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總統不忘退隱(1)

1789年4月30日，華盛頓在紐約發表了就職演說，他的演說中沒有慣用的套話，全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其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當我第一次榮幸地奉召為祖國服務時，正值為祖國的自由而艱苦鬥爭之際，我用以思考我的職責的觀點要求我應該放棄每一文俸祿，我從未違背過這一決定。鑒於促使我作出這一決定的想法至今仍支配着我，因此，雖然讓行政部門享有薪金或許必須列入某個永久性條款，這對我自己是不適用的，我必須謝絕任何個人報酬，故而也必須提出請求，在我就任讓我擔任的這個職務期間，對這個職位所需費用的估算，當以公共利益可能所需的實際開支為限。”根據憲法，總統就職演說應闡明其施政措施的要求，華盛頓卻反覆地鼓吹了和平精神與個人道德。在場的目擊者對於華盛頓的表現印象都十分深刻，他們這樣描述着其心目中的英雄和偉人：“時間已在華盛頓臉上刻下了深深地痕迹”；講話時，他的表情嚴肅到了近乎悲傷的程度，不過，他那簡潔明快的演說甚至令著名的演說家費希爾·艾姆斯都着了迷：“我好像看到了一個美德的化身正在向他未來的信徒演說。他那攝人心魂的力量是無與倫比的。”所有的聽眾，包括對華盛頓滿懷妒意的副總統約翰·亞當斯，都被深深打動了。在第一次制憲會議期間，許多問題都只達成了妥協，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而留待未來的實踐中去解決。新政府成立后，很有必要再召開一次會議，進一步處理原先遺留下來的問題。不久，第一屆國會召開，它就起到了第二次制憲會議的作用。在這次會議期間，華盛頓還任命了托馬斯·傑斐遜任國務卿，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財政部長，亨利·諾克斯為陸軍部長，埃德蒙·詹寧斯·倫道夫為司法部長。至此，美利堅合眾國的領導設置基本建立完備，此時的華盛頓躊躇滿志，信心十足。1789年9月30日國會閉幕後，華盛頓回想起了那段充滿了偉大創造力的日子：“一段少有紛爭的日子，僅有一個框架的憲法現已充實起來了，一個健全的政府就要在全國大地上履行職責了。”華盛頓寫道。當上了總統，一切都要變，包括自己的社交生活，這使華盛頓很有點不自然。早在芒特弗農時，一天到晚都可以門庭大開，什麼人都可以隨時來往；現在可不同了，由於自己的身份地位已變，人們來往的目的也不同了，求官的人來了，歌功頌德的人來了，搞得他非常狼狽，不得不安排了會客時間；尤使華盛頓感到晦氣的是作為總統，他不得不一改他那愛吃喝和與朋友閑聊的天性，在無拘無束的生活中加上了許多條條框框。這種有板有眼的生活不但使華盛頓煩惱，甚至從弗吉尼亞姍姍來遲的瑪莎一到紐約便怨氣衝天：“這日子悶死人了，城裏的事我一無所知。我什麼公共場合都不去，簡直就是個蹲監的犯人!定了那麼多規矩要我遵守。我不能幹我喜歡乾的事，真是讓人受不了，還不如就在家獃著!”所以，華盛頓很想回到芒特弗農去度假，能住多久就住多久。後來，他進行過一次鄉下旅行，看情況此行並不如計劃中那麼愉快。爭權奪利，或許是政治場上不可避免的事，甚至連那些公認的英明人物也往往難以避免。這種事情在華盛頓政府中也發生了。傑斐遜與漢密爾頓好像是天生的冤家對頭，不但在信仰上有分歧，在為獲得華盛頓的賞識和信賴上不斷相互競逐，這使華盛頓十分懊喪；後來又在財政問題上展開了激烈論戰，以至於華盛頓本人也被牽涉進去，還遭到了許多人的強烈攻擊。1790年12月的國會召開后，在關於建立“合眾國銀行”的問題上，傑斐遜與漢密爾頓的爭論升溫，實際這標誌着國內對新憲法的看法存在着對立的態度，同時其背後隱蔽的是不同集團的經濟利益。然而，不管兩派怎樣爭論，華盛頓還是超脫於兩派之外，他總是希望平等地將雙方觀點中他認為對美國有利的部分集中起來，也沒有認識到這種紛爭將會帶來多麼大的危機——即國家的大分化。除了國內事端重重，對外關係中也出現了麻煩，其中最令華盛頓費心的是印第安人、西班牙和英國，而散居於整個西部邊疆的印第安人是美國潛在的最大的軍事威脅，他們背後有西班牙人與英國人供給槍支彈藥，再加上他們在游擊戰方面的天賦使其在森林中可以立於不敗之地，而美國人對此常常顯得束手無策，向西開拓非常難。隨着事態的發展，不但西班牙人、英國人，甚至南方的佐治亞州也利用印第安人大搞陰謀活動。為了挫敗外國人的企圖，華盛頓經國會批准派出一支軍隊。1791年，阿瑟·聖克萊爾將軍率領一支部隊從華盛頓堡出發進軍到今天的印第安納，去鎮壓當地的叛亂部落。華盛頓警告聖克萊爾要提防伏擊，但就在11月，聖克萊爾即遭到伏擊，被邁阿密部落首領“小烏龜”擊潰。為了扭轉敗局，華盛頓接着求助於獨立戰爭老將安東尼·韋恩。韋恩果斷地進軍那個地區，修建了一系列要塞，終於在1794年8月20日的鹿寨戰役中，率軍擊潰了由“小烏龜”率領的印第安人。根據1795年簽訂的《格林維爾條約》規定，被擊敗的部族將西北地區有爭議的部分割讓給美國，並向西移居。此外，華盛頓總統通過外交手腕，力圖以有限的勝利與南方的克里克人以及其他部落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