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生活，只有日程表
分而治之是我從學校歷史課上記住的為數不多的東西之一。老師用一束木棒來解釋它。捆在一起的時候,你折不斷——他拿了一束進來,我們都試了一下。但當它們被分開的時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斷。就像我們,仍然在一起吃飯,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個屋頂下,甚至我們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這些。組合在一起,我們是強大的,我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一點不誇張地說,我們已經征服了世界。我們決不會讓西蒙拆散我們。
西蒙會把我們單獨找過去,講一些人們一直在議論的事情。舉個例子——我和飲食。他毫不掩飾這一事實,即他對我吃什麼,不吃什麼知道得一清二楚。這也許是為我自己好,但是關鍵不在這兒。有人“出賣”了我了。但是誰?保安?廚師?私人助理?我們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動搖我們的陣營。因為在那樣的氛圍里,你最後誰都不相信。
然而,離開了我們的家人我們都是那麼脆弱,誰也不想失去我們擁有的那一點點自由,而西蒙嚴密地控制着我們。他這樣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選定對象區別對待,某一個“辣妹”在那一段時期決不能出任何差錯。但是他所選的對象可能突然改變,你永遠不知道為什麼。他有絕對的權力控制我們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他讓我們知道任何事——比如周末探望我們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為了集體的利益”。他許諾我可以和大衛見面——我確實這麼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飛機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轉過來說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國是我一生中最不開心的經歷之一。也許西蒙也能感覺出我們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許我們的家人到伊斯坦布爾看我們。在曼徹斯特的“王子委託慈善”音樂會上——這是我們在英國的首次現場演出——坐在我媽媽身邊的女人認出了她,問她演出后是否會到後台去看我。哦,不,我媽媽說。我們不去後台。哦,這個女人說,西蒙·福勒說我可以去。這個女人是桑德拉,大衛的母親。這是她們的第一次見面。所以,我們在英國的首次現場演出,大衛·碧鹹的母親被邀請去後台,而我的媽媽沒有。這讓我非常生氣,現在我自己也是一個母親了,我媽媽當時的感覺會是怎樣的呢?
好諷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說,我們選擇伊斯坦布爾進行我們的首次現場演出是因為我們沒有勇氣在某個主流地區表演。這不是真的。這是百事可樂的決定:從開始起,他們就是我們的主要贊助商,正因為他們贊助了整個活動,所以決定權在他們。必須選一個百事可樂超過可口可樂的地方,這就使得選擇範圍小了一點。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樂很強大。而且,伊斯坦布爾對我們的形象有利——這是個東、西方交融的地區,而不是以美國、英國為核心,這是人們意想不到的,有點打破常規。從商業角度看,這是一筆非常好的買賣——所有花費將由百事可樂支付,包括佈景,這樣我們在環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這些佈景。
(結果是,有人把它徹底搞砸了——佈景是建得不錯,但是卻無法搬遷,無法利用。巡演的時候一切都得徹底重建。)
伊斯坦布爾最好的地方在於我們有自己的現場樂隊。經過“辣妹營”緊張的排練以後,在舞台上現場表演感覺很自如。正如我所說的,我們都是演員,在現場展示一切是我們做得最好的。觀眾喜愛我們。甚至評論家不久也收回了他們那些諷刺挖苦的話,用英國小報的雙關語對我們作出了最好的評價:“伊斯坦布爾被照亮了”,“絕妙5人組暴風驟雨般讓他們改變了信仰,”還有“背叛真好”。
要想從工作中解脫出來不是那麼容易。《辣妹世界》,我們的第二張專輯,即將在全世界發行,因此“宣傳”是一個我們不容忽略的詞。不久我們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飛機、豪華轎車、旅館、演播室、播音室、豪華轎車、飛機。新加坡、泰國、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來,我不知道我怎麼沒有累垮下來。大衛真是太好了,他總是在電話的那一頭,和我談話從來都不知疲倦。每天我們要交談8次、10次。雖然我經常只是哭。
脫離“監獄”並不那麼容易,尤其是當你和難友談話的時候身邊總有衛兵看着。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時的感覺。他從來不讓我們走出他的視線,每到一處他總是跟着我們。媒體曾經稱他為“辣哥”,那並不是空穴來風。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在機場的入口處,他們告訴我們只有5個一等艙座位。作為錄音合約的一部分,我們總是坐一等艙。這不是奢侈,是我們經過的所有那些長途旅行中的必要。現在你可能會想,在那種情況下,演唱組——那5個姑娘——會坐一等艙,而我們的策劃人會退讓一下。不,我們當中有一個被剔出了一等艙,這樣好讓西蒙坐在那兒。誰是那個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們5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那位如影隨形的經理人極少有不在邊上忙活的。我們不講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10月底我們回到英國準備在本國的首發,我們總要到一個接一個的電視台、電台做宣傳。但至少我們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潔芮說在我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應該和律師談談。這件事由我做還是她做?我說應該由她來做。
我只在家呆了幾天就又走了。我們無法終止“境外免稅年”這個記時器的滴答聲,我甚至都懶得打開行李。
你們沒有生活,你們只有日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