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姚本師,“不拒曲木”
在50年代的台灣大學,李敖無疑是一個異數。他之所以能夠“橫行”到畢業,離不開一大批老師的寬容和理解,像對中國古代社會深有研究的李宗侗教授、教“中國通史”的夏德儀教授、教“西洋史”的劉崇系主任、吳相湘教授、教“印度史”的吳俊才教授、教“國際現勢”的黃祝貴老師、中文系主任台靜農教授等等。其中對他影響較大的,姚從吾當算一位。姚從吾,原名士鰲,字占卿,一字存吾,河南襄城人,生於1894年10月7日,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史學門,師從張相文、陳漢章、朱希祖諸人,1920年畢業。應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被錄取,分配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見習,后留部工作(魯迅當時亦工作於此)。又應中國地理學會主持人張相文之聘,編輯《地學雜誌》,同時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1922年畢業后,參加北京大學選拔學生赴德深造考試,入柏林大學研究所。1928年完成論文《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刊載於《輔仁雜誌》,為人注目。1929年應德國萊茵省波恩大學東方學研究所聘,任漢文講師。1931年任柏林大學研究所講師。1934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1936年任主任。抗戰開始后隨校西行,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發起組織中日抗戰史料征輯委員會,徵集抗戰史料達164箱,抗戰勝利后移交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1946年任河南大學校長。1948年改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1949年,護送故宮第三批文物到台灣,任台灣大學教授。在李敖上大學期間,他被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姚從吾主攻遼金元史,1956年李敖升二年級時開始選修他的課。此時的姚從吾已63歲,滿頭白髮,嘴唇奇厚,滿口亂牙,講話時聲音中氣十足,道地的河南男低音,配上他那厚實樸拙的造型,儼然一副中原老農相。大學生們在人前人後都稱他“老公公”。他講課的情形,台大畢業的張伯敏先生曾有一段記載:“教我們《遼金元史》及《史學方法論》的是姚從吾教授,他最親切和藹,年紀一大把,總是謙稱‘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們這一批小夥子發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個大肚皮,講課時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話就從肚皮里‘揉’出來了。”①李敖回憶說:“張伯敏說姚從吾老師年紀一大把卻滿口自稱‘兄弟’,的確是此老的習慣。記得第一堂課下來,班上女生眾口紛紛,笑謂他怎麼跟我們稱兄道弟呀?他那麼老,被他稱‘兄弟’,多倒霉呀!”李敖跟姚從吾學習《遼金元史》,成績頗佳,上學期得分86分,下學期得分88分。大三時又跟姚從吾學習《史學方法》,上學期94分,下學期得分86分。大四時,姚從吾又指導李敖寫論文,儘管李敖說“在學問上,他對我的影響極為有限”,但李敖執着於史學研究的情結和求真的科學研究態度,除了過去受梁啟超、胡適、錢穆等人的影響外,毫無疑問,他更直接地受到這位遼金元史專家的熏陶。李敖說:“尤其大四寫論文,他對我實在沒有什麼指導可說(為了跑圖書館,他倒給我寫了不少名片)。我敢說,他對我的論文——《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全無研究。他只能給我改一處筆誤而已。”這更是年輕氣盛的李敖心高氣傲的極端之語,是在對他的“姚本師”進行求全責備了。姚從吾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對契丹、女真、蒙古史實的研究成果,更在於他的與人為善、不恥下問。他對李敖的論文不在行,便拿去請師大教授趙鐵寒審查,趙鐵寒的評價是:“‘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長於組織與剪裁。剖析問題,如剝筍如抽繭,有探驪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處,青年人常情,不足為病。’我公賞識足以服眾也。”②李敖後來回憶說:“其實,趙鐵寒也未必對我的論文在行,也只是改筆誤而已。”儘管如此,在李敖眼中,姚從吾做學問仍然屬於埋頭耕耘而收穫不佳的一類。他在後來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他,把他當作死讀書讀書死的書獃子典型,認為他一生的學術成就“與他的際遇和努力不太相稱,這是很可嘆的”。李敖從姚從吾那裏得到的,更多的是學問以外的東西。他的《“北土懷吾願,東林懷我師”》一文,表達了對姚本師的深深懷念。他說:“姚從吾老師在學問上,雖然與他的際遇和努力不太相稱,但他在學問以外方面,對我倒啟迪頗多、幫助頗多,令我一生感恩難忘。”姚從吾在赴台前曾加入國民黨,並曾奉命組織中國國民黨西南聯合大學黨部,但赴台後卻拒不辦理歸隊登記,李敖認為,他的這種“全無黨性”的做法,乃是其“內心裏一定有某種程度的覺悟”的表現,表示敬佩。李敖在大學期間曾多次與姚從吾通信或面談。1957年7月23日,兩人小談。姚從吾勸李敖不要多發表文字,李敖以為此話正確,乃作詩一首:魚倦低游每返淵,鳥倦高飛總知還,摒情專心窮文史,隱姓埋名二十年。姚從吾先生比李敖大42歲,已步入人生的黃昏。望着他蒼蒼的白髮,李敖由衷地感到青春的可貴與珍惜青春的迫切,同時他也得到了一種對時間的透視,深信每天都有“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的重要性,那種“急求早成”的心理也顯得益發熾烈了,這種急迫感後來變成無時不在意識中的一件大負擔,它鞭策着李敖,不停地努力、不停地緊張,在李敖心中,姚從吾已化作一股奇異的力量。當然,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李敖在走近胡適、結識胡適的過程中,姚從吾成為一個重要的紐帶。由於李敖在大學階段治學態度的嚴謹和學問的精深,這位被李敖稱作“姚本師”的姚從吾,對李敖在賞識中有着一種偏愛,他認為李敖有“偏才”,不論在治學還是做人上,都給李敖以殷切的教誨和鼓勵,甚至在經濟上亦給予李敖以很多幫助。李敖在畢業后給老師的信中說:我不敢自詡您特別愛護我,因為你的熱心使許多人都受到獎掖與實惠,但我又經常感覺到在您年輕一輩的學生中,以我受諸老師的最厚,而老師也關切我最深。在我五年的大學生活中,沒有第二位老師能這樣熱心指導我幫助我,也沒有第二位老師肯這樣不倦地一再照顧這個好立異、不大安分的學生,可是您卻做得使我簡直當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動外,不知如何答謝您的好意。柳子厚在他“與大學諸生書”中寫道:繩墨之側,不拒曲木;師儒之席,不拒曲士。這真可說是老師對我的風度了!讀TheEducationofHenryAdams在第二十章中有這麼一段話:Ateacheraffectseternity;hecannevertellwherehisinfluencestops.(按:老師對學生的影響無處不在,永恆不止。)①這應該是狂傲的李敖對老師發自內心的感激之語。從李敖的大學日記中可以看到,在大四階段,李敖與同學之間遊玩的記錄大大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他與諸位導師之間的交往。而此中交往最密切者當是姚從吾先生。在李敖大學日記中,多處可以看到他與“姚老”談話的記錄。尤其是在大四寫畢業論文階段,姚從吾是李敖的導師,兩人過從更密。為了李敖的發展,姚從吾用親筆寫信介紹李敖去見太老師胡適,並不斷傳遞胡適對李敖的評價,說“胡先生待之如羅爾綱(胡適得意門生)”姚從吾對李敖說:“胡頗欲使關係深切”,故多次督促李敖去看望胡適。顯然,姚從吾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個弟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