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說明宮中御醫治療效果不佳時，所受申斥之嚴厲。顯然，宮中對於治病療效特彆強調，御醫治療不能敷衍了事。（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醫自詡，有關的硃批或御旨，在清宮醫案中隨處可見。對處方用藥，動輒指責，太醫縱操神技也只得勉為其難，遵旨施治。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醫張獻等人治療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摺上硃批：“理氣健脾丸藥，有補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將一錢葯以小米湯同時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藥房取葯試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補藥及人蔘等。”自然，病後調脾及防止濫用人蔘均有合理之處，但其論示不合醫理，御醫又怎麼敢不遵旨照辦。皇帝開方，也並非全都不合醫理，也有湊巧治好頑症的時候，如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閏五月初九日，對醫術頗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額頭生有一個黃豆大的瘡，親自硃批下藥：“着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癒了。再如光緒皇帝對把脈開藥就屬於一知半解。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八月的一天，光緒帝在御醫給他自己開的處方上寫道：“若常用熱劑一味峻補，恐前所發之恙復見於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參、麥冬、菊花、桑葉、竹茹等清涼養陰之品，每日稍佐兩三味，以防浮熱時常上溢。”此類光緒帝欽定的藥方在其脈案中隨處可見，當時不管是否對症，御醫也得遵旨使用。（三）當然，御醫進劑獲效，皇帝也褒獎有賞，以資鼓勵。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三月二十三日，太醫院院使劉裕鐸治好了大臣侯陳泰的傷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陳泰病症難為，經劉裕鐸診治痊癒，着賞記功一次。皇帝有賞，自然有助於日後的加官晉級。可就是褒獎，其處境有時也並非全如人意。給慈禧太后治過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蘇名醫，慈禧患病，應召入京。經精心治療，效果頗佳。慈禧病癒后，特賜“職業修明”四字匾額，賞賜給薛福辰。大功告成，本應載譽回籍，但是“老佛爺”卻不准他即時出京，因為在慈禧大病初癒之後，還須舊恙全無，方許報安，這叫做請太平脈，他只得在京耽擱下去。不料其間，小女竟在家鄉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萬分，有言難訴。“伴君如伴虎”這句話，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適不過了。近年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對清宮醫案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一致認為：清代御醫，大多是醫理精通，經驗豐富，獨具特色的醫學家，曾為祖國醫學寶庫添加了光彩。清宮醫案不僅吸收了歷代名醫經驗，而且薈萃了民間驗方的經驗，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清代宮廷醫療與保健檔案資料的發掘、整理和研究，是開拓繼承發揚我國傳統醫藥學的一個重要方面。隨着發掘工作的深入，相信必將會有廣受歡迎的清宮醫案被開發出來，造福億萬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