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的日子

上飛機前幾分鐘,我們被告知我們獲得了MTV“最佳組合獎”。通常,在這些活動中,你很清楚你會得什麼獎,但是,這一次我們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摟着,我們太激動了。感覺這就像一個新的開端。它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媒體會像禿鷹一樣圍着你盤旋。沒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們這麼說。

這是最糟糕的噩夢,但是這也是最好的時刻。因為我們拿回了從我們身邊偷走的東西。西蒙·福勒總是說一個男人將會毀了這個組合——指的是來自外部的我們男朋友當中的一個。但是,開始讓“辣妹”相互疏遠的那個男人正是他。

因為我們在英國的日子非常有限,我們飛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後降落在盧頓。公平地說,保安幫我們到了機場——畢竟,他們也坐那架飛機。但是我們到了盧頓以後,他們就走了。大衛正在等我,還有一個司機在那兒接其他人。其他沒有一個人露面,他們像蒼蠅一樣飛走了。事實上,他們受雇於“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們也相信那個神話,西蒙·福勒創造了我們,沒有他我們什麼都不是。

因為我們的錄音合同是直接和維京簽的,他們同意幫我們渡過難關——“辣妹”砸了鍋是他們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們有這樣的優勢,即這是我們的決定,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維京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最近我們發現“辣妹”在美國的成功實際上挽救了維京。

就這樣,我們到了倫敦,在我們聲譽的顛峰時期,重新開起我們自己的車,尋找停車計費器和1英鎊硬幣以及其他東西。這完全像做夢一樣。當這個消息最終傳出去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計劃繼續我們的日程,以讓每一個人,從贊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樣沒有變。

我們遇到的第一個較大的障礙是“相約‘辣妹’”,這是“倫敦周末電視”的一檔電視節目。幸運的是,該節目正由安迪·彼得斯製作,那時,他更像是我們整個集體的朋友——一個相當不錯的傢伙,他完全支持我們,盡他所能來幫助我們。上帝知道我們需要這個。我們喜出望外。

當我們到那兒排練的時候,有兩張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爾納和JP,我們的保安。

“我們以為你們是不準這麼做吧?”

“在我自己的時間裏,沒有人告訴我做什麼,”凡爾納說著,笑得像一隻檸檬。

但是,凡爾納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兩個。多數那些自從“辣妹”起步就和我們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擁抱一下我們,說他們感覺太糟了,希望我們有好運,然後就走了。在排練時來看我們的那些人中有一個是我們的電視宣傳員,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為“流行歌星”電視評判團的一個成員出名了)。她嘮嘮叨叨地說著她的感覺有多麼糟,但是,我們不管。哭過之後,她就對我們說:“祝你們好運,再見。”我想說,這很公平,我們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長時間,付你們薪水的都是我們。和其他人一樣,尼基可能認為,我們自己應付不了,我們不久就會回到西蒙身邊,而西蒙就會因為他們不忠而解僱他們。

我們真的沒料到我們會得到這樣消極的議論,類似“嘿,真遺憾,姑娘們,但是你們本不該相信你們自己的那點本事的”。人們不相信我們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後無人撐腰,不相信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可是這是一群什麼樣的姑娘啊。儘管壓力很大,但我們很痛快。我們又成了一幫。

排練結束后,我們去了律師辦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決定,太多的事情要做。雖然我們一直知道這不容易,但是我們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們還沒有結束嗎?”媽媽又一次打來了電話,看看我什麼時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絲的21歲生日,我們在花園裏支了個帳篷,裏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為天氣已經開始轉涼,人們也陸續到了。

終於,我可以走了。我疲憊不堪。我讓我的司機打開收音機。這些年以來,我已經能夠很熟練地在車上打個盹兒,小憩片刻,而開着收音機通常會有助於睡眠。儘管我沒有真正在聽,但我突然聽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這是首都電台流行音樂主持人尼爾·福克斯的聲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們和福克西的關係一直不錯,他總是給我們提供幫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見面的時候我們和他相處得也很融洽。

“我們剛剛得知‘辣妹’和她們的經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們需要的,我想,又閉上了眼睛。這總得發生。只不過我們本以為這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