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1901年1月，在八國聯軍炮口下逃出北京的西太后，以皇帝的名義下詔變法，由此開始了晚清新政。這時，不僅立憲派人物要求改革，就是各省督撫和外國人也有此要求。曾經扼殺過維新變法的清朝統治者為了維持其統治，除了改革，已別無選擇。

1901年1月29日所下的詔令中，清統治者承認在“萬古不易之常經”外，沒有“一成不變之治法”，且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弊病作了概括，認為“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上諭還宣稱，中國未學到西政的本源，因此命令高級官員“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事，應考慮“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向上奏報。2月，清政府再頒上諭，重申變法之意，要求大臣去私心、破積習，力行實政。4月，設立督辦政務處，商議變法條陳。8月，又頒文告，表示變法的決心。與此同時，地方督撫也應詔而議變法，最著名的有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而發的“江楚會奏三疏”，系統詳備且切實可行，成為清末新政的範本。

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撫改建本省兵制，與此同時，取消舊式武舉，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裁汰綠營、防勇的十之二三；1903年在北京設立練兵處，總理練兵事務，各省設督練處；1904年，正式規定兵制，把新軍建成36鎮，同時建立軍事學堂，派遣留學生赴各國學習軍事。軍制改革使中國軍隊開始擁有一支比較近代化的軍隊，而且由於軍隊成分的變化和知識化程度提高，中國人鄙視軍人的傳統觀念有了明顯改變，一些士紳也自願充任新軍將佐。

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改革前期包括整飭吏治，裁汰、合併中央和地方的若干舊有機構，同時又創設若干新的機構，把一些舊機構改組為新機構。1906年，清政府宣佈“籌備立憲”后，政治體制改革納入憲政軌道。9月，清政府頒佈改革官制的上諭，進行官制改革。1907年9月，下諭設資政院，1909年10月，各省(除新疆外)先後完成議員選舉程序，成立諮議局。1911年5月，頒佈上諭組織內閣。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完成向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的近代政治體制的轉變，但是清政府在改革中逐漸改造了相沿已久的“祖制”，不自覺地朝着近代化的建制邁進，這無疑是一種進步。

法制改革。這一改革包括三方面。其一，刪改《大清律例》，制定新刑律。1910年12月《大清新刑律》頒佈，它體現了近代法律精神，其中不少刑名沿用至今。其二，改革“諸法合體”的傳統法律結構。1903年，清政府設修訂法律館，先後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等部門法與單行法規。其三，政刑分離，司法獨立。刑部左侍郎沈家本“考古今之沿革，訂中外之異同”，制定了《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和《法院編制法》。舊律的刪改修訂、新法的編纂、司法獨立的試行，這三個方面合成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是由於舊觀念舊勢力的抵制，富有近代法律色彩的新法未起到多少實際作用。

獎勵實業。1903年7月，清政府設立商部，倡導實業，隨之即制定商律，先後頒行了《商部章程》《獎勵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等一系列商法。這些商法雖然在實施過程中大多流於形式，但它們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為工商業者的經營管理活動和合法權利提供了某種保護，多少改變了崇本輕末、重農抑商的古老傳統和卑商賤商、恥言貿易的社會風氣。清政府還頒佈了一些章程，大力獎勵實業，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某些有利條件。

教育改革。1905年，清政府頒佈上諭，廢止了科舉制。年底設立學部，作為管理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有千餘年歷史的科舉制度被廢除，這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質的改革。新政時期，辦學成績斐然可觀。至1909年，各類新式學堂達59117所，學生數逾160萬。與此同時，清政府通令各省迅速選派學生出國留學，並鼓勵自費留學。清政府還制定了《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這兩個章程，尤其後者，對20世紀中國學校教育制度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為中國近代教育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清末新政從內容上說，繼承了百日維新的事業，而且在某些方面走得更遠，但這次改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持清政府搖搖欲墜的統治，因此有較大的欺騙性、局限性。立新制而不易舊人不僅沖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而且限制了新政的展開，最終因新政執行無人，國民更加失望。自救的新政不僅未能增強王朝的內在凝聚力，反而使社會愈加紛亂，成了王朝的催命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