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匹野馬也得戴上轡頭了

辦了十二年的報紙，當天翻地覆之後，夏衍對報紙自然還是關注的，這大概是一種職業敏感。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更不用說其他地方），當天的早報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外國通訊社的電訊一律不用。他雖然同意報紙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這個觀點，但是他認為中國之大、國際變化之快，不用外電，又沒有“本報訊”、“專訪”，讀者怎麼能不閉塞？外電有造謠污衊之詞，為什麼不可以像批“白皮書”那樣讓群眾知道並一一駁斥呢？報上可以看到黨和政府的正式文件，為什麼作為喉舌的黨報，可以幾天乃至一星期沒有一篇社論呢？至於不登廣告，即使像他那樣沒有學過政治經濟學的人也能夠看出，這是一種重生產、輕流通的表現。對此，他大惑不解。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長江、惲逸群等人談論過這些問題，對當時的新聞工作他很有一些意見，“最少也可以說是不習慣”。惲逸群不無遲疑地說：“過去《申報》每天出六七張，現在《解放日報》只出一張，消息少，又有什麼辦法？”《大公報》出身的范長江則似乎有點怪他多事，北京報紙只出一張，上海當然不能例外，不讓外國通訊社發稿，那是軍管會下的命令。夏衍說，美國新聞處天天造謠，說什麼上海屠殺了大批留用人員，上海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餓死等等，把這些彌天大謊揭穿不是可以激發廣大老百姓的義憤嗎？但范長江搖頭說，這樣的問題地方報紙不能作主。當時報上連氣象預報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強颱風襲擊，事先沒有任何準備，損失慘重。對此，夏衍在一次會上提出疑問，有關方面的回答是蔣介石的飛機經常來轟炸，發表氣象預報會給敵人提供情報。他認為這實際上是缺乏科學常識，長江口就有美國的兵艦，上海一帶的氣象，他們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況台灣的氣象台也能測出上海一帶的氣象。據包天笑日記，1949年7月25日上海遭遇1915年7月28日以後最大的一次颱風，死19人，其中5人是因房屋倒塌觸電而死，上海街頭的行道樹有被連根拔起的，有被風吹倒的，積水盈尺，司機紛紛涉水回家，街上到處是散置的車輛，學校停課，工廠停工，電車與公共汽車停駛，來往上海的鐵路交通也停止。[6]事過境遷，1981年夏衍在《〈今日談〉代序》中回憶說：“1949年春我從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報就有些不習慣，出版遲，新聞單調，社論短評很少，還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報上看不到一條廣告。作為一個讀者，我努力適應這種新風，後來漸漸也習慣了。因為不像白區和海外，報紙很少，沒有競爭，不適應也別無辦法。”[7]二是他寫文章不小心。“一個當慣了編輯或記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筆，就會像演員不登台一樣地感到手癢。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報》在上海繼續刊行，當超構同志問我‘可不可以再給我們寫一點’的時候，我請示了陳毅同志之後，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寫點雜文，只是為了‘過癮’，而陳毅同志則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勵我寫，還說，可以寫得‘自由’一點，千萬不要把‘黨八股’帶到民辦報紙里去，和黨報口徑不同也不要緊。最使我難忘的是他說：‘不要用一個筆名寫，我替你保密。’超構同志給我辟了一個專欄，大概是叫‘燈下閑話’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兩天寫一篇。當時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亂，黑市盛行，潛伏的特務又不斷製造謠言，因此那時寫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從民間的角度，‘匡正時弊’。當時我剛五十歲，精力飽滿，儘管工作很忙，還是不斷地寫，記得同年9月我去北京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火車上也寫，會場上也寫，幾乎每篇都換一個筆名，一直寫到1950年8、9月間為止，大概總有一百多篇吧。”這是他在1982年12月29日寫的《迎新憶舊》中的回憶。[8]從1949年8月1日起，實際上只寫到第二年6月，他在《新民晚報》的“燈下閑話”專欄不到一年就停了。為什麼不寫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終還是沒有保住，漸漸傳開了，各式各樣的怪話紛至沓來，有人說他貪戀稿費，有人說黨的“高幹”在民辦報紙寫文章“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主義”。聽到“高幹”這兩個字他最初很吃驚，原來自己已不是普通黨員，而是高級幹部了，寫文章的自由也沒有了。這自然是后話。1949年9月夏衍到北平出席開國大典，見到很多新朋舊友。李克農約他與廖承志、潘漢年到家裏吃飯，談了抗戰期間在桂林的一些往事，當年李是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負責人，他是《救亡日報》總編輯，經常來往。李對他說，那時環境很壞，但是目標只有一個：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馬一樣地蹦跳，可現在環境變了，當了執政黨的領導幹部，你這匹野馬也得戴上轡頭了。對這句話，夏衍當時並沒有太在意，他認為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時，基本上還是循規蹈矩，算不上“野馬”。直到這年初冬，夏衍遇到一件難辦的事去請示陳毅，陳毅在詳細指點了處理方法之後，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說，你別看我是個武人，我還是粗中有細的。辦事要有銳氣，同時也要有一點耐心。在複雜的環境中工作，你要記住兩句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不知道李克農、陳毅他們一次次的告戒，對他從“不適應”到“適應”、從“不習慣”轉向“習慣”到底產生了多大的影響，但不會是沒有影響的。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書生氣未泯的夏衍無比感慨地說：“像我這樣一個政治上缺乏經驗的人，‘文人辦報’不容易，‘文人從政’就更應該如履薄冰了。”[1][4][7][8]《夏衍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426、441、344、820—821頁。[2][3][5]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9月版，410、429—430、417—418頁。[6]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續編》，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9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