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本色，直言不諱

當時應邀北上的知識分子大多處於興奮狀態，即有困惑也是淺淺的。4月15日，趙超構和金仲華打賭，前者說大軍將於10天內渡江，後者認為沒這麼快。4月16日聽了周恩來的報告，趙超構“大得意”，因為他賭勝了金仲華。[48]4月24日，大軍已下南京，金仲華賭輸了，請宋雲彬、葉聖陶、薩空了、傅彬然、劉尊棋等吃了一頓，多數是“知北游”的同行者。街頭的宣傳車、秧歌隊，勝利的喜悅感染着這些曾經滄海的知識分子，少有想得更遠的。8月22日，宋雲彬與昔日同舟北上的陳叔通談了半小時，陳幾天前從上海北來，曾與**作過六小時的長談。“彼告毛氏，目前各方皆呈‘脫節’現象，非經長期努力不能克服，而最主要者為發展生產。發展生產亦非空話所能做到，除土改外，政府必須幫助農民鑿井開溝渠，以利灌溉，必須廣設大規模之肥料廠，供給農民肥料。必待生產發展，農民生活程度普遍提高，然後談得上‘城鄉交流’也。”陳叔通還說：“聯合政府即將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僅各民主黨派中少人才，即**幹部，亦刻苦耐勞有餘，學問經驗不足也。”對此，宋雲彬的評價是“叔老人極通達，所言切中時弊，然對於中蘇關係不能瞭然，他日有機會當為詳細解說之”。[49]實際上，一介書生的宋雲彬對中蘇關係也未必有很深的了解。對政治他終究是外行，應邀北上，只是“客人”，他的好友葉聖陶對此有極為清楚的認識。從6月29日起，他所在的教科書編委會待遇從供給改為薪給，大抵按照北平大學教授的標準，每月可得小米1000多斤（8月5日補發7月份全部薪水，小米1040斤，按每斤88元折算，共91500元。市價每斤一百二三十元），同一時期，北京飯店的理髮師每月可得小米300斤。當時的物價一個西瓜就要千元，理髮一次400元，只有西紅柿便宜，100元可買很大的六七個。9月2日，他收到《光明日報》送來的稿費，千字1200元，他私下表示“未免太少”。[50]不過，他在北平的生活還是過得有滋有味，酒每天幾乎都要和葉聖陶小酌，值得一提的還有他記下的一些鮮活細節。比如7月10日，他和葉經過一個西瓜攤，他請葉伉儷同吃西瓜，葉說這樣吃不雅觀，他說反正沒有熟人，吃幾塊何妨。正在立吃之際，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說：“吃不得的。”回頭一看，原來是鄭振鐸，“相與大笑”，一同步行回來。[51]9月23日即政協會議期間，他開完會，“邀章元善同返，大吃螃蟹，飲白乾甚多，既有醉意，遂大唱崑曲，章君和之。至美亦有醉意。伴送章君至衚衕口，沿途大叫‘三輪’，旁若無人。今宵樂哉”。[52]如此舉動似乎不像是他的為人風格。30年代在開明書店工作的那些歲月中，宋雲彬就已養成了開明人特有的篤實、質樸、穩健作風，也就是腳踏實地、認真勤勉、一絲不苟的“開明風”。積習難改，即使在北平編教科書的日子裏，作為一個嚴謹的文史學者，他對當時讀到的書或審讀的教材也常有直言不諱的意見，哪怕是對范文瀾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或者徐特立這樣的元老，乃至茅盾這樣的文壇巨匠，仍不脫書生本色，與他為自己能否最終進入政協代表名單而憂心忡忡的心態大相逕庭。3月31日，他讀了兩天前買的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在日記中說：“內容貧乏，敘述失次，當時僅翻目錄，以為此書可作寫《章太炎評傳》參考之用，現在失望矣。”[53]范文瀾等編的《中國通史簡編》經刪改，準備用作高中課本，第一冊完成後交給宋審閱。5月18日，他花了一天時間，通讀一遍，並加了標點，提出八項意見，說明此書作高中課本，“實在勉強之至”，他認為“此書觀點尚正確，而文句多彆扭”。[54]7月27日，此書再次刪改后交給他最後校閱，他說：“范著敘述無次序，文字亦‘彆扭’，再加刪節，愈不成話。”對書中可笑的常識錯誤，他認為“范氏頗讀古書，不致有此誤會，可知此書實未經范氏細心校閱也”。[55]第二天，他寫信給范文瀾，將《中國通史簡編》“種種錯誤與缺點告之”。[56]8月6日他曾收到范文瀾回信，到底對方作出了怎樣的反應，他日記中沒有記。7月13日，宋雲彬受文供社之託審閱鄧初民的《尋找知識的方法》。“看前三章，無論文字內容，均有問題，修改太費事，擬提出意見，仍請鄧老自加刪改為妥。”[57]8月18日，他讀了經權威單位編寫的《初中中國近代史》下冊稿，在日記中說它“不特辭句不通，且凌亂無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謝不敏矣”。[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