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鄰居吉格斯

那些男伴舞中第一個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為的是讓我們適應一下雙人舞的動作,那些旋轉和舉起,但事實上他是我的伴舞。

我們的想法是我們每個人都將有一個舞伴,他將和我們有同樣的個性,穿上相配的服裝,因此,卡明埃(發音是卡—明—埃)是撅起嘴的那個品牌造型。他是一個非常好看的傢伙,半意大利血統,在瑞士長大。他身着黑色緊身衣,他的頭髮全部往後梳。梅蘭妮·B的舞伴是吉米·古爾扎,她後來嫁給了他(接着又離婚了)。潔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關係。

我一看到他就意識到克雷斯琴其實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學校最受寵的學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歡他。他說他改名字是因為英國演員工會,雖然我好像也沒聽說過業內有另外一個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認克雷斯琴·豪斯福沒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

然後,愛瑪的舞伴是埃茲太加·諾亞,個子小卻靈活;梅蘭妮·C的舞伴是羅布·納斯,一個混血兒。另外還有兩個舞者:塔考·巴巴(3年以後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們只是湊湊數、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換任何一個“辣妹”的舞伴。

我與卡明埃和路易斯的關係最好,尤其是在巡演過程中。他們知道我多麼想大衛,經常走進我的化妝室和我聊天。他們倆對服裝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談論“古琦”和“普拉達”。

2月24日我們在都柏林的泊因特開演,在那裏我們演了兩晚。3月2日,星期一,我們在蘇黎世舉行了歐洲大陸上的第一場音樂會。那以後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記不得了。我們在歐洲的最後一次演出是4月1日在多特蒙德。然後是回到英國,回到曼徹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維多利亞阿爾伯特旅館的時候,我在沃斯利和大衛在一起。

一天晚上,白天排練了很長時間以後,我們在頂樓的房間裏躺在床上看錄像,這時,“撲費”和“史努比”在廚房裏開始大聲吼叫起來。“撲費”和“史努比”(是“撲費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縮寫)是兩條羅特維爾小狗,那年聖誕節大衛為我買的。其實我更想要那種毛茸茸的狗,但是大衛一直受到一些跟蹤者的糾纏,所以他說我們真的更應該買護衛犬。

不知怎麼的,那兩條狗正在做着它們的護衛工作,不知是什麼讓它們生氣了。大衛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後花園裏看,看見一個男人正在攀越籬笆。

我不在那兒的時候,以前曾經發生過一次同樣的事情。那兩隻狗也是像發了瘋一樣。“撲費”和“史努比”在花園裏,正對着後門叫。大衛說在門后他剛好能夠看見一個人站着,正仰頭往窗子看。所以他打開窗子,對着那個人大喊讓他滾開。但是,那個人就是站在那兒,盯着他,一動也不動,什麼也不做。然後,大衛才意識到他正一絲不掛地站在那兒——當那些吵鬧聲開始的時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轉身上樓,報了警。不出5分鐘,房子上空來了一架直升機,3輛警車停在外面,到處都是摩托車。那個人不見了蹤影。

很明顯,所有這些大衛都告訴我了,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那兩隻狗呆在屋裏的原因。雖然它們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實它們還只是小狗,我不想它們發生任何事。

這一次,我們沒有麻煩警察。賴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離之外,因此大衛給他打了個電話,還有另一個朋友住在離這兒大約4分鐘的路程。

“那支彩色彈丸槍在哪兒,大衛?”我說。

他最近剛剛和隊友們玩過這種作戰遊戲,遊戲中你用彩色彈丸相互射擊。大衛是那種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裝備齊全的人。因此,他帶着一支槍去參加他們的彩彈遊戲了,但是這支槍的威力太大,他們不肯讓他用。

“在最上面那個抽屜里。但是不用麻煩找它了,”他又加了一句,“因為沒有彈丸。”

“為什麼沒有?”

“我向隔壁房頂上開火,全用光了。”

現在我還能感覺到這話很有趣,但是那時我沒有笑。

現在,賴安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到了。賴安手拿棒球棒,另外一個傢伙拿着高爾夫球杆。大衛從大廳的包里抓起另一支高爾夫球杆。但是太遲了,無論是誰,他已經跑了。

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再也不想在那間房子裏多呆一分鐘了,我想這個瘋子還會再回來的,任何事都會發生。我們甚至都懶得把衣服穿好。我只是在睡衣上套了一件田徑服,上了車,開到了維多利亞阿爾伯特旅館,其他姑娘正待在那裏。

我們剛剛上床,突然我開始想,如果這個瘋子回去把狗殺了怎麼辦?幸好凡爾納和JP還在,他們主動要求回去把兩條狗帶過來。因為“撲費”和“史努比”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我們就把它們放在旅館的洗澡間裏過夜。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聽到很大的響聲——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大衛早起訓練的時候,他都像英國空軍特種部隊一樣躡手躡腳的。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混亂是怎麼回事的時候,我開始大喊起來。洗澡間裏到處是,猜猜是什麼:毛巾上、浴盆里、地板上、牆上。這真叫人噁心。

對我們倆來說,沃斯利結束了。我們不能繼續在那間房子裏生活下去了。它一點也不安全,而且你沒辦法讓它安全。無論如何,發生了這些事以後,我不想再住在那兒,即使你在房子周圍挖個壕溝,裏面放滿鱷魚。我們決定另外找個地方,一個我們一結婚就買得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