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美帝國版圖的一部分或者獨立自主

反恐戰爭伊始，歐洲領導人對美國的態度同美國領導人對歐洲一體化建設一樣具有兩重性。美國需要法德和解以保證北約的凝聚力，對付俄羅斯；但從沒預料到它們的和解最後會導致一個競爭性的戰略實體的誕生。美國從親近、鼓勵到懷疑、尖酸最後到反對的態度轉變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歐洲領導人，在布拉格之春和東歐的蘇維埃化之後他們理性地感到需要美國的保護；二戰創傷癒合、**蘇聯垮台之後，他們又開始懷疑美國，懷念以前的獨立時期。無論如何，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層看來，每個歐洲民族的歷史都比美國短短兩三百年的歷史要厚重、豐富和有趣。歐洲人趕上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但這越來越讓他們對美國的領導地位產生懷疑，也給解放運動提供了理由。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日本就是範例。最近20年也出現了推動歐洲完全融入美國體系的反向力量。自由主義變革（左派術語稱之為“極端自由主義反映”）在歐洲上層社會形成了一種新的誘惑。發達國家受到寡頭政治趨勢的煩擾，新興的社會階層需要一個領導。當世界在軍事領域不再需要美國的時候，它卻成了全球不平等革命和寡頭政治轉變的先鋒，誘惑着所有社會的領導層。美國今後所倡導的再也不是捍衛自由民主，而是替那些已經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人維護他們的金錢和權力。1965至2000年間，歐洲領導人沒有在融合和解放之間做出取捨。他們同時實現了經濟自由化和歐洲的統一，並於21世紀初將美國置於一個尷尬處境：他們不知道歐洲人會是忠實的僕人還是叛徒。歐洲像美國所期待的那樣成為一個自由貿易區，除了共同農業政策外幾乎不再有關稅保護。歐元自誕生之日至今貶值了25%，對歐洲經濟形成了一種保護，出口價格降低，而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價格則上漲了同樣的比例。2002年上半年當布殊政府宣佈對進口鋼材實施保護性關稅、增加農業補貼時，歐洲領導人和記者的叫喊表明他們並非不了解自己行為所產生的效應。歐洲人並不希望歐元是對付美國的惟一工具，無論其匯率是走低還是走高，因為當時歐洲還沒有在融入美國還是獲得解放之間做出最後的選擇。選擇融入美利堅帝國對歐洲領導人有雙重精神革命的意味：一方面意味着要擯棄自己的國家，締結帝國婚姻；另一方面放棄捍衛民族獨立，作為交換理所當然地進入美國領導階層，“9·11”事件后，當大家都覺得自己很“美國”的時候，歐洲和法國大部分的精英都曾有過這樣的衝動。這也曾是讓—瑪麗·梅西耶（法國威望迪集團總裁——譯註）的夢想。當越來越多的歐洲富人被華爾街榨取了錢財之後，美國的企業和銀行讓這種選擇越來越失去誘惑力。尤其是美國右派中出現了厭惡歐洲的情緒后，歐洲人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想自己解決問題，同時還想讓歐洲人明白他們將來永遠只能是二等公民。美國差異主義抬頭的趨勢不僅涉及黑人、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還包括歐洲人和日本人。選擇解放則是基於歐洲客觀的經濟實力，以及歐洲人與美國人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這意味着歐洲必須有能力保證自身的防務安全。在短期內不失為現實的選擇。歐洲工業實力勝過美國，軍事上又無須再擔心遭到削弱的俄羅斯。但歐洲必須通過提升核打擊力量來達到真正的戰略自主，雖然歐洲人從未把這一點挑明。美國和俄羅斯的威懾平衡給了歐洲充裕的時間發掘軍事潛力，但歐洲面臨的惟一問題是人口下降，因此歐洲未來的實力與美國相比將處於劣勢（與俄羅斯相比則未必）。給出幾種方案就意味着要從中選擇，意味着我們的領導階層需轉變為意志堅定的行動者，團結得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利益、品位和價值觀來決定未來的方向。歷史上也曾有過這樣的奇迹：羅馬共和國的參議院、伯里克利時期雅典民主體制的領導人、1793年發表《人權與公民權公約》的法國、格拉斯通和迪斯累里時期的維多利亞帝國精英們、俾斯麥時期的普魯士貴族等等。我們並不生活在這樣的偉大時代，甚至今日美國的社會上層也勉強可以算作此類，但由於他們總選擇最容易的方案，因此談不上是在做真正的選擇。歐洲的領導階層有能力做出艱難的、痛苦的決定，但其國民思想的四分五裂使人不能對歐洲集體思想的產生抱任何幻想。決定歐洲和美國相互間立場的將是沉重的、潛在的因素。正如過去人們所說的那樣，事情的發展終將使歐洲脫離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