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裏去尋找“第一桶金”(2)

看來曾茂朝埋伏的這支“奇兵”出師不利。其實公司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每個企業都會遇到的，那就是：你的第一桶金從哪裏來？這在西方國家叫做“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在我們的國家則叫做“社會主義的資金積累”，說法不同，就企業的運作來說是一回事。如同飛機起飛需要跑道、輪船出航需要碼頭，不論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還是一家公司，若要實現經濟起飛，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夠的資本作為鋪墊。你可以向銀行借貸，可以向社會募集，當然你也可以獲得風險投資家的支持，不過這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情了。在80年代的中國，中小企業無從向銀行借貸，更不知道“風險投資”是什麼東西，所以企業的“原始積累”背後大都存在道德的甚至法律的問題：可以建立“血汗工廠”，依靠剋扣員工工資，或者增加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來賺取超額利潤；可以偷稅漏稅，或者走私；可以依靠當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環節，比如“審批制度”和“許可證制度”，或者利用商品的緊缺以及價格的“雙軌制”—官方定價和市場實際價格的差價，大賺其錢。所有這些都在學者的語言中被歸為“中國民間企業的原罪”，有如秦朔所說，“原罪”就是企業的“第一桶金是不能說也說不清的”，又像萬通公司董事長馮侖的解釋：“原罪”其實就是一個沒有股本金的問題。柳傳志不敢犯法，也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假如有機會進入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細細耕耘，他們也許會試試。不幸的是，那時候他們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柳傳志的經驗和信念都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計算所。畢竟過去幾十年裏都在傳統的制度下生活，缺乏那種鋌而走險的氣質，在銀行業也沒有積累起自己的信譽。儘管公司的宗旨在於脫離計算所的體系另闢蹊徑，但是誰都知道公司最重要的資源還是在計算所的傳統體制中。那個時代中國科學院給人一種神聖的印象，計算所又是中國計算機業最早的搖籃，全中國計算機行業里最有聲望的人，幾乎都出自這裏。公司的職工走到外面，只要一說自己是計算所的，人家的眼神裏面就會多幾分溫暖和信任。計算所的經歷為公司增加了信譽，並在計算機的早期製造中提供了無法估價的經驗，這些經驗後來幫助聯想將所有競爭者遠遠甩在後面。即使是在公司開創的最初幾個月裏，柳傳志也一定能體會到，曾茂朝所謂“計算所的金字招牌”並非言過其實。比如公司早期從銀行貸款，全部以中科院計算所為“合同的申請借款單位”，又以中國科學院開發局為“擔保單位”。又比如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周光召在1985年1月21日將科學院擁有“外匯額度”中的20萬美元，批給這家公司使用，令周圍大小企業艷羨不已。“外匯額度”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一種特有的經濟現象，意思是，任何人或者任何機構使用外匯都須置於國家計劃之中，包括使用數量和使用時間，不得隨意胡來，如若不然，輕則違紀重則違法。所以周在批文里所說“這是一種特別的優惠”，並非言過其實。1985年12月，也即公司成立一年之後，很多人都希望公司能夠在獨立的軌道上走得更遠，比如建立董事會以使公司完全擺脫計算所的控制，但是柳傳志堅決不同意。效忠與背叛構成了當時個人與組織之間的常態。柳傳志越是相信自己已經走上一條不歸之路，也就越是要讓自己更像一個忠臣，而非叛逆者。他在總結大會上宣稱：“公司不設董事會，在所領導直接關懷和領導下開展工作，這就保證了公司的一切行動納入全所統一發展軌道。”在以後的20年中，公司內外的人們無數次提起這個話題，人們漸漸傾向於認為，計算所掏出20萬元便每年坐收漁利數千萬元，實在是佔了天大的便宜。對於將這家公司的財產歸屬於國家，也有人提出質疑。似乎只有柳傳志一次又一次地站出來為計算所辯護，這一天是有文字記載的第一次，也是最直截了當的一次。他還一一曆數公司一年來的業績。那些為公司帶來利潤的業務，諸如石化部天津總公司的管理系統工程、國家體委管理工程、牡丹江鋼鐵廠自動管理系統、電源成果的轉讓、開發網絡、推廣簡易終端、軟件的收集和改造等等，大部分都是一些小事，不上枱面，但其中至少有四件事情可歌可泣，因為它們總計為公司帶來350萬元營業額和250萬元利潤，還證明如果不是行走在計算所的“統一發展軌道”上，公司將一事無成：—KT8920大型計算機。本由計算所單獨承擔，計算所將其中存儲器、擴存、應用軟件的部分轉交公司，又以公司名義對外簽訂25個合同，獲得利潤60萬元。—中國科學院購買500台IBM的計算機，把其中驗收、維修和培訓的環節交給公司，公司得以收取服務費70萬元。—為IBM北京中心代理若干項目，獲毛利7萬美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員倪光南兼任公司總工程師，並把計算所的研究成果“漢字系統”帶到公司。關於倪光南和他的“漢字系統”，容我們稍後再敘。現在只需說明一點，這一技術在計算所歷經10年的研究，在來到公司之後不過6個月，已經售出至少100套，為公司帶來大約40萬元的毛利潤，也讓柳傳志看到了公司的未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