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一支煙1

我從上海回來，最後一次見顧婕之後。某天她突然給我電話，她讓我給她帶幾本書：《后結構主義敘事學》《解構主義敘事學》，北大出版社，巴贊《思維導讀》，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我說：“索緒爾的書應該到處都有吧？”她說：“杭州的書店都找遍了，沒有。”“幹嗎非得找這些書來看？”我口氣冷淡，表示困惑。“教材。”她含糊其詞。哦，我不置可否，手指無端地扣起桌面上，接著說：“你找不到，那我又怎麼能找到？”“我的意思是，你到北京以後能不能幫我找找看？”“啊，”我說，“我也不太去書店的，要是有空的話。”“嗯，”電話那頭低低的齒音。我掛下電話。稍待片刻之後，我給顧婕撥電話，家裏電話忙音，我便撥手機。她接起電話，聲音迷茫。我嗓音顫抖，手指發燙，只喂了一聲便不知所謂。她開腔道：“怎麼了？”“沒什麼。”沉默半晌，我答道，隨即掛下電話。我想起顧婕曾經說過的別的一些話：“我只知道，你心裏有數不清的事情瞞着我，可我有時候也在想，你是故意作出這樣的姿態來想讓我離開你。”“為什麼總是你希望我離開，而不是你離開我？”她問道。我無以言對。我承認，我一度對顧婕抱着那種不妨稱之為不可抑制的激情的玩意兒，可現在我也可以同樣真誠地對自己說：我已經不再對這個姑娘動心，我不希望她挽着我的手臂走在大街上，我不希望她和我摟抱在一起，我不希望她和我**，假如真的做了，那也純屬低賤的生理**。已經說過，我一貫地認為，真正的愛情毫無疑問是值得去追求，甚至為之出賣靈魂，揮霍生命。因為，那乃是一種創造性的生存方式。這是否需要闡釋？當然不需要，維特根斯坦和愛因斯坦都說過，在不可言說面前要保持沉默，前者還粗暴地加了一句：不可言說就是不可言說。我竊以為，若在這話里夾一句國罵，氣勢必定更加驚人。扯開一句，按照某個說法，我不適合談戀愛，因此每每同女孩兒們在一起只是傷害和被傷害，簡而言之，互相傷害。換句話說，我是個自我意識過於強烈的人，最大限度地保全自我佔據了我絕大部分的生存理由和目的。的確，我呼吸，我排泄，我**，我閱讀，我思考，我性幻想，我瞎混，我寫作，我嚴肅，我無所事事，我遊手好閒，我無事生非，我積極向上。然而，我從未感到自己是因為這一切而生活。我告訴自己，在這層下賤無恥光鮮榮耀的平面之下，就好像在污穢的油層之下，存在着那純凈的源泉，如此清醒，如此透明，我為之折騰，我為之癲狂，為之奉獻出自己的所有。也就是說，即便是坐在生活這個骯髒不堪的抽水馬桶上面，我也至少在心靈里保持着某種嚴謹的企盼。儘管不斷地拉動水箱的拉繩令人厭倦，可也許我就能鑽過下水道，游進那片近似無限透明的藍色。這是個解釋，我拿這些來開脫我的罪惡的生活狀態。這同時也令我焦慮，這令我感到我必須去掙扎一些什麼，從而獲得某種即將到來的新生活，我翩翩起舞。這是個信念，僅此而已，或者這麼說，然而但凡信念，基本上極其無聊，多少只是一種為庸俗的自我存在尋求一種理由而已，我心緒散亂。我吸煙，我混飯局，我處姑娘，我抽大麻，我在憂鬱與激情之間徘徊，我出賣自己的天賦和苦難，我不得不試圖在媚俗的市場經營和個人化的心靈寫作之間維持平衡。毋庸置疑，這乃是一種自我毀壞的生活，被毀壞的面容，究竟是怎麼樣的痛苦之後才能獲得心靈的平靜。從現實上來說，可怕的是，我現在居然找不到一個想對之訴說同時又能聽我訴說的人。至少，我希望世間有那麼一個姑娘，並且能出現在我面前，電光石火間便一見鍾情，我們棋逢對手，宛若流星相撞，片刻璀璨，一生無憾。真他媽的夠悲哀的，我想，我始終不曾找到她，更為令人絕望的是，也許永遠都不會遇見，而生活正在繼續，繼續，腳步從來不曾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