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年少不學，他自己說：“少不喜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歐陽修也說他“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但因他不擅時文，舉進士不第。慶曆五年（1045年），37歲，因舉制策入京。正值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諸人多被貶逐。他很失望，在後來寫的《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由於目擊時艱，再加上制舉不中，蘇洵對於國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頗灰心，於是且不求仕，“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後為知益州張方平所賞識。

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攜子蘇軾、蘇轍，帶着張方平的推薦書信，入京謁見韓琦、歐陽修。這時又值歐陽修等慶曆新政時期的人物用事，歐陽修立即向朝廷推薦蘇洵，在《薦布衣蘇洵狀》中說：“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於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此後不久，蘇洵即因妻喪而回鄉，復萌守道安貧之念。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蘇洵赴闕應試，他上書皇帝，表示謝絕。與此同時，他寫了《答雷簡夫書》、《與梅聖俞書》、《上歐陽內翰第四書》等，發泄自己不肯應試的情緒。在《答雷簡夫書》中說：“向者《權書》、《衡論》、《幾策》，皆仆閑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迫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與梅聖俞書》中說：“且以永叔之言與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詔仆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這就是說，自己的識見水平，具見於《權書》、《衡論》、《幾策》三書之中，沒有必要再加策試；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試，等於不被信任。對此，蘇洵是頗為憤慨的。儘管蘇洵如此憤慨，而作為一介書生，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頭，他雖然拒絕了應試，卻又寫了《上皇帝書》。說是“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實際上也是以此作為“應試”之文。在這篇上書中，蘇洵比較系統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其中有些觀點，等於重申慶曆新政的主張。而且總結了慶曆時期的經驗教訓。可是，此書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視。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蘇洵才被任命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的卑職。治平三年（1066年），蘇洵以霸州文安縣主簿而終，時年58歲。著作有《嘉祐集》。

蘇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過縣主簿，級不過八品。居官期間，只參與修纂了《太常因革禮》100卷。他的業績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論兵見長的，縱論古今，指切時弊，極有深度。其中《權書·六國》，早為世人傳誦。如文中有云：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也？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這是從“古人以往成敗之跡”講起，也即是他所謂“施之於今，無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講古人的成敗之跡，今人未必深曉，於是最後又點明道：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這就更明確地說到當代了。這樣的筆墨正是邵博《聞見后錄》所謂“譏時之弊”的文章。

蘇洵是以論兵自負的，其論兵之文也確有成就，但蘇洵文章的成就卻不僅在於論兵。論兵之文也只是論政之文的一個部分。蘇洵論政，亦如論兵，不為空談，常有獨到之見。關於朝廷用人問題，蘇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關於“任相”，言之最詳。在《衡論·遠慮》中，他說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則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洎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舉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治之於下，而天子恂恂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太祖用趙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宋時宰相之權，同歷代相比，可以說是夠重的了。但蘇洵還以為不夠，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作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文章最後舉趙普、寇準為例，以為寇準雖然得用，而失之“權輕”。結論是任用宰相，不僅要“尊其爵，厚其祿”，而且要“重其權”。要求重宰相之權，等於分天子之權。這是唐宋兩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種新的政治要求。儘管主觀上是要“盡心以安社稷”，而客觀上則是庶族文人爭政治權力。歐陽修曾經主張“不為宰相，必為諫官”，說宰相、諫官能在天子面前爭是非云云，實質上也是憑藉言權來左右天子的權力。蘇洵為了發揮這樣的思想，還寫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別指出“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必須“接之以禮”。對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至為不滿。此文可與《衡書·遠慮》同看。其次，關於用人問題，“任相”之外，還談到取士。關於取士，蘇洵也有專論。《廣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眾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趨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善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途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這是一篇對於取士、用人制度的嚴厲的批評。其中主張任用盜賊胥史，與韓愈三上宰相書中的意見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廣開才路。

蘇洵對於朝廷用“聲病剽竊之文”取士尤為不滿，所以最後又說：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胥吏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唐宋以詩文取士，對於前代之僅以門第用人來說，已是一大進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進者越來越多了；蘇洵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賤吏的政治要求。曾鞏在《蘇明允哀辭》中對於蘇洵的文章有過全面的評論。他說蘇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這是對蘇洵文章具體的評價。蘇洵為文，確是善於“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謂“煩能不亂，肆能不流”，也確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蘇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論和史論，不僅善於“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溫淳”、“雄剛”和“簡切”的特點。尤其是和宋初以來柳開、石介、尹洙等人的同類文章比較，顯然達到了更高的成就。當然，蘇洵在《禮論》、《樂論》、《詩論》一類文章中，有時未免迂闊，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說過“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的話。但從全部文章看來，其“指事析理”，仍是精闢的。即使是迂闊之言，也仍然不失其個性特點。還有，蘇洵為文，常有獨到之見，但有時也不免於偏。《辨奸論》一文，雖然未必盡出蘇洵筆下，但這樣的筆調，卻也符合蘇洵的性格。心有所激，在政論、史論等篇之外，蘇洵還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點。曾鞏在《蘇明允哀辭》中說：“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嘆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就是說，蘇洵為文，隨遇而發，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記》、《名二子說》等篇，茅坤、姚鼐諸家多有評論，此不多說。這裏且舉《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見其特點。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后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裡外強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吾於昌言獨有感也！大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這樣的文章，可以說是寫得“溫厚”、“簡切”而自然。娓娓而談，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謂“有感慨，有態度”的文字。蘇洵為文也是推尊韓愈的。像這樣的敘述，其“感慨”、“態度”，與韓愈行文亦頗相似。在這段敘述文字之後，文章轉入送序的主題：“谷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葉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這一段話，是蘇洵評論鳧繹先生詩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辭。蘇洵贈給石昌言的這段文章，也是“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的。所發議論，皆非“游談”，更無“枝葉”，簡當老練，如其為人。蘇洵為文，雖然主張“精悍確苦”，“療飢”，“伐病”，卻也並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講虛飾，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說》一文中既具體地體現了這樣的文風，又明確地說明了這樣的主張。如講“風水之極觀”有云：“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綉，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將“風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這是標榜文章的一種境界。蘇洵自己可能有意為之，但達到此境似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