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蕩三十年》之三十

4月，廣州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賽馬邀請賽，然而由於實在太火暴了，政府擔心滋生出地下賭博業，便沒有再舉辦第二場。

在上海，各家銀行門口每天圍聚着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見到一個路人，他們就低聲問道：“有外匯哇，要外匯哇。”他們被稱為“打樁模子”，都是炒賣黑市外匯的下崗工人，總數大概有五萬人。在上海，已經形成了外匯倒賣的行業鏈，有在街上四處兜售的“打樁模子”，還有中間周轉的下家，最後是一些資本稍大的倒賣公司。

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對付“隨時可能發生”的世界大戰，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都修建了眾多的防空洞，多年來它們一直陰冷地空置着，現在，善動腦筋的人們突然發現這裏是做生意和娛樂的最佳場所。路透社的記者看到，北京市有14萬人在這些地下軍事工事裏工作，他們開出了數以百計的乒乓球館、卡拉ok中心、電影院和地下旅舍，單是旅舍床位就多達4萬個。每當夜幕降臨，穿着牛仔褲的長發青年們就湧進那裏，空氣潮濕而渾濁，彩燈在昏暗中旋轉。人們在這裏消耗過剩的精力、倒賣外匯、嘗試新的生活方式。

棉紡工人出身、早已名聲遐邇的張藝謀導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電影，它獲得了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金獅獎。這部電影講的故事是，一個叫王慶來的農民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發生爭執，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王整日躺在床上幹不了活，他的妻子秋菊挺着懷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狀。放在15年前，這是一個很讓人難以理解的故事，而在這一年，它卻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在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是非觀念日漸模糊的商業社會，人們突然懷念起秋菊那種認死理的性格，“討個說法”成為當代社會的一個流行詞彙。

這真是一個矛盾重重的年代。人們常常困頓於眼前，而對未來充滿期望。

正如發現了“創新”奧秘的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言，“發展是一個突出的現象，它在流動的渠道中自發的、非連續的變化，是均衡的擾動，它永遠地改變和取代着先前存在的均衡狀態。”中國社會的發展也正如此，它一直在“自發地變化”，它來自一個單純而僵硬的均衡狀態，經過15年的發展，一切秩序都被顛覆，一切價值觀都遭到質疑，一切堅硬的都已經煙消雲散。

在過去的15年裏，觀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動力，哪些地方的民眾率先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束縛，那裏就將迅速地崛起，財富向觀念開放的區域源源地流動。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從“違法”開始的，那些與舊體制有着千絲萬縷關聯的規定成為改革的束縛，對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進步，這直接導致了一代人對常規的蔑視，人們開始對制度性約束變得漫不經心起來，他們現在只關心發展的效率與速度。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那段有關“叢林法則”的經典論述，正成為中國企業史的一條公理：“存活下來的物種，不是那些最強壯的種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種群，而是那些對變化做出最積極反應的物種。”

1992年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當市場經濟的概念終於得以確立之後，面目不清的當代中國改革運動終於確立了未來前行的航標，改革的動力將從觀念的突破轉向制度的創新。在之前，人們認為，中國之落後主要在於科技，只要大量地引進生產線和新技術，就能夠很快地迎頭趕上。而現在，很多人已經意識到，觀念突破和技術引進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並不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經濟學家吳敬鏈因此提出“制度大於技術”。

在此之後，我們即將看到，中國開始從觀念驅動向利益驅動的時代轉型，政府將表現出熱烈的參與慾望和強悍的行政調控力，國營、民間和國際三大商業資本將展開更為壯觀和激烈的競爭、博弈與交融。

激蕩三十年(下冊第三部1993～1997民族品牌進行曲扭轉戰局他們是我的希望，讓我有繼續的力量；他們是未來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樣。

——李宗盛：希望》，第一庄”莊主禹作敏盤腿坐在他那張碩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這是1993年3月的某個傍晚。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個驚天大旋渦之中。

在過去的兩年裏，禹作敏一直春風得意。他領導的大邱庄由一個華北鹽鹼地上的討飯村變成全國最富有的村莊，紐約時報》報道說：“大邱庄實際上就是一家大公司。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一百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人民幣。”大邱庄成為中國民間經濟迅猛成長的一個標誌，所有來這裏參觀的人們都會驚嘆於它的整潔與富有。小小的村莊由一排排紅磚灰瓦的平房構成，柏油馬路交織其間。路修得極好，路邊立着只有大城市裏才有的那種華燈。村子中心還有16棟造型別緻的別墅群，其外形模樣跟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很相似。

禹作敏就住在別墅群中最顯眼的那一棟，他每天盤腿坐在大炕上，等待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的“朝拜”。他不僅是一個精明的商人，更是一個百年一出的農民語言大師，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被他的如珠妙語傾倒。作為大邱庄奇迹的締造者，他的聲望達到了頂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之後，大邱庄抓住經濟復蘇的機遇，在鋼材上狠狠賺了一大筆錢。全國媒體掀起了一個報道大邱庄的熱潮，禹作敏已儼然成為“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經濟日報》上撰文春節寄語》，他寫道“大邱庄最大的貢獻，是給中國農民長了臉。”

然而，就在聲望達到頂峰的時候，這位極有智慧的“人精”突然變得狂狷起來。他自恃為“中國農民的代表”，而且與某些中央領導交情不淺，便漸漸地忘乎所以。他對一群前來考察的官員說，“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有一次，6位部長級別的官員到大邱庄開會，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當會議結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員聚集在院子裏準備離去的時候，他卻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相熟的記者閑談，對門外的喧嘩置若罔聞。當記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別之意時，他一甩手說，“不理他們。”

年5月，天津市推選出席十四大的黨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孫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員會”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天津市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八條，我們的幹部職工要頂住三亂，不準亂查；……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孤憤、怨恨、對立情緒，躍然紙上。

致命的危機是由一個偶然事件誘發的。1992年12月，大邱庄萬全公司經理病故，查賬時發現可能有貪污行為，於是大邱庄派4人審查該公司業務員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並於12月13日被人暴力毆打致死。事發之後，“老爺子”禹作敏決定包庇犯事者，他讓相關疑犯或連夜離開大邱庄，或躲藏起來，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擋。1993年1月，檢察部門派出6名人員到大邱庄取證，不想卻被非法拘留13小時，其間還不給任何飲食。當檢察院對四名疑犯發出拘傳令時，前來執行公務的公安幹警又被大邱庄設卡拒於門外。

事態由此惡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本村及外村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並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拚搏”。禹本人則以退為進，向外界宣佈暫時辭職。如此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經身陷法律的雷區而不能自拔。后經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強同意武警進入這個“禹氏莊園”。警察對大邱庄進行了搜查，禹作敏作偽證說，疑犯已經全數外逃，而事實上，其中幾人一直藏在村裡。

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駐工作組，收繳該村的所有武器裝備。禹作敏因有窩藏、妨害公務等嫌疑而被拘留。儘管風波陡起，但表面似乎還是一片風平浪靜。春節期間，禹作敏出現在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面帶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

所有人都隱隱感覺到，事態正朝惡化的方向發展，不過很多人還是心懷僥倖。禹作敏的手上便有一封從南方剛剛寄到的信件，來信人是另一位鄉鎮企業的代表人物，浙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1990年1月，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成立，農業部部長何康任會長，兩位副會長一個是禹作敏，另一個就是魯冠球，這是農民企業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帶有“官方色彩”的職務。禹作敏與魯冠球交情一向不淺，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魯冠球都會讓人捎上幾大包給禹作敏，而後者更曾是大方地送給對方一輛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轎車。魯冠球與禹作敏是完全不同個性的兩個企業家，禹作敏對魯冠球的評價是：“你們老魯太圓滑。”而魯作敏對禹冠球的印象是：“這個老頭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發生后，魯冠球便一直非常關心他的這位“禹大哥”，他在一張便條中寫道：“目前社會各界對你及大邱庄頗為關注。大家普遍認為，事至此，以妥協平息解決為上策。因為‘投鼠忌器’，所以我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增強經濟實力才是基礎。希望您心胸開闊，保重身體是本也。”魯冠球“投鼠忌器”一詞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應該會考慮到他的改革影響力，不至於給予嚴厲的懲戒。這讓由自恃而變得驚恐的“老爺子”得到一絲寬慰。

扭轉戰局但是，事情的衍變出乎禹作敏以及魯冠球等人的預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項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號人物禹紹政被同時判刑入獄10年。關於禹作敏的判刑，新華社只向全國統發了一條不到兩百字的新聞稿，然而其引起的反響卻如平地驚雷。在人民日報》任職的凌志軍記得，“那幾天家裏的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很多人想打聽他的情況。這些人大都是中國改革潮流中的風雲人物，他們把禹作敏視為同類，自然也把他作為改革的象徵。他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對禹作敏的打擊，是不是衝著改革來的？”

很顯然，此案的發生讓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處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難辯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關人士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稱:“禹作敏被拘捕，再次表明中國政治和法制的進步與成熟。”日後看來，禹作敏案並不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個視法律為無物又跟地方政府關係交惡的農民企業家自釀自飲的一杯苦酒。禹作敏被判刑后；南方的魯冠球三日不出，他寫了一篇題為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的文章。他寫道：“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是一道更困難的障礙。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僅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環中，這樣的馬失前蹄是非常讓人痛惜的。而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決裂。”

月，中國企業界發生了兩起強烈地震。一起是大邱庄的禹作敏落馬，另一起則是當時國內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業家沈太福被捕。有意思的是，他們都是在與政府激烈的對立抗衡后陡然隕落的。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則頗具荒誕色彩的商業傳奇。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是吉林省四平市人。他自小愛好科技發明，是一個十分聰慧好學的青年。1984年，30歲的他從四平水庫的工程局辭職，與兩個兄弟辦起了吉林省第一家個體科技開發諮詢公司。他們相繼研發出很多新穎的產品，如吸塑包裝機、雙色水位計及一種特別的讀卡機。他的企業在當地以善於創新而小有名氣。1986年，沈太福進京，以30萬元註冊了集體性質的長城機電技術開發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質的高新科技企業註冊。長城公司的產權性質最後成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環。1992年前後，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員研發出一種高效節能電機，據稱比同類產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並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入生產，銀行也對這個有風險的項目沒有興趣，這時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間融資。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之後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資熱情極其高漲的年份，人們對各種有新意的建設項目充滿了熱情。由於中央金融管制，發生在民間的各種集資行為便一直非常活躍，利息也是水漲船高。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間拆藉資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間。一位資深的證券公司總經理曾回憶說，“在那年，證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該做什麼，幾億的資金，拆借出去就起碼有20％的收益，還用自己費什麼心？”1（沈太福的行為實質上是“地下私募”，當時由於宏觀經濟復蘇，金融管控嚴厲，所以，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民間融資活動非常活躍，沈太福顯然不是開出融資利息最高的人。一個可以參照的集資案例是：在1993年，深圳華為的任正非要開發萬門數字程控系統而無法從銀行貸到資金，他便遊說全國17個省市的電信局合資3900萬元成立合資公司，他承諾每年的定額投資回報是33％。相關情節見1997年章。）便是在這樣的火熱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遊戲出台了。

長城公司發明的新型電機屬於節能項目，當時國內能源緊張一直是瓶頸，因此凡是有節能概念的新技術都頗受青睞。而沈太福更是一個善於包裝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年5月28日，他的電機技術在釣魚台國賓館通過了國家級科技成果鑒定。根據報道，國家計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項目鑒定書上批示：“屬節能的重要項目，應儘可能給予指導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對外宣稱，長城公司幾年來先後投入近5000萬元，研製成功了這種高效節能電機，據能源部門測算，僅在運行的風機中如果僅有1/3換上這種節能電機，一年就可以節電400億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讓人充滿想像空間。

沈太福的集資規則是這樣的：投資者與公司直接簽訂“技術開發合同”，集資金額的起點為3000元，高者不限。投資者可隨時提取所投資金，按季支付“補償費”，年“補償率”達24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為12％左右，沈太福開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輪集資活動是6月份在海南展開的，廣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門口就排了長龍，僅20天，就集資2000萬元。初戰即告大捷的沈太福當即加快集資步伐，他先後在全國17個城市開展了類似的活動，長城公司的集資風暴迅猛席捲全國，它很快成為當年最炙手可熱的高科技企業。

在此次集資活動中，各地的媒體記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活躍的是科技日報》記者孫樹興。當沈太福在海南開始集資時，孫樹興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20天集資2000萬》，對長城公司的集資業績大加鼓吹。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孫樹興又相繼發表了用高科技和我們百年不懈的改革開放築起新的長城》以及為了千百萬父老兄弟》等長篇報道，對長城公司的集資給予高調的追蹤報道。正是在數百家媒體的催熱下，沈太福跑馬圈地，戰無不勝。在這期間，沈太福先後給了孫樹興兩萬多元辛苦費以及密碼手提箱、“皮爾•卡丹”西服和日本產“美能達”全自動照相機等物品。孫樹興後來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孫樹興的牽線下，沈太福又幸運地結識了曾經擔任過科技日報》總編輯、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時。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時扮演了一個很關鍵的角色。當科技日報》對長城公司大加報道的時候，他便對這個節能項目深信不疑，為了表示支持，他專門到長城公司去考察，還留下了“願長城目標早日實現”的題詞，被沈太福用在所有宣傳文本上。李效時還借出差的機會到各地為長城做宣傳。在海南，他對媒體記者說，“我從深圳到廣州到海南，宣傳了一路的‘長城’。我覺得‘長城’所辦的科技實業，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科技實業！”由於他的官方身份實在特殊，因而成了長城公司最具說服力的宣傳員。為了報答李效時，沈太福以李效時三兒子的名字簽訂了一份4萬元的北京長城公司“技術開發合同書”。第一次，李效時拒絕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從李效時辦公室的門縫裏塞進去，這次，李效時沒有退回，他心領神會地將之鎖進辦公室的一個鐵皮櫃裏。就為了這份合同，李效時一年後被認定犯有受賄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說孫樹興和李效時為長城公司效勞夾有私利因素的話，那麼，在當時確實有一些專家和學者對沈太福的集資模式表示由衷的讚賞，其中便包括老資格的社會學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在1993年1月，費老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有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乾（政府官員）。費孝通認為，長城公司在高新技術成果的委託加工、成果轉讓、搞活民間金融、對外合作以及發揮老幹部餘熱等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扭轉戰局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後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僱用職員3000多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1【據王安在25年》一書中披露，長城公司在媒體和官員公關上不遺餘力，“據傳，沈太福的紅包攻勢花費了3000萬。”】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共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占集資總額的93％。集資款逾5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隨着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產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產領域應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一一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裏，長城公司只售出電機50多台，價值僅600多萬元。為了製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後向稅務部門繳納了1100多萬元的稅款。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工夫，他先後聘請了160多名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志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係網。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基的高度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效仿，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於是，他親自下令中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年3月6日晚間，正當沈太福為集資超過10億元舉辦大型慶祝酒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於北京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通報》指出，長城公司“實際上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產凈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沈太福遭遇當頭棒喝。此時的他已經在狂熱和膨脹中失去了對局勢的清醒認識，自以為有高層人士、上百位老幹部以及10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已經具備了與國家機器博弈的能力。他的應對之策竟與大邱庄的禹作敏如出一轍。在接到人民銀行的通報后，他當即宣佈狀告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索賠1億元，國內外輿論頓時嘩然。這是中國第一位民間企業家敢於直接對抗中央政府。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國家科委、人民銀行總行步調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卻讓他這個民辦企業“小媳婦”吃虧，現因政府干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他還宣佈，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隨後兩日，局勢朝沈太福預想的反向發展，政府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各地的擠兌事件則層出不窮，他試圖倚重的媒體和老幹部似乎也幫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截獲，當時他帶着三張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錢打算出逃國外。4月18日他被宣佈逮捕。從這個月起，在國務院的直接參与下，各地組成二十多個清查組。歷經半年時間的清查清退，長城集資案的投資者都領回了70％的本金，全國清退款總比例達90％以上。另外，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有120名官員因此案受到牽連。

儘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為高息集資、擾亂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後卻是以貪污和行賄罪名被起訴。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訴狀稱，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義，從自己公司的集資部提取社會集資款，構成了貪污罪。他還先後向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等21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物等合計人民幣25萬餘元，這構成了行賄罪，法院於1994年3月4日判決，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沈太福對判決不服，他的上訴理由是：北京長城公司是戴着集體帽子的私營企業——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門不接受私人申請創辦“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為貪污罪的主體，也沒有貪污的動機和行為，因而不構成貪污罪。他對律師說，“怎麼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為‘貪污’自己家裏的錢而被槍斃，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對沈太福案的二審首先應當對長城公司的經濟性質重新確認。法院最終沒有採信這些意見。4月8日，沈太福被執行槍決。

11994年，無錫爆發鄧斌集資案。1938年出生的鄧斌人稱“鄧老太”，原為無錫無線電變壓器廠工人，退休后創辦無錫新興實業總公司。在兩年多里，她以合作經營絲素膏、一次性注射器及乳膠手套為由，開出60％的利息進行集資，集資總額達32.17億元，涉案官員270多人，其中包括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首鋼總經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等。1995年11月，鄧斌以受賄、貪污、投機倒把、挪用公款、行賄等罪名被判處死刑。

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讓很多人心神不寧。如果說禹作敏案帶有一定的突發偶然性的話，那麼，對沈太福案的嚴厲處理則透露出當年經濟發展的某些特質。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經濟再度進入高速成長周期，萬馬奔騰，塵土飛揚，景象讓人喜憂參半。

喜則在於，經濟呈現出全面復蘇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1993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3萬億元。各省的民間公司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

扭轉戰局憂則在於，投資的超速增長正在誘發一系列的相關效應。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底的年終稿中便警告說，“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着了火。”上半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像華西村吳仁寶狠狠地賺了一筆“南巡財”。與此同時，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變得有點紊亂，地下錢莊格外活躍，民間的資金拆借利率越來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虛設，那些有門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從銀行貸到錢，轉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面對這一局勢，6月份，朱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央行下文嚴令“各企業單位必須把錢存進銀行，要走正路，不許搞體外循環”。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決心嚴肅處理沈太福“長城事件”——在領導者看來，如果縱容沈式融資的存在，那麼金融管制根本無從談起。

朱基在經濟治理上的強勢風格，在對金融秩序的維護以及對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的處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朱基開始用一種更專業、更具體而微的方式來管理中國經濟。

朱基於1991年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此前他曾經長期工作於國家經濟委員會。在上海主政期間，他以親民和對官員的嚴厲管理而聞名，上海的某些廳局長向他當面彙報工作，小腿肚子會打抖。在他北上之際，一些國際媒體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認為他那種管理風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開，有人甚至預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待上六個月。出乎這些人意料的是，朱基將在此後的十年內主導中國的經濟，並成為繼鄧小*平之後，對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基到京后的“第一戰”是清理三角債。當時，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達3000多億元，其中80是全國800多家大型國有企業拖欠的。幾年以來，年年清欠，卻越清越多。朱基面對的是一個積重難返、幾成無解亂局的債務連鎖現象。

到京赴任之後，凳子還沒有坐熱，朱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鈎、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

帶着一片讚譽聲，朱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他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全國各地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各地務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項目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基副總理彙報，說明原因。”朱容基還明令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要求媒體給予監督，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在此後的半年多里，朱基限時清欠，令出必行，讓各地官員無從躲避。到1992年5月，全國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產項目4283個，收到了注入1元資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擾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業數年的“三角債鐵鏈”終於被解開。經此一役，朱基以前所未有的務實和強硬風格確立了自己的治理權威。

清理“三角債”首戰告捷之後，朱基在金融領域開打“第二戰”，他在金融政策的調控上再顯鐵腕手段。

首先，他親自兼任央行行長，下定決心清理金融領域的體制外活動，對於任何有可能擾亂現有金融秩序的行為都嚴懲不怠。在這種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案便被視為頂風作案而受到了最嚴厲的懲處。

其次，他頂着巨大壓力，提出分稅制，重新梳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多年來，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國營企業的發展，靠的都是中央財政的投入，用經濟學家馬洪的話說，是“一個老子，養了成千上百個兒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到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發行貨幣來解困，因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危機則讓人不寒而慄。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時出任財政部長的劉仲藜回憶說，他曾經三次找朱基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朱容基不允許。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財政體制的弊病，從上海和北京可窺見一斑。上海實行的是定額上解加遞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財政收入165億元，100億元歸中央財政，65億元歸地方財政，每增加一億元，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結果，上海實行財政包干5年，年年財政收入是163億元~165億元之間，一點沒增長。對北京採取的是收入遞增包干分成模式，約定的年增長率是4％。5年之中，北京每年財政增長從沒有超過4％。中央政府在這種財政分配體制中表現得非常被動。鑒於這種現狀，朱基採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1993年7月23日，朱基在全國財政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稅制的想法，一個多月後，分稅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出台。為了說服各省，朱基在隨後的兩個多月里，奔波於全國，一一說服，其間頗多拉鋸、妥協，但是，實行全國統一分稅制改革的大原則，始終沒有動搖。1劉仲藜在回憶錄中說，為了說服各省，朱基最後勉強同意1994年之後的中央財政返還以1993年地方財政收入為基數。而這一協議達成的時候，1993年後4個月的財政數據尚未統計出，從而給了地方政府有意識增加后4個月財政收入，以便1994年後多從中央財政獲得財政返還的空間。事實正是如此，最終地方政府上報中央的財政收入比1992年猛增將近50。為了抬高基數，地方有許多高招。比如，一個企業原來承包了，稅補交已經減免，現在叫他交稅，把基數抬高，交了以後再私下返還。再比如，把死欠、積欠當基數。所謂死欠，就是哪個企業已經倒閉了，從來沒有交過稅，現在通過轉賬或者從銀行借款繳稅，這樣把基數抬高。還有就是“寅吃卯糧”，收過頭稅，把明年的稅在今年收了，把基數抬得很高。

扭轉戰局分稅制的實行，使中國的財政秩序為之大改，中央財政重獲活力。1994年~2002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5％，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2年，除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外，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高達4019億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長36％。中國社科院的金融學家劉煜輝認為，分稅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財權高度集中，在稅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佔的比重，而留給地方的幾乎都是收入來源不穩定、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徵收成本高的中小稅種。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權層層下放給地方政府，甚至經常以犧牲地方稅權為代價來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現象大量存在。以經濟發達、稅源最為充沛的浙江省為例，在1993年，浙江的財政自給率是133.27，1994年以後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區的財政狀況更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稅制拯救危機中的中央財政之外，朱基另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金融決策是，力排眾議實行匯率改革，讓人民幣大幅貶值。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它是計劃經濟的一條“金融尾巴”，既保護了國有公司的利益，同時也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外匯交易黑市。從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着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

這是一個十分具有標誌性的政策變化。從此之後，中國公司開始集體遠征，中國經濟走上了外貿拉動型的道路，它將在2005年達到頂峰，並誘發中國與歐美乃至周邊國家的貿易大戰。1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日本、韓國和東南亞諸國金融體制的脆弱性暴露無遺。1997年6月，國際金融狙擊手終於在泰國撕開突破口，災難發生。

朱基主政的“第三戰”，也是貫穿十餘年的治理主題，是搞活國營企業。對此，他的思路也與之前有微妙的轉變。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行業，它們都表現得不堪一擊。這年的局面是，經營機制轉換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在這年的北京兩會上，國內最大的鋼鐵公司總經理李華忠在分組會上大喊：“自主權萬歲！”他還羨慕地對身旁的遼寧省海城市東房身村黨支書王國珍說，“我的權力還不如你的權力大。”而另一方面，權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卻是另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由於效益不佳和老企業萎縮，失業人口的增加已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朱基看來，中國當今的企業問題已非改革之初可比，當時只有國營企業一支力量，不把它們搞活國家當然振興無望，而如今，鄉鎮企業已經異軍突起，佔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藉助的商業力量。同時，隨着民間資本的日漸充沛，兩大股市又可代替國家財政成為向國企輸血的工具。在這種新的局勢下，國營企業的改革就不應該關起門來，老是在經營體制的轉變上繞圈圈，而應當將它們放到市場中去，中央政府則要在整個經濟體制的重新構造上多下力氣。朱基對陳光在山東諸城搞的企業改革十分感興趣，專門派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調查。也是在這一年前後，“抓住少數、放活多數”的思路開始漸漸萌芽。

這年7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在光明日報》撰文關於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論述“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由這個判斷出發，周叔蓮以及其他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裏，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國家只要抓住關鍵少數，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盈利能力強的產業。周叔蓮的觀點得到決策層的讚賞。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餘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在1993年，這種戰略思想剛剛萌生，還遠遠沒有展現出成型的格局和嫻熟的掌控藝術。只是在一些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那些沒有優勢的國營企業開始被“放掉”，過去被禁止的改革現在得到了默許和嘗試。在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艱難的“思想解放”后，當了數十年“主人翁”的工人們開始接受自己不再與企業“共存亡”的現實。在年底，瀕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裁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廠徹底分手，工廠根據他們工作的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償”，從此這些職工將走出廠門自謀出路。這種“工齡買斷”的做法很快被廣泛採用，各地的買斷價各有不同，從數百元到上萬元都有，它成為中小型國營企業破產或被私人收購時“安置”下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工人普遍能夠接受這種方式，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們早已有了“第二職業”，那筆微薄的安置費成為他們做小生意或自主創業的啟動資本。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人們已經習慣於把自己的人生“捆綁”在企業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工作與生活模式使他們幾乎喪失了獨立的勇氣和能力。尤其要命的是，那些地方也沒有經商和創業的氛圍，因而買斷工齡往往便意味着低水準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隨着國營企業體系的日漸瓦解，巨大的生存壓力在這些地方無比恐懼地瀰漫開來，在改革的陣痛中，城市貧民階層慢慢地出現了。

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地區，悄然發生了一場集體企業的量化改革運動，這是企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產權變革。所謂“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鄉鎮集體企業的資產通過“土法”評估后，將集體資本全數或部分退出，經營者以贖買的方式獲得企業的主要股權。這項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環和溫嶺兩縣出現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溫州地區，繼而在浙江全境的集體企業中被廣泛試驗。

這是一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改革運動，在具體的資產評估上，由於缺乏量化的標準和評估體系，各縣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大多數企業採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縣硬性規定，集體資產一律按賬面數增值40％計算，而事實上，相當多的企業經過多年發展，其資產早已增值了幾倍、幾十倍。溫州地區的一家二輕物資公司將其屬下二十多家企業全部量化改造，而資產評估值以1990年的不變價為準。紹興一家紡織企業的量化方案是：將企業的資產量化出10％，折算成50萬元作為集體股，全廠200多名職工每人出資5000元，經營者出資100多萬元，組成一個資本額為250萬元的股份制企業。其後，新企業無償使用着原有企業的機器設備，一切開支則由老企業承擔，經過近一年的運行，新企業產生驚人的利潤，而原來的集體企業則毫無懸念地陷入了虧損境地。又一年，新企業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老企業“併購”。到1996年前後，浙江省80％的中小集體企業都完成了產權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現了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這樣的量化改革很難保證公平、公開、公正，因此在過程中也發生了很多糾紛。據新華社記者的報道，到1993年底，浙江省已經有超過2000家企業進行了量化改制。

扭轉戰局發生在浙江的這種產權改革在隨後的幾年裏一直處在“地下運作”的階段，全國性的集體企業產權改革從1998年才全面開始。它從來沒有得到政府的公開肯定，而且在理論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指責這是變相的“私分集體財產”，是“走私有化道路”。當時的浙江省領導對此進行了有技巧的支持，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李澤民在一份對量化改革提出異議的報告上批複曰，“對於這樣的改革要回頭看，不過，不能走回頭路。”

種種跡象表明，1993年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國家了。

中央政府針對新的經濟形勢，對一些管制概念開始全新的詮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劉敏學對“投機倒把”這個名詞進行了新的解讀。他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幾乎把帶有營利性的經商活動都視為投機倒把，做違法處罰，這顯然是“左”的思想影響，是不對的。某些過去認為是投機倒把的行為，現在看來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他舉例說，譬如套購緊俏商品就地加價倒賣行為，過去被視為投機倒把，今天籠統地這樣說就不合適了。他的這番講話一登報，全國的貿易商人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過去的十多年裏，數以十萬計的商販因投機倒把罪名而入獄，而傾家蕩產，有人甚至喪失生命——該罪名最高可判死刑，為所有經濟犯罪行為中判刑最重者。如今，隨着劉敏學局長的一番講話，一柄長劍終於從頭頂移走了。

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在第一次不再需要繳納糧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佈，從這一天起，取消糧票。從1955年開始，全國居民購買糧食都需要這種定額分配的票證。從此之後，各種帶有明顯計劃經濟色彩的票據一一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也是在這次兩會上，劉永好、張宏偉等五十多名民營企業家第一次走進全國政協會議會場。劉永好後來回憶說，“年初，四川省委統戰部的一位幹部找到我，說準備推薦我為全國政協委員，沒過多久就讓我填了表。同時，四川省工商聯還推薦我為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3月18日，劉永好與內蒙古新優佳公司的陸航程出現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這是私營企業主第一次在這種政治性場合亮相。到年底，鄉鎮企業產值突破2萬億元，佔全國工業產值的1/2，就業職工1.02億人，首次超過國營企業職工數。

跟糧票取消及私營企業家參政相似，另一個也很有象徵意味的商業故事是，在第一次過上了“情人節”。根據北京媒體的報道，由香港人投資的利嘉鞋業是第一家在報紙上登情人節商業廣告的企業。它在北京青年報》上刊登了4次廣告，宣稱在2月7日到14日的一周內將抽取有特別優惠的“幸運情人卡”。幾乎同時，開設在王府井的麥當勞店也貼出了“浪漫溫馨情人夜”的海報，情人節當夜來消費的情侶可以獲得一枝玫瑰花。五星級的王府飯店則推出了價格為300元的情人節晚會，廣告一登出，飯店的訂位電話就被打爆了。這看上去實在是一個不錯的商業活動，然而，由於“情人”這個名詞實在有點曖昧，因而，商家們的推廣引起了一些老幹部的微詞。不久，有關部門就發下通知，嚴令不得在廣告中出現“情人節”這個字眼，這項禁令或嚴或松地被執行了好幾年。每當到了2月14日前後，工商部門都會發出類似的通知，一直到1998年前後，它才被不了了之地取消了。

月17日，著名跑車生產商法拉利公司在中國找到了它的第一個買主，名叫李曉華，是一位靠經銷生髮水起家的42歲北京企業家。法拉利特意在北京天壇的祈年殿前舉辦了一場新車交付儀式，李曉華站在價值13.4888萬美元的跑車前的照片登上了各報紙的娛樂新聞版面。

月，中國加入了國際版權條約組織，這意味着知識產權的保護成為可能。美國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系列產品正式進入中國，在此前的十來年裏，這個可愛的形象已經廣為中國兒童所知，它出現在成千上萬的繪圖課本、襯衫、文具以及商店招牌上，不過，它們竟全部是沒有授權的侵權產品。

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英國的經濟學人》在當月的一篇評論中說，“在許多因素的推動下，競爭已經在整個經濟領域擴展開來。一個因素是外資和外貿的擴大，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權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間的角逐，這同美國聯邦制搞的社會和經濟實驗驚人地相似。”

幾乎所有的外國觀察家都喜歡用“公有制－私有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樣的二元標準來判斷或議論正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而事實卻肯定要模糊和豐富得多。

年，最蔚為壯觀的景象是外資企業的蜂擁而入。

該年可以被看成是跨國公司在華大規模投資的開始之年。日後的數據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國累計吸引外資3462億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後發生的，1992~2000年的累計流入量佔總量的93％。1993年底，合同外資達到了1114億多美元，實際利用外資是270億美元，幾乎都是上一年的兩倍。

在市場的誘惑和政府的鼓勵下，跨國公司開始狂熱地夢想中國。最經典的表述出自柯達公司的總裁裴學德，他說，“只要中國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個36片裝膠捲，已經足以將全球影像市場擴大25％。中國每秒多拍攝500張照片，便相當於多了一個規模等同於日本和美國的市場。”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從而計算出中國市場的規模，這是幾乎所有跨國公司進入這個東方國家時最常用的一個算式。不過，事實很快將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玫瑰色的幻覺。

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許經營店在西安開業；寶潔在中國一口氣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廠；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澤－布希公司用1640萬元購買了中國最大啤酒公司青島啤酒的第一屆東亞運動會；諾基亞開始向中國提供gs*m流動電話；花旗銀行把中國區總部從香港搬到了上海；波音飛機公司在中國賺到了大錢，它一下子得到了總共120架、價值90億美元的大訂單；福特企業主管國際業務的執行副總裁韋恩•伯克說，“我的頭號業務重點是中國”。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生產的第一輛轎車終於下線了，工作人員在生產線上掛了一條很有意味的橫幅：“謝謝中國，美國製造”。此時，距離1978年湯姆斯•墨菲率團訪華已經過去整整16年了，而德國大眾在上海的工廠已經形成了年產10萬輛的能力。1993年也是日本企業在華投資增加的轉折點。這一年日企在華投資比1991年有了急劇增長，被批准的投資項目數量達到3414個的高峰，是1991年的3倍。

月，題為“北京•1993跨國公司與中國”的會議在北京國貿中心召開，西門子、巴斯夫、摩托羅拉等五十多家跨國公司的代表和國務院、外經貿部的官員悉數到場，外經貿部部長吳儀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會上鼓勵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當天晚上，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邀請了其中15個比較大的跨國公司的代表。華爾街日報》在報道這一新聞時稱，“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請。”

扭轉戰局對外資的大量湧入，可以有多層面的解讀。

宏觀環境而言，進入第十六個改革年份的中國已經越來越吸引國際資本，特別是1992年之後，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得以確認，中央政府日漸放寬了外資進入的很多限制性政策，日漸市場化的投資環境當然受到國際資本的信任和青睞。

從政策設計而言，吸引外資被認為是振興地方經濟的捷徑，因此，外資開始享受到“超國民的待遇”，各地對外資及合資企業都推出了大力度的優惠政策。其中，一個被普遍採用的稅收政策是“三免兩減半”，也就是企業創辦的前三年，所得稅全免，后兩年則減半。而在很多地方，減半政策更是從企業開始獲利之年起才被執行。在所得稅徵收比例上，合資企業的稅率是15~3％，而國內企業則被徵收55％。這種稅收政策上的“身份差異”，被認為是一個迫不得已的做法，它刺激了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興趣，也造成了很多“假冒外資企業”，將內資企業註冊成中外合資，成為企業“合理避稅”的普遍做法，這一政策要到熱錢滿天飛的2007年才被改變。

在改革理念上，外資更被看成是轉換企業機制的最佳外來動力。武漢第二印染廠的例子常常被人津津樂道地引用，這家老工廠與香港一家公司合資，新公司裁掉了2/3的員工，使用的還是原來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設備，行政管理人員從35人減少到3個人，香港方面帶來了70％的外銷業務，工廠很快就扭虧為盈。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香港合資方給老工廠帶來的是：震蕩較小的裁員、新的管理方式的輸入以及外銷渠道的開拓。很顯然，這是一個雙方都很滿意的結果。

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在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斷定，“對私人企業的歧視增加了中國對外資的需求。”他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的整個過程中，國有部門是在破產的邊緣上運營的，而與此同時，私人企業儘管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卻仍然受到嚴重的信用約束，無法獲得金融上的扶持，並被限制進入很多行業。沒有效率的國有資本需要尋找有效率的合作資本，它面對的是兩大資本集團，一是跨國資本集團，一是民間資本集團，正是在這種抉擇中，外來的跨國資本成為被選中的對象。因此，1992年以來，外資的大量湧入，與這種改革思路的確立是分不開的。黃亞生曾經在訪問北京的房地產商潘石屹，潘石屹給他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某年，他設法通過一個中介與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當地支行的領導見面。這家支行領導說：“我們有政策，規定不能與私人企業家見面。我們支行在1954年時給私人農戶借錢去買驢。他們沒有還錢。”

總體而言，外資的進入讓中國的產業格局和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也必須看到，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個十分順暢和優化的過程。這年的中華工商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怪哉，長期虧損還“合作愉快”》的評論，記者披露了廣東省對1090家合資企業進行所得稅的匯總統計，結果發現544家虧損，沿海各省的情況大體相同，約有一半左右的合資公司在財務報表上為虧損。評論認為，“一些合資企業虧損，是因為外方投資人通過價格轉移利潤或虛列開支等方式，侵蝕中方利益，逃避稅收，形成賬面虧損。不少企業連續虧損七八年，但生產規模卻不斷擴大。”

這種不無曖昧的景象還出現在開發區的泛濫上。為了吸引外資，各地紛紛建立開發區，在工業用地上推出優惠的政策，由於規劃失控，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熱鬧的“圈地運動”。1991年，全國有開發區117個，到1992年8月，這個數字已經猛增到1951個，而到1993年的10月，各類開發區竟多達8700個。在全國已批准的1.5萬平方公里的開發區里，如果這些開發區全部做到水、電供應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資約4.5萬億元人民幣，遠遠超出國力負荷。

許多開發區為了吸引外資，制定的優惠政策一個比一個“火”，有的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開發區的土地出讓絕大多數是採用協議出讓的方式進行的，因而到處充斥着灰色交易。中華工商時報》稱，“僅每年土地黑市交易流失的國家收益，估計就有200億元之巨。有些外商以極其低廉的價格，一下子包攬上百畝或數百畝甚至幾平方公里土地，然後再稍做平整，以幾倍的價格出售獲利。”廣東省出讓88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94億元的轉讓金，平均每平方米為107元。江蘇一家開發區出讓70年使用權的土地，轉讓價為每畝2000元，等於每年每平方米收0.04元。而中部的一些省份更是推出了豁免土地使用費的優惠政策。中國台灣聯合報》的記者稱，“現在若到大陸，無處不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招牌，無處不談土地買賣。”

國務院調查組的報告顯示，到1993年4月為止，全國開發區開工面積307平方公里，約佔規劃總面積的2％，也就是說，90％以上的耕地“圈而未發”，全國因此減少耕地1000萬畝。5月16日，國務院發文“限制盲目建立開發區”，到11月，沿海7省1區關閉了700個開而不發的開發區。在以後的10年裏，開發區的過度開建現象其實一直沒有被完全遏制。

到1993年初，全國的股民總數增長到了200萬。

在上一年爆發了深圳抽籤表舞弊事件和原野事件之後，中央決定加強對證券市場的掌控。當年10月，證監會匆匆成立，1993年4月頒佈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9月宣佈對國內法人開放a股交易。緊接着，就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寶延風波，這是中國股市第一次大規模的收購戰。

延中實業是上海股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它是上海靜安區的一個街道公司，其上市純粹是一個偶然，在大型國有企業都不願意吃螃蟹的情況下，這家只有50萬元註冊資本的小企業意外地成為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並成為第一批上市的公眾企業。它之所以成為第一個被熱切關注的企業，實在是因為股本結構上的特殊：由於延中的資本實力弱小，所以在公開募股中，社會公眾股佔到了91％的高比例，1中國股市在股權設計上採用了“身份劃分”的制度，這成為一個很獨特的現象。1992年5月15日，國家體改委發佈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及13個配套文件，明確規定國家股、法人股、公眾股、外資股四種股權形式並存，由此形成了資本市場的“股權多元結構”特徵。這一制度在2005年之後才被改變。使它在眾多股票中顯得非常獨特，也成為那些資本玩家們最樂意染指的企業。

這年春夏，與全國投資大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海股市卻要蕭條得多。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利好的推動下，滬市股指曾衝到過1558點，可是接下來就掉頭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為了整頓金融秩序，決定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利率，股指更是應聲大挫，跌破了1000點。證交所總裁尉文淵內心大急。第一家上市公司寶安集團的證券部主任厲偉（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之子）北上拜訪，他告訴尉文淵，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溫不火，是缺少“鯰魚”的緣故。他舉例說，日本漁民捕撈沙丁魚，遠洋歸來往往會死掉一大半，後來他們就在撈上來的魚里放一條鯰魚，為了生存，沙丁魚就會不停地遊動以躲避鯰魚，結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尉文淵聽懂了，他笑着說，“你們願意來上海當鯰魚嗎？”

扭轉戰局一個月後，這條名叫寶安的“鯰魚”果然就來了。寶安開始攻擊延中，滬市果然被攪得騷動不已，延中股價連日拉陽線，股價從9月漲到了12元。9月30日，寶安發表聲明，宣稱已擁有延中實業5％的股份。公告一出，延中一路狂漲，8日後竟達到42.2元，滬市隨之大熱。

寶安此次狙擊，頗有技巧，按證監會的規定，一旦持有5％的公司股份就必須要公告，寶安在9月29日持有4•56％的股份，而在30日一開盤，就大口咬進342萬股，持股比例一下子達到16％，其時間剛好拿捏在公告發表的同時。延中認為，寶安的做法是一種惡意收購，是對市場的隱瞞和欺騙。它還掌握了另一個很有利的事實，出手收購的寶安上海分公司註冊資本只有1000萬元，而用在收購上的資金前後多達8000萬元以上。政策規定，信貸資金和違章拆藉資金不得用來買賣股票。延中當即召開新聞發佈會，宣稱將通過法律程序維護公司利益，風波由此而起。

從公開的事實看，有利的天平似乎偏向延中，對這場風波頗為關注的各大媒體也大多持同情的態度。而證監會最終的裁決結果卻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它認定寶安的收購是一種“違規行為”，需要繳納100萬元罰款，但同時宣佈其收購有效。寶安的人員順利當選為延中實業董事長。

中國股市的第一場收購戰便在這種曖昧的硝煙中塵埃落定。尉文淵以延中為誘餌，引進了一條寶安“鯰魚”，最終達到了吸引全國目光、把上海股市激活的目的。日後有股評家評論說，“寶延風波的裁決，奠定了中國股市的灰色基調。幾乎所有人都領悟到了，這是一個強者第一、規則第二的競鬥場。”

如果說寶延風波還是一場堂堂正正的正面決鬥的話，那麼兩個月後的蘇三山案則更像一個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縣一個姓李的股民，花100萬元購進15萬股蘇三山，然後私刻一枚“正大置業”公司的印章，寫信給深圳特區報》和海南特區報》，宣稱本公司已收購蘇三山5.006％的公司流通股。兩報不知就裏“來函照登”，第二天，蘇三山大漲40％。等到深交所發現異動，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拋售，已獲利15萬元，而全國股民損失2000萬元，套牢1.2億元。李先生飄然離場，不知所終。11993年6月，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簽訂監管合作備忘錄》，允許內地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是為h股。當年有青島啤酒、上海石化總廠、廣州造船廠、北京人民機器廠、馬鞍山鋼鐵公司和昆明機床廠上市。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企業第一次成規模地在另一個經濟體融資上市。

在1993年，一些日後風雲一時的企業家還在成長的路上。後來創辦全國最大家電連鎖公司的國美集團創辦人黃光裕，這時還是一位24歲的“北漂商人”。他是潮汕客家人，喜歡說自己是“李嘉誠的老鄉”，他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就早早地離鄉四處做生意。他在北京開了一個家電市場，1993年的銷售額居然做到了2.3億元。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他透露自己的秘訣說，“別人在進價和稅錢的基礎上，加價5％出售，我就只加2％，這樣消費者就都跑到我這裏來了。”

這一年，一位名叫馬俊仁的中學體育教師成了國家英雄。他以嚴苛培訓女子長跑運動員而聞名。從1988年起，他帶領的“馬家軍”就在一系列的國際賽事中奪得好成績，19第四屆世界田徑錦標賽上，馬家軍一舉席捲女子1500米金牌，3000米金、銀、銅牌和10000米金牌，並打破兩項世錦賽紀錄，一時間，舉世震驚。他的首席女弟子王軍霞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奪得金牌後身披國旗繞場飛奔的鏡頭，成為中國體育史上最經典的一個鏡頭。

馬家軍的輝煌成功，讓國民大呼痛快，彷彿一夜之間掃去了“東亞病夫”的恥辱。人們對馬家軍的每一個細節都充滿了好奇，同時，嗅覺敏銳的商人也在第一時間嗅出了其中的價值。就在世錦賽后一個月，一則廣告便在全國的電視台上播出：馬俊仁坐在一張報告台前，好像是在開一個事迹報告會，講到如何取得了好成績時，他突然舉起一盒保健品，用帶有濃厚遼寧口音的普通話大聲說，“我們喝的是中華鱉精。”

“中華鱉精”由浙江省台州地區溫嶺縣的一家保健公司出品，在此之前它籍籍無名，可就靠了這則製作粗糙卻播出十分及時的電視廣告，它竟迅速成為全國知名度最高的保健品牌之一。馬家軍的神奇崛起，讓人們對馬俊仁的訓練方式十分好奇，而向來對“秘方”懷有先天好奇的中國消費者尤其如此——在這一點上，前幾年的健力寶已經用“東方魔水”的故事充分證明過了。而馬俊仁也在很多場合暗示，他有一個能夠讓人迅速恢復體力的神秘藥方。到10月，全中國的商人都想找馬俊仁談生意，都想得到這個令人興奮的“藥方”。這位性情耿直卻不太有商業細胞的體育教練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他躲進遼寧體育學院裏不肯見人。

月25日，馬俊仁終於再次出現在公眾媒體前，此次，與他歡笑地站在一起是一位名叫何伯權的廣東企業家。後者宣稱，他領導的樂百氏以1000萬元的高價買下了馬家軍的營養秘方。

收復之役與外國兵團較量，tcl集團公司要做產業報國的“敢死隊”，我李東生就是“敢死隊長”。

——李東生：1995年柳倪風波平息，“市場派”佔了上風，“貿工技模式”最終成為聯想戰略，接下來的柳傳志再次展現出他長袖善舞的經營能力。

柳傳志決心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放手一搏。他對出任聯想微機事業部總經理的楊元慶說，“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實際上已充當了民族計算機工業的旗手。至少也要拚命賭上一把，就算犧牲了，也要慷慨就義。”當有記者問他，“如果中國完全沒有自己的民族工業，說到底又會怎麼樣呢？”他瞪着眼睛回答說，“沒有什麼怎麼樣，任人宰割罷了。”中華工商時報》在一篇報道中用了這樣的標題——聯想與“八國聯軍”拼市場》，儼然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民族保衛戰。

話說得如此激奮，實際工作卻很務實，柳傳志的第一個舉措是謀求政府的支持。他遊說電子工業部，提出兩個要求，一是“關注我們，當我們做得好時為我們叫好”，二是“希望制定有利於民族工業發展的行業採購政策，在性能價格比相同的前提下，優先購買國產商品”。電子工業部接受了柳傳志的提議。在有關政策的扶持下，聯想在很多政策採購招標中，屢屢挫敗跨國公司。

在公眾輿論上，柳傳志更是大張旗鼓，營造振興民族品牌的濃厚氛圍。第10萬台聯想電腦下生產線的時候，他宣稱這是民族電腦業的一個裏程碑，並策劃了一個“把第10萬台電腦獻給誰”的公益活動。最後，他把這台電腦送給了因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榜樣的著名數學家陳景潤。此外，他還和地方政府聯手，發起“聯想電腦快車”活動，在全國三百多個城市推廣家用電腦和聯想產品。

在產品製造上，他則強令楊元慶“必須把成本降下一半”。楊元慶團隊居然做到了，他們推出的“中國第一款經濟型電腦”在保證同等性能的前提下，比跨國品牌便宜40~50％。楊元慶在一份報告中稱，“我們把每台機器的組裝成本由150元降到了38元。”慧聰計算機商情》在評論中說，“新機箱的鋼板很薄，工藝粗糙，但是造價只有200元，是進口機箱的1/8。”

就是憑藉著驚人的廉價優勢及民族品牌熱浪的助推，聯想經濟型電腦席捲全國，市場份額節節攀升。面對聯想潮水般的進擊，跨國公司們似乎沒有反應過來，它們的價格仍然高高在上，對聯想的價格戰策略無動於衷。這種局面連楊元慶也有些奇怪，他第一次發現，“原來外國品牌的決策機制也不靈活，反應很慢。當然也有可能他們太輕敵了。”到7月，調查數據顯示，在個人電腦銷售的前十大公司排名中，聯想名列第五，是唯一入榜的民族品牌。正是在聯想的示範效應下，中關村那些國產品牌公司如夢初醒，紛紛改弦更張，重樹品牌大旗。到1995年底，戰果已經非常顯赫地展現出來。在一份“最受消費者喜愛的品牌”調查中，排名前兩位的是聯想、長城，第三名才是ibm，前十位中國產品牌佔到了六個。楊元慶不無得意地說，“不僅是聯想，還有其他大公司，都在聯手降價，這是民族工業的勝利。”

縱觀1995年的中國，在電腦產業發生的這幕民族品牌大戲，並非獨此一出。

從1992年之後，隨着大批國際資本的潮水般湧入，以及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發力，各個行業的本土公司都面臨空前的衝擊，市場格局一日三變。與此同時，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本土公司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實力。消費者對國產商品也開始有了一定的信心。在這樣的背景下，振興民族工業既成為一個中國產業成長的戰略構想，也形成了一種濃厚的公眾心理氛圍。

年4月，一則新聞稿曾讓很多人欷虛不已：一度被擺上人民大會堂國宴席的重慶天府可樂被百事可樂正式收編。有觀察者統計了一下，至此，中國八家生產碳酸飲料的飲料公司，除了上海正廣和之外——還記得這家公司嗎？20世紀70年代末，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曾提出與它合資建造第一條生產線，結果遭到拒絕——其他七家均被“兩樂”收入囊中。媒體在報道中用了一個十分聳動而煽情的標題：兩樂水淹七軍》。這個現象使得人們對本土品牌的命運產生擔憂，同時也激發出很大的民族熱情。一些聰明的企業家在市場營銷中便充分地借用了這股熱情。在這一年的企業廣告中，有很多都採用了“振興民族工業”這個主題訴求，前面所述的太陽神廣告及三株廣告莫不如此。在幾乎所有風起雲湧的產業中，民族品牌的振興都是一個最為炫目而高昂的主題。便是在這面戰旗的召喚下，本土企業以價格戰的方式發動了前所未有的商戰。在冰箱和洗衣機兩大行業，海爾公司兩線作戰。張瑞敏深知海爾產品在技術和質量上未必能勝過松下、三洋等日本公司，於是在發起價格戰的同時還別出心裁地推出“星級服務”，宣稱“用戶永遠是對的”，並在大中城市聘用大量售後服務人員。張瑞敏對記者說，“和跨國資本較量，就算死，海爾也要死到最後一個。”1海爾是第一個系統性地推出“星級服務管理”的中國企業，它建立了一整套高標準、精細化的服務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售前、售中提供詳盡熱情的諮詢服務，產品出現問題，4小時內答覆，24小時內維修，免材料費、送貨費、安裝費，等等。它還總結了“一、二、三、四”模式。“一個結果：服務圓滿”；二即“二條理念：帶走用戶的煩惱，留下海爾的真誠”；三即“三個控制：服務投訴率小於十萬分之一，服務遺漏率小於十萬分之一，服務不滿意率小於十萬分之一”；四即“四個不漏：一個不漏地記錄用戶的問題；一個不漏地處理用戶反映的問題；一個不漏地複查處理結果；一個不漏地將結果反映到設計、生產、經營部門”。海爾建立起遍佈全國的龐大的服務網絡，這成為海爾電器多年稱霸中國家電業的最核心的競爭力。

在彩電行業，戰事同樣激烈。tcl的李東生以大屏幕彩電搶灘北京市場，當時北京大商場的黃金展台都被日本品牌佔領着，李東生與一家家商場簽訂“保底協議”，承諾每平方米櫃枱每月銷售不低於5萬元，然後以低於日本彩電2/3的價格開戰。他跟張瑞敏一樣用十分悲壯、慷慨激昂的口吻對京城媒體說，“我們平常喜歡說要走向國際市場，而如今，外國兵團已經衝到我們院裏來了，國際市場就在我們家門口，此時不戰，更待何時？再說，不戰行嗎？總不能眼睜睜地看着民族工業就這樣敗下陣來。與外國兵團較量，tcl集團公司要做產業報國的‘敢死隊’，我李東生就是‘敢死隊長’。”數月後，tcl彩電在北京銷售量壓倒所有國際名牌而坐上頭把交椅。

如果說李東生以“敢死隊長”自居，那麼，偏居四川盆地的倪潤峰則是把彩電業徹底顛覆了的“價格屠夫”。

由軍工廠轉型的長虹是國內最早從日本松下引進彩電生產線的企業。1985年，軍人氣質十足的倪潤峰執掌長虹，他作風強悍，霸氣十足。1989年，國家徵收彩電特別消費稅，導致市場一片蕭條，他率先做出彩電降價300元的決定，打破了沉悶的銷售僵局，“價格殺手”一出手就大有斬獲。此後，每到春節、國慶銷售旺季，倪潤峰就使出降價撒手鐧，竟屢試爽，無一例外。在品牌形象和產品質量等方面均無優勢可言的長虹靠着這“天下第一招”，打打殺殺衝到了國產彩電企業中的銷量前三甲。

收復之役到了1995年，倪潤峰提出長虹的使命是“以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高喊“用我們品牌築起我們新的長城”，長虹彩電的廣告詞也由很普通的“天上彩虹，人間長虹”改成豪氣萬丈的“長虹以民族昌盛為己任，獻給你——長虹紅太陽。”這些宣傳口號與聯想、海爾以及保健品市場上的三株、巨人等遙相呼應，一時間煽起了濃烈的民族熱情。也就在這時，本土彩電企業正陷入最艱難的苦戰時刻。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長虹、tcl及康佳等各大企業都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製造能力，但是，由於核心技術的缺乏及品牌力不足，在與國際品牌的競爭中始終處於下風，而整個彩電市場又深受走私風潮的影響而動蕩不安。根據國家商業部門的統計，這一年通過外貿正常渠道進來的洋彩電只有54.9萬台，可是，市場上實際的銷售量為500萬台。到了秋季，政府宣佈將在1996年4月1日把彩電的進口關稅從35.9％降低到23％。跨國公司因此興奮不已，日本松下放言，“不惜30億美元也要佔據中國彩電市場的絕對份額”，並定下“打敗一個企業，擠佔一個行業”的目標。受這些政策預期和輿論的影響，國產彩電銷售持續低迷。作為國產彩電的老大，長虹的庫存彩電已經高達100萬台，總值超過20億元，到了“每個月建倉庫都來不及堆放的地步”。

在無路可退的情形下，倪潤峰再度彰顯價格殺手的本色。他在一次公司會議上稱，“急症必須用急葯來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用自己的價格優勢去拼掉對方的品牌優勢。”當時，長虹與國際品牌的價格差並不太大，一台29英寸的進口彩電價格為1萬元左右，長虹為8000多元，25英寸的進口彩電價格為6000多元，長虹為5000多元。倪潤峰認為，要“拼掉”對手的品牌優勢，國產彩電起碼應該便宜30％，“這是一條決戰線”。

長虹彩電當時的商業毛利大概在25％左右，大幅降價30％明顯就無利可圖。倪潤峰日後回憶說，“我思索了整整一個冬天，直到春節還在算賬，考慮來，考慮去，算過來，算過去，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不降價不行！”於是，他一方面嚴令公司內部靠管理挖潛，另一方面巧妙地進行了降價組合，降價幅度最大的那些彩電都是占庫最多、多年滯銷的產品。

長虹的這次“降價大戰”謀划於1995年秋冬之際，而發動於1996年3月26日。長虹宣佈，所有品種彩電在全國61個大中城市的150家大型商場中一律大幅度讓利銷售，讓利幅度從18％~30％。為了吸引媒體眼球，倪潤峰衝到銷售第一線。他披着一條紅綢帶，站到成都商場的櫃枱前大聲吆喝，親自當起了營業員。長虹彩電的宣傳冊上赫然宣稱：“凡是國外產品有的功能，我們都有；凡是國外產品具備的品種，我們都具備；凡是國外產品提供的服務，我們都提供；但是，在同等功能和同等質量下，我們的價格比國外產品低30％。”長虹的這股降價風暴頓時在彩電市場上掀起血雨腥風，國產彩電品牌隨風跟進。康佳在6月6日宣佈大降價，tcl則推出“擁抱春天”的大讓利活動，沉寂多時的消費被徹底激活。就在3月宣佈降價后的一個月裏，長虹的全國銷量就翻了一番，到年底，市場佔有率從22％猛增到35％，超過所有國際品牌，史無前例地成為中國彩電市場的銷售冠軍。到1996年底，在全國彩電市場上，長虹、康佳、tcl、熊貓等國產品牌已佔到71.1％的市場份額，“洋強國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與此同時，摧枯拉朽式的價格大戰也是一次殘酷的行業大洗牌。在此戰之前，國內各省尚有六十多個地方性的彩電品牌，它們割據一方，小富即安。然而在長虹的降價衝擊下，大多數品牌迅速凋零，在以後的幾年內銷聲匿跡。彩電業步入由五六家大公司瓜分市場的時代。1997年，長虹的銷售收入攀升到188億元，處於事業巔峰的倪潤峰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家很難企及的角色。1到2007年底為止，當選過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企業家有四川長虹的倪潤峰和江蘇春蘭的陶建幸兩人。

一直到很多年後，中國企業史的研究者們仍然對1995年前後的這場大商戰津津樂道，它們被認為是民族工業“收復失地”的諾曼第戰役。在這一年的公司新聞中，我們到處可以讀到民族品牌絕地反攻的報道。其中有喜有悲，百味摻雜。

月15日，一個名叫喬贏的退伍軍人在河南鄭州市最繁華的二七廣場開出一家面積不到100平方米的“紅高粱快餐店”，宣稱將全面挑戰全球快餐霸主麥當勞，他選的這個日子正是40年前麥當勞的創辦日。喬贏用來挑戰麥當勞漢堡的是河南傳統名點羊肉燴面，他的廣告口號是“哪裏有麥當勞，哪裏就有紅高粱”，並誇下海口“2000年要在全世界開連鎖店2萬家，70％在國內，30％在國外”。這種十分高調的行動頓時引起國內外數百家媒體的熱烈報道，美國三大有線電視網均對之進行了採訪。喬贏的事業起步十分順利，當年就在鄭州開了第二年，他跑到有“中國商業第一街”之稱的北京王府井，在距離麥當勞開在中國的第一家分店只有一步之遙的地方開設了他的北京分店，這自然又是擊起一番轟天響的叫好聲。1因擴張步伐太快，紅高粱的資金鏈在1998年5月斷裂，各地分店紛紛倒閉，公司總負債達三千多萬元，喬贏“失蹤”。2000年前後，喬贏再次出現，宣稱“麥當勞將在2015年消亡，人類將進入用鼠標吃飯的數字餐飲時代”。2002年9月，喬贏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3153萬元，被判刑入獄4年。】

跟喬贏叫板麥當勞相似的是，在南方，上海新亞集團推出“榮華雞”與肯德基抗衡，它的口號也是“肯德基開到哪，我就開到哪！”在那幾年的上海和北京城裏，凡是有肯德基的街道附近，必定有榮華雞的蹤跡，它的生意一度也非常紅火，上海的黃浦店據稱每年有300萬元的利潤。這樣的競爭一直到2000年才偃旗息鼓，榮華雞在北京安定門的最後一家分店關閉，而肯德基宣佈它在中國的連鎖店達到400家。

在浙江杭州市發生了一場“國茶保衛戰”。一家名叫“立亨”的英國紅茶公司計劃出資20萬元，在位於龍井茶出產地的中國茶葉博物館門口做一個品牌廣告。媒體嘩然，視之為挑釁。在輿論壓力下，博物館宣佈拒絕廣告，國內的茶葉專家則集體發表了一篇情緒激揚的國茶宣言》。

在北京，消費者投書報社，指稱日本一個知名家電公司的空調質量不好，製冷效果非常差。這家公司的日籍總工程師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說，“空調之所以運轉不正常，是因為北京的空氣太臟。”這種也許是很技術性的答覆當即引來憤怒的輿論炮轟，一位讀者在給報社的信中說，“既然嫌北京的空氣臟，那麼，他們就滾回東京去吧。”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統治中國家電市場的日本品牌此刻面臨集體的危機。這中間的原因十分複雜：一方面，從1991年起，日本經濟在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裂之後陷入了長期的低迷，原來在全球各地四處投資的大公司元氣大傷；另一方面，它們一直將中國市場視為本國、歐美市場之外的“第三世界”，拒絕將最先進的技術和產品投放中國市場，這給了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以切入的機會；此外，中國本土公司的崛起以及民族情緒的高漲則更是推波助瀾。到90年代後期，日本家電已經失去了當年的領先優勢和品牌號召力。

秋天，在跨國公司已經取得決定性優勢的日化領域，還發生了一則戲劇性的事件，曾經風靡一時卻因合資而消失的美加凈品牌死而復活。

誕生於1962年的“美加凈”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最知名的國產化妝品品牌，它創造過很多個第一：中國的第一瓶定型摩絲、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護手霜，美加凈牙膏的出口量曾佔到全國牙膏出口總量的70％。1990年，中國化妝品行業最大的國有企業上海家化與美國庄臣合資，後者以品牌租賃的方式將美加凈歸入旗下，然後迅速將之棄用。兩年後，美加凈的銷量就從3億元陡降到第一國產品牌的地位。1995年，在振興民族品牌的大氛圍中，心有不甘的上海家化董事長葛文耀斷然決定，花巨資“贖回”美加凈，併發誓：“堅持美加淨髮展15~20年不動搖！”。1在中外合資的過程中，國產品牌的棄用現象非常普遍，這被視為國際公司消滅本土競爭對手的策略之一。1994年，出品知名洗衣粉品牌“熊貓”的北京日化二廠與寶潔合資，寶潔支付1.4億元買斷“熊貓”50年品牌使用權，隨後將之雪藏。1995年，中國十大冰箱品牌之一的江蘇香雪海與韓國三星合資，中方放棄對當時在江蘇市場上佔有率非常高的香雪海品牌做價值評估，此外還同意在合資三年後，棄用香雪海。上海家化重啟美加凈時，寶潔、聯合利華及庄臣等跨國品牌已在過去的幾年裏陡然坐大，這個當年的國產第一品牌終不復當年風光。

收復之役在國內企業紛紛雄起、民族工業氣勢大漲的時刻，跨國公司們似乎還沒有摸到牢固地佔領中國市場的規律，它們表現得有點眼高手低。歐洲最大食品企業法國達能已經進入中國市場8個年頭了，它自建了一家餅乾廠，收購了四川的一家啤酒廠，但是都陷入了虧損。美國通用電氣（ge）在南京創辦的嘉寶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一直無法盈利。這家由愛迪生創辦的百年企業儘管是燈泡的發明者，可是在中國市場上，由於運營及製造成本始終居高不下，它根本無法與江浙一帶的中小照明工廠競爭。在當時，一個光線柔和且環保的ge燈泡可以使用一年，但是售價為10元，而國內一些小燈泡廠生產的光線比較刺眼的燈泡雖然只能用幾個月，但是售價僅為2元。ge的市場研究人員無奈地說，“與ge燈泡所具有的各項優良性能相比，中國消費者似乎更青睞燈泡的價格。”對此，ge董事長、當時已如日中天的傑克•韋爾奇一直耿耿於懷卻也無計可施。

如果說達能和ge乏善可陳，那麼，全球最大的白色家電製造商惠而浦則更是表現糟糕。

與那些早到的日本家電企業相比，惠而浦的到來顯然晚了很久。於是它想通過併購的方式快速切入市場，在冰箱、洗衣機、微波爐和彩電四大領域，它都分別找到了當時市場表現甚好的四家中國企業。1995年2月，惠而浦與北京雪花公司合資建立“北京惠而浦雪花電器有限公司”。雪花是中國最早、知名度最高的冰箱企業之一，以技術深、力量雄厚而著稱，1984年順德的潘寧研發容聲冰箱時，聘用的就是雪花的工程師團隊。新組建的公司註冊資金2900萬美元，美方股份為60％。其後，它又先後把上海水仙洗衣機有限公司、廣州蜆華微波爐有限公司和藍波空調公司變成自己的合資企業。很多媒體評論說，惠而浦的合資將對中國的家電產業產生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美國人完成了一場十分蹩腳的購併表演。在冰箱領域，惠而浦擁有全球最先進的全無氟冰箱成套技術，可是它認為中國市場短期內還達不到這麼高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意識，於是惠而浦雪花仍延續原產品的生產。美方管理層與中方的文化隔膜更是從一開始就非常嚴重，惠而浦總部始終強調美方的控股，從生產、管理到銷售全部都由美方掌管，希望中國合作者不插手公司的“內部事務”。一個叫邵敏的雪花員工回憶說，合資之後，身材高大、留着鬍子的美方總經理整天把自己關在一間用毛玻璃封起來的辦公室里，裏面不時傳出美國味兒實足的英文，或者新馬泰式的漢語，幾乎聽不到標準的普通話，而原來的雪花人主要負責把熱咖啡送進去。在兩年多時間裏，合資公司虧損8986萬元。1997年11月，惠而浦將其60股本折價200萬美元有償轉賣給雪花，合資宣告破局。

惠而浦水仙的狀況與此很相似。美方認為水仙原有的銷售網絡太“落後”，受制於各地的經銷商，於是果斷決定仿效美國市場的做法，建立自己的營銷隊伍和渠道。這個決策讓惠而浦水仙變得水土不服，銷量下降而經營成本大幅上升，在合資后的幾年裏，公司每年虧損都超過了1億元。在這家公司里還發生過一個很典型的小故事。市場人員發現一些滾筒洗衣機在送到客戶手中時，滾筒上的玻璃蓋子經常被摔碎。按照惠而浦通常的規則，需要研發、產品部門做很多次實驗來重新檢驗產品質量，這需要相當長的檢測和產品研發周期。中方基層員工告訴美方說，這種損壞是各地物流工人運送時野蠻裝卸所致，因此只需在箱子裏裝上一塊價值不到2元人民幣的海綿防震墊就行了。可是對美方人員來說，在箱子裏增加一塊海綿墊是前所未有的“創新”。於是，經過幾年的上報、研發和討論，美方最終還是採納了中方這個簡單卻不可思議的建議，而那時，惠而浦洗衣機“質量不好”的聲譽早已傳遍了全中國。

在微波爐市場，惠而浦輸得更是窩囊。被購併的蜆華公司是當年中國最大的微波爐企業，合資之後，企業迅速患上了“大公司病”，一項市場推進或新產品研發方案，必須先傳到香港分部，再傳到美國總部去審批，一個報告來回要拖兩三個月。它的效率低下，給了同一地區的另一個本土企業格蘭仕以喘息的機會，後者靠降價戰略一塊一塊地吞食市場，幾年下來，蜆華惠而浦不得不宣告退出國內市場，而格蘭仕則順勢做大規模，最終成了全球最大的微波爐製造商。

作為一家在全球家電產品擁有14％市場佔有率的大公司，惠而浦在中國前後砸進5億美元卻一無所獲，這是一個讓人難堪的反面教案。曾經擔任惠而浦中國區總裁的施德承日後檢討說，“無論經驗還是教訓，用一句話來總結的話，就是要有耐心！就像通用電氣的韋爾奇說的，‘理解中國市場的關鍵字眼是耐心！’中國不僅地方大，其複雜程度也是西方公司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年，在國有企業領域，最大的新聞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國企改革典型”、首鋼的周冠五黯然下台了。這時候，他領導的首鋼正飛奔在一條多元化的險途上。

年4月，法國新觀察家》周刊的資深記者克羅德•蘇拉在對首鋼的採訪中便驚訝地發現，“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改革試點，今天的首鋼什麼都經營，鋼鐵、麵條、自行車、醫院、杠鈴、大衣、傢具、房屋、飯店、機器和計算機，公司還擁有一家銀行、一支船隊，在國外擁有24家分公司，在秘魯有一個花1.2億美元買來的鐵礦。”很顯然，這時的首鋼已經成為一家跨行業經營的綜合性公司。

在76歲的周冠五心中，最大的夢想是將首鋼改造成一家類似日本三菱和韓國大宇式的財團式企業。早在1992年7月，國務院專門發文進一步擴大首鋼自主權改革試點的通知》，擴大首鋼的投資立項權、外經外貿外事權、資金融通權。周冠五雄心萬丈地提出首鋼的“非鋼化及財團式道路”，他成立了中國首鋼國際貿易工程公司，參與華夏銀行的重組，通過國際招投標收購了秘魯鐵礦，與李嘉誠的香港長江實業公司聯手收購香港東榮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寶佳集團等4家香港上市公司。到1994年，周冠五把首鋼帶到了巔峰狀態。這一年，首鋼以823.7萬噸的粗鋼產量一躍而成為國內鋼鐵業群雄之首。11月，他被評為中國改革風雲人物。

然而讓人猝不及防的是，僅僅過了三個月，周冠五受到其子周北方經濟犯罪的牽連而黯然下台，原冶金部副部長畢群接替他，擔任首鋼集團黨委書記兼董事長。畢後來描述盛況下的首鋼是“一團亂麻”：結構亂、財務亂、管理亂、負債不合理。

周冠五的下台，並沒有改變首鋼既定的多元化方針。在後來的十多年裏，在資本密集型的鋼鐵行業它一直表現得不太專心，首鋼每年80％的利潤來自於鋼鐵，但是它的大部分投資卻一直遊離在這個行業之外。一位長期觀察首鋼的學者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思想感染了一大批國內企業。首鋼開始投資興建大規模集成電路生產線等一些高新技術項目，但它無意實現戰略方向的調整，只是試圖啟動鋼鐵之外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顯然，這是當時各個行業一窩蜂進行多元化投資的浮躁風氣所致。而這些高新技術項目是以一種‘嘗試’的姿態在‘溫室’中開始生長的。”首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設想缺少深思熟慮，實行的戰術是全面出擊、遍地開花。在高新技術的框架下，涉及的行業種類之多，令許多業內人士瞠目。

年，正當聯想公司的倪光南與柳傳志為了是否投資晶片而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與電腦業毫無因緣的首鋼卻貿貿然地捷足先登了。它與日本nec合資成立首鋼日電電子有限公司，首家在中國生產6英寸、0.35微米晶片，成為北京微電子產業的核心製造企業。首鋼還涉足軟件產業，它聯合清華大學，入主中關村科技園，期望形成軟件—設計—晶片的微電子產業鏈。1997年，它同日本安川電機株式會社和岩谷產業株式會社合資興建首鋼莫托曼機械人有限公司，實現了我國機械人產業零的突破。它還向一家觸摸電腦有限公司注資，成為中國國內觸摸行業中技術實力最強、生產能力最大的一家企業。首鋼在這些領域的投資都轟轟烈烈，但是經濟效益卻始終不彰。到2002年，僅首鋼日電一家的虧損已高達2.3億元人民幣。

收復之役從2000年到2002年，首鋼的產業鏈繼續多方向蔓延，這兩年裏公司在非鋼鐵領域實際投入了5.5億元，但產生的投資收益卻僅有1058萬元。從2003年起，首鋼冒着承受5萬職工下崗的風險，將鋼產量從800萬噸減少到600萬噸，減產1/4，同時，它宣佈參與投資現代汽車項目，發展汽車零配件生產。它還大舉投入房地產業，在北京城郊及鄭州等地圈地造樓，並曾計劃修建一個大型主題公園。

到2006年，在中國企業聯合會公佈的中國500強公司排名中，10年前曾經名列前十強的首鋼排名已下滑到第30位。由於國家政策的變化及自身戰略的紊亂，這家當年被寄予無限厚望的企業在財團化的道路上經歷了坎坷。

年，有兩塊廣告牌在日後常常被人提及。

月1日，在美國紐約曼哈頓最繁華。也最具有商業標誌意義的時代廣場，豎起了第一塊中國公司的廣告牌，在可口可樂、索尼、豐田等國際品牌的旁邊，“999三九葯業”的霓虹燈廣告十分醒目。三九集團總經理趙新先站在廣告牌下接受數十家中國以及美國媒體的採訪，他侃侃而談，信心十足，這應該是他的企業家生涯中最值得驕傲的時刻。第二天的紐約時報》報道說，“這是中國企業第一次在世界上廣告密度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商業區做的中文廣告，時代廣場由此出現了一種新的廣告語言——中文。”在後來的幾年裏，很多人出國到曼哈頓，必去參觀這塊三九的廣告牌，它成為中國公司進入全球化的一道風景線。為了這塊廣告牌，三九集團每月需支付12萬美元，一直到2003年5月，三九集團因擴張紊亂而爆發財務危機，它才被悄然拆除。

第二塊著名的廣告牌則出現在喧鬧的北京中關村。深冬，在白頤路南端的街角處，每天匆匆穿行的人們突然看到了一塊巨大的招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當成了路標，忙碌的交通警察們更是氣不打一處來：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兒，哪來的什麼“信息高速公路”？這塊廣告牌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產業的一個紀念性事件。那個豎廣告牌的女人和她默默無聞的小公司因此進入了歷史。

在創辦北京瀛海威信息通信公司前，33歲的張樹新是一個從中科院辭職下海的女商人，她在中關村做傳呼台的生意。1994年底，她跟丈夫一起去美國遊歷。在一位同學的家裏，她看到了一份印有e-mail地址的通訊錄，也就在這一刻，“互聯網”這隻長着翅膀的精靈飛進了張樹新的視野。

當時在美國，網絡經濟正到了破繭而出的關鍵時刻，馬克•安德森剛剛發明了馬賽克網絡瀏覽器。比張樹新小四歲的史丹福大學華裔學生楊致遠在寫博士論文期間，發明了最早的網站搜索軟件，他放棄即將完成的博士學位，在一個拖車裏建立了雅虎公司，將網絡搜尋引擎商業化。由於當時能夠提供免費信息檢索服務的公司寥寥無幾，雅虎因此得到市場廣泛認可，很快成為全球最大的門戶型網站。1996年4月12日，雅虎股票公開上市，當日市值即高達8.48億美元，楊致遠成為繼王安之後另一個全球級的華裔商業英雄。1994年9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新媒體研究教授尼葛洛龐帝（nicholasnegroponte）寫出了數碼化生存》。在這本讓他名聞天下的著作中，他大膽地提出“整個社會構建的基本要素將發生變化”。他認為，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成熟，物質性的世界突然向虛擬性轉向，通過電子流的方式，知識、信息及商品製造和銷售將可能實現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這本書一出版就成為全美暢銷書，它標誌着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已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根據美國商業周刊》的統計，到1995年初，互聯網已經連接全世界4萬多個網絡、380萬台計算機，154個國家和地區通過互聯網互通電子郵件。未來學家阿爾文&#第三次浪潮》中所描寫的景象似乎正在變成現實：這是一個無限開放的信息世界，打開網絡令人頭暈目眩的豐富信息紛至沓來。對於入網的用戶，世界從來沒有如此開闊而又如此親近。

就當尼葛洛龐帝用“互聯網時代”來定義未來世界的時候，中國與世界的距離終於近到了呼吸相聞的地步了。1994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設立了國內第一個web伺服器，推出中國第一套網頁，內容除介紹中國高科技發展外，還有一個欄目叫“tourinchina”。9月，郵電部電信總局與美國商務部簽訂中美雙方關於國際互聯網的協議，協議中規定電信總局將通過美國sprint公司開通兩條64k專線(一條在北京，另一條在上海)。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chinanet的建設開始啟動，中國最早的網民出現了，其中包括後來創辦了電子商務網站阿里巴巴公司的馬雲、創辦了新浪的王志東、創辦了第一家b2c網站的8848公司的王峻濤等人。就在數碼化生存》一書出版半年後，北京的青年學者胡泳在台灣一家圖書代理公司的北京辦事處發現了它，他在20天的時間裏便完成了全部的翻譯，也因此，世界頂級學者關於互聯網的最新思想在第一時間被引入了中國。它的出版引發了人們對於未來信息世界的狂熱想像，這幾乎被視為中國互聯網的啟蒙運動的開始。

就這樣，在第一批投身互聯網事業的先行者。

月，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博士田溯寧把他在美國創辦的亞信公司搬到了中國。他與國家科委合作在國內介紹internet。田溯寧認為，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對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遇，他爭取到了包括道瓊斯在內的兩千多個美國的信息服務商作為用戶，同時也想在中國發展數千乃至上萬個商業用戶。1一個很少被人關注的事實是，那些最早在中國從事互聯網事業的人在一開始都把賭注壓在電子商務上。他們認為，第一批有能力使用和“消費”互聯網的應該是中國的企業家們。這顯然是一條歧路。除了田溯寧、馬雲和張樹新之外，第一個網站也是“中國商務網”，後來他發現此路不通，很快轉向做“雅虎的中國版”。——搜狐但很快，他發現做不下去，第一個原因是中國消費者對internet毫無認知，第二個原因是技術根本無法實現。亞信購買了第一套網絡設備，制定了在internet上傳輸中文的ietf標準，當時在北京、上海使用的網絡路由器總共加起來只有32個撥號端口，一個端口大約能支持10~20個用戶，這意味着亞信建成的網絡最多能夠支持500個用戶。

月，在杭州，一個叫馬雲的31歲大學外語教師創辦了“中國黃頁”網站，它自稱是第一家網上中文商業信息站點。跟田溯寧的想法幾乎一樣，馬雲也想要創造一個面向企業服務的互聯網商業模式，他當時想到的賺錢模式是鼓動企業把自己的商業信息掛到網上。比留洋歸來的田博士要本土一點的是，他把internet直接翻譯成了一個中文名字——因特乃特網。在一次外出遊說時，有人問他，“你說的因特乃特，跟國際歌》裏的英特納雄耐爾有什麼關係嗎？”為了鼓動別人參與他的事業，馬雲拿大家熟知的比爾•蓋茨來說事兒，他說，“比爾•蓋茨說了，因特乃特網將改變人類的方方面面。”很多年後，他承認，“這其實不是他說的，是我說的。1995年全國剛剛知道internet，但是我說馬雲說的話沒有人相信。其實，1995年的時候比爾•蓋茨是反對internet的。”1到1995年，微軟已發展成一家擁有員工1.78萬人，年收入高達130億美元的巨型公司。面對新出現的互聯網和瀏覽器技術，比爾•蓋茨認為，決定未來計算機世界命運的，仍是微軟的“視窗”技術而不會是瀏覽器技術。也正是他的這個判斷，讓矽谷的一間名叫網景的小公司應聲崛起，它開發出一套基於互聯網而首次與微軟無關的軟硬件體系。蓋茨為了挽回被動，付出了數十億美元的競爭代價，並因強行的捆綁營銷而受到反壟斷調查。

收復之役後來創辦網易的丁磊也是在這一年開始他的創業生涯的。過去兩年裏，他一直在浙江寧波的電信局上班。4月，他決心辭職。這一想法遭到家人的強烈反對，但他去意已決，“這是我第一次開除自己。但有沒有勇氣邁出這一步，將是人生成敗的一個分水嶺。”他獨身一人跑到熱浪滾滾的廣州，進了一家美國數據庫軟件公司賽貝斯（sybase）做技術支持工程師。在那裏，他第一次接觸到互聯網，並成為第一批用戶。一年後，他又辭職，與他人合辦了一家與互聯網技術有關的小公司。

月，張樹新與丈夫姜作賢創立瀛海威公司，她的“瀛海威時空”宣稱是國內唯一立足大眾信息服務、面向普通家庭開放的網絡，“進入瀛海威時空，你可以閱讀電子報紙，到網絡咖啡屋同不見面的朋友交談，到網絡論壇中暢所欲言，還可以隨時到國際互聯網上走一遭……”登錄瀛海威的用戶必須登記註冊，並繳納一筆入網費。曾經做過記者、策劃人的張樹新很快讓瀛海威獲得了驚人的知名度。她在北京魏公村開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科教館，所有人可以到這裏免費使用瀛海威網絡，免費學習網絡知識。她向中國科學技術館無償提供“中國大眾化信息高速公路”展區，同北京圖書館合作，在瀛海威上提供北京國書館圖書目錄查詢。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她還為新聞單位開通亞特蘭大到北京的新聞信息通道。張樹新還在各大新聞媒體開設專欄，一遍遍地告訴國人：信息產業是中華民族崛起於世界的一個重要機會。

在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初期，瀛海威扮演了一個啟蒙者和領跑者的角色。它是第一個形成公眾品牌效應的網絡公司，在第一屆“最受用戶歡迎的中文信息網站”評選中，瀛海威無可爭議地名列第一。讓人遺憾的是，張樹新與當時的田溯寧、馬雲一樣，都沒有找到盈利的模式。她想做城市網站，推出過“網絡中國”的項目，想做網上圖書館，還曾經投資開發網絡遊戲，可是都相繼失敗。在瀛海威員工中流傳最廣的一句話是，“我們知道2000年以後我們會掙錢，可我們不知道現在應該做什麼。”

在張樹新成為商業明星的時候，人們除了對她的互聯網事業充滿了神秘的敬畏和仰視之外，還津津樂道於她的財富暴漲。瀛海威是一家產權清晰的私人公司，張樹新夫妻為此投資了100萬元。在企業創辦16個月後，國家經貿委屬下的中國興發集團決定參股瀛海威，總股本擴充為8000萬股，張樹新以無形資產加其他股權獲得2120萬元的公司股值，赫然成了十分罕見的“陽光下的女千萬富豪”，這當然引起年人輕無窮的遐想。美國新聞周刊》在一則報道中稱，“人們在談論金錢時，不再像過去那樣羞羞答答，誰擁有更多的金錢，成了一個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國，百萬富翁正以每分鐘一個的速度在誕生。”

年2月，美國福布斯》首次發表中國內地億萬富豪榜，這一富豪榜先是香港出版的中文雜誌資本家》刊出的。列入富豪榜的共有19人，首富是四川的劉永好兄弟。這兄弟四人靠養鵪鶉起家，進而在飼料行業潛心經營，做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私營企業。在他們被評為首富之後，經濟學人》專門採訪了劉家兄弟，文章描述說，“在過去，四川窮鄉僻壤的宣傳板上可能寫着‘向中國人民解放軍致敬’這樣的話。而現在幾乎每塊磚牆上都刷着一家名為‘希望’的飼料公司的廣告語：‘要致富，養牲畜，希望幫你忙’，或者‘豬吃一斤希望飼料長兩斤肉’。同時，地方上的小學也用希望公司的廣告語來編寫他們的童謠。希望公司現在聲稱有10億的銷售額，擁有60家工廠，1萬名全職僱員和9萬名市場代理。”文章還寫道，“在採訪中，劉永好先生避開了關於他是否是一個資本家的問題，他說，‘這些問題關乎理論；我對理論還沒有進行過深入學習’，他還特彆強調了希望公司的博愛之處，包括一些扶貧的計劃，以此證明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性質。希望公司的總部在四川省會成都的郊區，兩排低矮的房子，劉先生的車很普通，中國產的大眾桑塔納汽車，招待客人也如普通農家一樣，白米飯、蔬菜和一些牛肉，這很難讓人想到劉是一個有錢的人。劉的十多歲的女兒則不同，穿迷你裙，喜歡比薩、煎雞和漢堡，西方消費文化已經深深影響了近年來在美國就學的她。”

在福布斯》的這份富豪榜上，第二名到第十名分別是張宏偉、冼篤信、牟其中、張果喜、羅中福、羅西峻、李曉華、熱比婭、宗慶后，這十人的財富從6億元到2億元不等。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除了四川的劉家兄弟和善於炒作新聞的牟其中之外，其他都是一些陌生的人名。在此之前，人們所熟知和崇拜的商業明星要麼是國有企業里的改革型企業家，要麼是知名的鄉鎮企業家，而福布斯》的富豪榜卻從另外一個價值評估標準給出了一個新的答案。也就是從此開始，一個人擁有財富的多少漸漸成為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價值標杆。在一個物質化的商業時代，人們也許真的需要一個更為直接而易於計算的評價方式。

當福布斯》的富豪榜還被全國媒體津津樂道的時候，到年底，一個更加聳動和刺激的“商業桂冠”又在北京誕生了，它的背後因為有中國最重要的電視媒體在全力推動和炒作，所以也更為轟動和富有戲劇性。

月8日，北京的梅地亞會議中心，全國最重要的保健品、飲料食品及家電企業的當家人都冒着風沙聚集到一起。在這裏即將上演一出當場廝殺、無比刺激和血腥的成名大戰。

這個競鬥場的搭建者是一個叫譚希松的女策劃人，她當時擔任中央電視台的廣告部主任。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着全國性消費市場的成型，中央電視台的傳播價值已然被發現，不過，當時每年的廣告收入還不足10億元。譚希松想出了一個絕招，她把電視台黃金時段位拿出來，進行全國招標，她還給投標金額最高的企業準備了一頂虛無而金光四射的桂冠：“標王”。招標會就被定在每年的11月8日，諧音為“要要發”。

年舉辦的招標會已經是第二屆了。1994年辦的那場並不熱鬧，譚希松廣發英雄貼，還北上南下四處遍訪，結果來了數十家企業，最出名的是廣州太陽神和山東的孔府家酒。標底打開，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中標者竟是此前毫無知名度、與孔府家酒同在泗水河畔的孔府宴酒，其加冕封王的代價是3079萬元。在中央電視台不遺餘力的熱炒下，孔府宴酒一夜之間名揚天下，竟然成了該年度銷量最好的白酒之一。新聞和促銷效應之大，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於是，到第二屆的時候，各地豪傑聞風而動，通往京城的大道上，一時間馬蹄聲疾、塵土飛揚。譚希松實在是一個十分了解國民性的人，她辟出一塊碩大的鬥牛場，在旁邊的旗杆上高高掛起一頂桂冠，然後放進所有雄心勃勃的企業家為之一搏。稱王奪標，歷來是中國男人一生最輝煌的夢想，何況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一擲千金的豪氣博取一份舉國矚目的喝彩。

在眾豪傑中，有一位個頭中等、一臉憨厚的中年人姬長孔，他來自山東省臨朐縣一家叫秦池的酒廠。這是一個正營級退伍軍官，4年前奉命到全縣最大的虧損企業秦池酒廠做廠長。他靠着一股子軍人氣魄，大膽投廣告硬是讓企業有了起色，到1995年時銷售額達到了1億元，在北方市場有了點小名氣。在朋友的慫恿下，他也趕到梅地亞來湊熱鬧。那時與會的企業已有太陽神、娃哈哈、樂百氏、瀋陽飛龍及山東三株等品牌大佬，當然還包括志在衛冕的孔府宴酒以及發誓雪恥的孔府家酒這對“歡喜冤家”。跟這些成名英雄比鄰而坐，秦池只是個不起眼的小角色。姬長孔問朋友，“今年奪標大概需要多少錢？”答，“起碼6000萬元。”姬長孔咬着嘴唇不吭聲。6000萬元——3萬噸白酒，秦池大半年的銷售額，中國首富劉家兄弟1/10的資產。

日上午10點整，招標會準時開始。134個企業家整裝肅然，魚貫而入。會場四周橫幅高懸，攝影機和照相機伺機而立。奪標熱點果然在“兩孔”之間展開。孔府家酒捲土重來，開出的標底是上屆標王的兩倍，達6298萬元。孔府宴酒又豈甘人後，標底恰好高出100萬元，眼看大勢已定，半路突然殺出一匹同省黑馬。唱標唱到山東秦池時，主持人展開標紙猛地停住了，全場寂靜，以為出了什麼意外，數秒之後，一個聲嘶力竭的高音把會場推向了無比亢奮的高潮：“秦池，6666萬元！”

“誰是秦池？”“臨朐縣在哪裏？”從當時的一張照片可以看出，在場的姬長孔還很不習慣鎂光燈的聚焦及眾多記者的簇擁。在擁擠的人群中，在火一樣躥升的熱情中，他還笑得不太自然。但他顯然知道，此刻，他已衝上了華山之巔。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垮了……垮了……垮了……垮了……——泰國司機，1997年元旦那天，北京小雪。住在北京三○一醫院的鄧小*平讓人打開電視機，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可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那邊，走過來的那個，是誰啊？他問醫生黃琳。黃琳說：“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屏幕上的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清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琳告訴他，這部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剛剛拍攝的，有12集。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琳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在他的耳邊把台詞一一複述。每當電視裏有一些頌揚他的話時，黃琳看到老人的臉上總會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

天後的2月19日，這個93歲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悲慟。在過去的20年裏，這個心胸寬廣、意志剛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捍衛者和推動者，他在這段復興的中國歷史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記。當他去世的時候，中國這艘東方巨輪已經駛過“歷史的三峽”中最驚險的一段。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評論中說，鄧小*平敢於撇開僵硬的計劃體制而贊成自由市場力量，並讓中國的大門向世界開放，他真正改變了中國。

鄧小*平的去世讓整個上半年的中國一直無法從悲傷中完全擺脫出來。7月1日香港回歸，這原本是一個舉國歡騰的日子，卻也因此平白染上了一重莫名的遺憾。在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時光中，讓香港平穩回歸一直是他最關心的事情，他也承諾將在回歸之日親赴港島見證，可惜他最終沒有等到那一天。回歸當夜，那滿天煙花中，應有一朵專為他開放。

悲傷的雲霧一直籠罩着1997年，自始至終。

這年，全球最熱映的電影是美國荷里活拍攝的鐵達尼號》，一艘20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號稱“永不沉沒的”的豪華客輪，在優雅的音樂伴奏和此起彼伏的驚恐尖叫聲中沉入北大西洋海底，一起沉下去的，還有年輕的流浪畫家傑克•道森與貴族小姐羅絲的愛情。當中國觀眾百感交集地走出影院的時候，在商業世界，悲劇即將上演，哀傷如出一轍。

這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三年裏，聯想、海爾、長虹等本土公司依靠價格戰和高舉民族品牌旗幟，在家電、飲料等消費品領域中節節取勝。企業家們沉浸在“500強夢想”中，政府及企業的信心已近爆棚。然而，接下來發生在亞洲及中國企業界的一連串突如其來的事件，讓無數的夢想如泡沫般幻滅。

最重大的惡性事件是席捲亞洲各國的金融風暴。一個叫喬治•索羅斯的美國投資家在未來的很多年裏一直被亞洲政治家們視為一個帶有神秘邪惡色彩的金融巨鱷。從2月開始，索羅斯領導的量子基金瞄準經濟過熱、出現赤字危機的泰國，開始大肆拋售泰銖，使泰銖對美元匯率劇烈波動，泰國政府動用50億美元外匯儲備和200億美元借款來干預匯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銖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國政府被迫宣佈讓匯率自由浮動，一天之內，泰銖大跌20％。在狙擊了泰銖之後，索羅斯轉而攻擊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韓國以及中國香港，所受攻擊的國家和地區均蒙受巨大的金融傷害。這場亞洲金融風暴從1997年夏季開始，歷時4個多月，它對亞洲各國和所有的產業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中國香港、新加坡和泰國的居民資產則跌去了44％、43％和41％。當風暴席捲泰國的時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正好在泰國。8年後，他在暢銷一時的世界是平的》一書里心有餘悸地了描述當時的景象：泰國政府宣佈關閉58家主要金融機構，一夜之間，那些私人銀行家傾家蕩產。我驅車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參加一個聚會，此處是泰國的華爾街，倒閉的金融機構多數在此。當我的轎車慢慢經過這些破產的銀行時，每過一家，司機就喃喃自語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這些泰國銀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時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即便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也不能幸免於難。在韓國，受到攻擊的韓元在兩個多月里瘋狂貶值50％，國家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韓國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要求緊急援助，借貸金額為創全球紀錄的550億美元，並被迫承諾實施嚴厲的穩定經濟計劃及降低經濟增長率，經濟自主權一度喪失。韓國政府向所有公務員發佈了一項“勒緊褲腰帶”方針，要求公務員至少將薪水的10％存入銀行。而民眾則自發把家中的金銀首飾捐獻出來。在風暴中，韓國失業率高達11％，韓國企業蒙受了至少3萬億韓元的兌換差額損失，外債本息的償還額增加了4億韓元。多家大公司宣告破產或陷入絕境，其中就有前些年無限風光、被中國企業視為標杆的大宇集團。當風暴席捲時，一直處在快速擴張中的大宇其實已債台高築，公司借貸資金達到了200億美元的規模。面對危機，金宇中採取了一系列收縮計劃，但同時卻在汽車業務上加倍下注，靠大量發行高息債券和商業票據的方法融到135億美元的短期債務資金，相繼接管了雙龍汽車和三星汽車，並繼續推進其國際汽車巨頭的戰略。到年底，大宇的主貸款銀行拒絕進一步對其追加貸款。1999年10月，負債800億美元的大宇終於宣告破產，金宇中出走美國，韓國輿論發出“財閥亡國論”的怒吼。

在日本，雖然日元沒有受到直接的攻擊，但是動蕩的緊縮效應也迅速擴散到所有的產業。9月18日，日本零售業的明星企業八佰伴公司向靜岡縣地方法院申請破產。這是一家中國消費者十分熟悉的傳奇企業，它的創始人和田加津是一個10歲就開始做童工的日本傳統婦人，靠經營一家蔬菜水果的小鋪子起家，歷經40年發展成一家年銷售50億美元、在世界各地擁有400家百貨店和超市的大型跨國公司。以她為生活原型拍攝的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曾經在中國創造出最高的收視率紀錄。第一八佰伴”開業，當天一共湧進了107萬名顧客，創造了健力士世界紀錄。在過去的幾年裏，八佰伴是日本最具擴張野心的百貨公司，它在日本擁有26家大型百貨店，在東南亞、歐美和中國開有40餘家商場。當金融風暴來襲的時候，它在東南亞的多家商場被迫關閉，公司資金鏈的危機很快暴露出來。而此時的日本銀行已自顧不暇，破產時八佰伴的總負債高達13億美元。

亞洲金融風暴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一一發作，景象之慘烈讓人膽戰心驚。金融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展現出了它兇狠和強大的破壞性的一面。這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經濟和民眾心態。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風潮中，在過去頗為活躍的中國股市也陷入低迷，消費市場更是一派蕭條。經過幾年的宏觀調控，通貨膨脹的壓力日漸釋放，通脹率幾乎下降為零，但是，消費過冷的景象卻同時出現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到1997年中期，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6月份，國家經貿委、內貿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等不得不聯合成立了全國庫存商品調劑中心，以求加速企業商品流通，這種積壓景象只在1990年時出現過一次。

就是在如此惡劣的大環境下，那些超速發展而對風險毫無預警的著名企業都因各種不同的原因發生了可怕的雪崩，使得該年度成了企業史上的一個“崩塌之年”。1在這部30年的企業史上，出現過兩個崩塌之年，第一個是第二個是2004年。

月，因“標王”而顯赫一時的山東秦池酒廠被曝光“白酒勾兌”醜聞。在此之前，秦池的銷售一直很旺盛，白酒罐裝線從兩年前的5條增加到了47條，它還被評為“中國企業形象最佳單位”。就當姬長孔興沖沖地赴北京領獎的時候，經濟參考報》刊出一條爆炸性新聞，該報記者經調查發現，秦池在山東的基地每年只能生產3000噸原酒，無法滿足市場的翻番增加，因此，該廠從四川的一些酒廠大量收購原酒，運回山東後進行勾兌。記者找到了向秦池供酒的四川企業，他們還細緻地描述了他們看到的被吹噓是中國最先進白酒罐裝線的實際現狀，“秦池的罐裝線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條線周圍有十多個操作工，酒瓶的內蓋是專門由一個人用木榔頭敲進去的。”這篇報道如滾雷般地傳播到了全國各地，幾乎在很短的時間裏，它被無數報刊轉載。一直被媒體高高吹捧着的姬長孔根本不知道如何應付這樣的局面，他唯一想到的辦法是派人到報社做公關，表示願意出數百萬元“收購”這組報道。“標王”就此“隕落”，年底秦池銷售額從9.5億元跌到6億元，再一年跌到3億元。2000年7月，秦池還不出300萬元的貨款，法院裁定拍賣“秦池”商標，公告貼出，全國無一人應拍。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也是1月，在南方的珠海，漏*點四射的史玉柱走到了懸崖邊。巨人集團被曝光出現了財務危機，它發動的保健品大戰耗費了所有的資金，同期在建的巨人大廈在完成地下工程之後就因為資金短缺而停了下來。1月12日，數十位債權人和一群聞訊趕來的媒體記者到巨人集團總部上門討債。危機迅速被放大，種種關於巨人集團資產被查封、員工工資被拖欠、高層經理攜款潛逃等負面新聞連篇累牘地出現在報刊上。那段日子，被媒體捧為“時代偶像”、一向缺乏公眾溝通能力的史玉柱把自己關在一間300平方米的總裁辦公室里，拉下所有帷幕，拒絕與有外界任何接觸，數十日在不見一絲陽光的大房子裏孤寂地坐着。根據當時的情況，只需要有1000萬元左右的資金，巨人大廈就可重新開建，諸多衝突就會被緩解，可是史玉柱就是沒有辦法找到這1000萬元。他整天在大辦公室里來回踱步，把地毯都踩得坑坑窪窪了，卻還是束手無策。日後他哀嘆說，“我終於知道什麼叫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了。”火力兇猛的報道終於把巨人集團徹底摧毀，品牌受到重大傷害，銷售商拖欠貨款不付，各地分公司紛紛瓦解。僅半年，巨人集團就宣告解體，史玉柱身無分文，惶惶然離開珠海這塊傷心地。他遊盪大江南北，最後輾轉到南京蜇伏了下來。史玉柱的敗走在當年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在後來的三年裏，一直有青年人給他寫信，詢問他的現狀，希望看到他重新站起來。他的一位浙江大學學弟在給他的信中寫道，“你必須站起來，你知道嗎，你的倒下傷害了我們這代人的感情。”三年之後，舔凈傷口的史玉柱果然以一種十分怪異的方式站了起來。

保健品行業的另一家明星企業三株集團的狀況一點也不比巨人集團好。在去年實現了讓人咋舌的80億元銷售額之後，公司管理上的混亂已經到了失控的邊緣。為了追求高速度，三株廣招人馬，它在地區一級的子公司就多達300多家，縣級辦事處2210個，鄉鎮一級的工作站則膨脹到13500個，直接吸納的就業人員為15萬以上。這支十多萬人的銷售大軍如蝗蟲一樣在各地亂竄，種種誇大功效、詆毀對手的事件頻頻上演，單是1997年上半年，三株因“虛假廣告”就遭到了起訴十多起。吳炳新在內部總結會上氣憤地說，“現在有一種惡劣現象，臨時工哄執行經理，執行經理哄經理，經理哄地區經理，最後哄到總部來了。吳炳傑（吳炳新的弟弟）到農村去看了看，結果氣得中風了，實際情況跟向他彙報的根本是兩回事。”年底，三株銷量出現大幅度滑坡，比上年銳減10個億。吳炳新在年終大會上痛陳“十五大失誤”，其中包括市場管理體制出現嚴重不適應、大企業的“恐龍病”嚴重以及財務管理出現嚴重失控等，三株危機震驚全國。作為90年代中期最高調的企業，三株集團的全面崩塌源於一個偶發事件。湖南省常德漢壽縣一個退休老船工陳伯順花428元買了10瓶三株口服液，服用后出現遍體紅腫、全身搔癢癥狀，不久后病發死亡，陳伯順家屬狀告三株。1997年底，常德法院認定三株口服液為不合格製品，並一審判決三株敗訴。此案見報后，給風雨飄搖中的三株以致命一擊。到1998年的5月，三株全面停產。讓人欷虛的是，1999年4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陳伯順之死與三株無必然因果，三株集團勝訴。而此時，三株的銷售體系已土崩瓦解，它留給中國商業界的只是一道耐人尋味的思考題：一個年銷售額達80億元的保健品帝國為何如此脆弱？

保健品市場的信用崩盤和急速萎縮，禍及業內所有的激進企業。那家跟三株一樣靠大言不慚的廣告轟炸起家的瀋陽飛龍此時也奄奄一息，總裁姜偉向媒體發表了一篇長達萬字的我的錯誤》一文，公開承認犯下20個失誤，其中包括決策的浪漫化、模糊性、急躁化等。姜偉用一種不無“浪漫”的筆調對自己痛加指斥：“總裁經常處於一種急躁、驚恐和不平衡的心態當中，導致全體幹部也處在一種驚弓之鳥般的心態當中。在這種自上而下的心態中，片面決策有之，錯誤決策有之，危險決策有之。”在那個無比激越的青春期年代，企業家們顯得非常直率，他們並不憚於向公眾坦陳自己的錯誤，而沒有考慮到這種“公開的檢討”將對企業經營造成怎樣的傷害。

年底，在風聲鶴唳中，廣州太陽神公司的創始人懷漢新也黯然宣佈辭職。太陽神是最早因為多元化戰略而付出代價的著名企業之一。就在銷售額創紀錄地達到13億元之後，懷漢新吹響了多元化的號角，他將堅持多年的“以縱向發展為主，以橫向發展為輔”的公司戰略改為“縱向發展與橫向發展齊頭並進”，一年之內上馬了包括石油、房地產、化妝品、電腦、邊貿、酒店業在內的20個項目，在新疆、雲南、廣東和山東相繼組建了“經濟發展總公司”，進行大規模的收購和投資活動。懷漢新對這些項目寄予厚望，甚至提出了近乎“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在此後的兩年內，太陽神先後在這些項目中投入3.4億元，而非常不幸的是，這些項目竟無一成功，卻耗盡了太陽神的資金和精力。懷漢新日後痛言：“在追求高速發展時，沒有進行專業化體制的建立，沒有注重建立規範的投資審核和操作以及跟蹤、評價、監控體系，導致了混亂及一些不必要的資源損耗。”1996年公司出現1100萬元的虧損，1997年虧損擴大到1.59億元，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股價跌到慘不忍睹的9分港幣。12月，懷漢新辭去總裁職務，從此深居簡出，太陽神江河日下。

在連鎖商業領域風光無二的鄭州亞細亞公司同樣陷入了絕境。那個一心以日本八佰伴為榜樣、想要成為中國商業第一人的王遂舟看上去是一個雄心過於膨脹的企業家，他開在各地的亞細亞商場無一盈利。從1996年底起，一連串的惡性事件頻頻發生，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被廠家軟禁並拖到黃浦江邊暴打了一頓。天津等地的商場甚至出現了商品被哄搶一空的局面，各地供應商集體到鄭州找王遂舟討錢，他們在一堵掛滿了獎狀和銅牌的“榮譽牆”上拉起了“亞細亞為何欠賬不還？”的橫幅。1997年3月15日，凄風苦雨中的王遂舟向他的部屬們宣佈了辭職的決定，亞細亞集團負債6.15億元，資產負債率為168％。他說，“我得到了很多很多教訓，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經驗和教訓。如果亞細亞垮台了，恐怕我的恥辱柱大些，而你們的就在我旁邊。”這一天，是他40歲的生日。

在剛剛興起的互聯網領域，第一個敗局也即將出現。瀛海威始終沒有找到成長的方向，它的全能型、收費式運營模式顯然沒有得到網民的認同。到9月，網站月收入下跌到30萬元，儘管開展了大規模的巡迴推廣活動，全國的註冊網民數只有6萬人。張樹新感受到了來自市場的寒冷，在這一年聖誕節的日記上，曾經當過大學詩社社長的張樹新十分感性地描述了一個真實的場景：“深夜，我們剛剛從郊外回到家中，窗外大霧瀰漫。在我們開車回家的路上，由於霧太大，所有的車子都在減速慢行。前車的尾燈以微弱的穿透力映照着後車的方向，偶遇岔路，前車拐彎，我們的車走在了最前面。視野里一片迷茫，我們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後面是一列隨行的車隊……我不禁想，這種情景不正是今天的瀛海威嗎？”11998年6月，由於持續虧損，張樹新被迫辭職。她說，“1994年底到1995年初，我們進入it行業是一種不幸。我們是這個行業中犯錯誤最多的人。”4個月後，15名高管集體離職。在2000年的“中國互聯網影響力調查”中，昔日排名第一的瀛海威跌至131位。自此，這家網站淡出人們視野。瀛海威以及太陽神、三株、飛龍、亞細亞、巨人、秦池的詳細案例見大敗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修訂版）。

當我們回望1997年的時候，總是會想起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那句名言：“世界不再令人着迷。”（thedisenchantmentoftheworld）。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最出色和成長最快的企業大多數出現在日用消費品和家用電器領域。1997年發生的這些崩塌，意味着這兩大明星產業的“狂飆時代”已經基本結束。

中國的經濟變革常常讓人生髮峰迴路轉、否極泰來的感慨。這一段歷史，從來不是按照人們預想中的路線一絲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況是，一條又一條的岔路總是在最意外的時刻出現，它讓人們的智力和承受力面臨極限的挑戰。正如發生在1997年的景象那樣，誰也沒有料到的是，亞洲金融風暴的陡然爆發以及國內市場的空前蕭條，卻“意外”地讓中國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造進程突然加速。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事實上，由“諸城經驗”而來的中小國有企業產權改造試驗，在一開始進行得並不順利，它受到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攻擊。一些人士撰寫“萬言書”對產權改革提出質疑，認為這勢必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面積流失。1國有企業是否應該退出，以及選擇怎樣的退出路徑，在今後的幾年裏仍將爭論不斷，另一次大規模的辯論將發生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期間。他們認為“放小”改革就是“以改造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實”，“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補充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發展勢頭異常迅猛，已經威脅到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些言論出現在某些理論刊物和新聞媒體上，形成了一股很濃烈的批判氛圍。而支持改革的學者們也開展了針鋒相對的辯駁，吳敬璉撰文說，“改革已經推進到傳統體制的核心部分，而在這個領域內傳統思想的影響又表現得特彆強烈和有害。”在這場大辯論中，那些反對者提不出對現實狀況有改進效果的經濟方案，而全國的國有和集體企業確乎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這年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結果出爐，各項數據表明，局勢已到了十分危險的底部，國有企業的資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於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個大的行業中，有18個是全行業虧損，國有工業的負債總額已佔到所有制權益的1.92倍，企業自有資產不足以抵償其債務，換言之，就是整個國有企業集團已處在資不抵債的境地。有關部門在一份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中以一系列數據證明，在其他一切條件（包括勞動時間、稅收等）都相同的情況下，國企的勞動成本要比私企高許多，這就是國企無法同私企競爭的一個主要原因。遠東經濟評論》把新一輪的國有企業改革稱為一條“不歸路”，它說，“這已不是秘密，中國需要對更多的國有企業進行結構改革，不管這個過程可能有多麼痛苦。不進行結構改革，中國只會是越想撈回損失卻損失得越多，最後連老本都賠上。”

這場火藥味很濃的爭論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在報告中對傳統的公有制理論做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和凌志軍在暢銷一時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1998年出版）一書中，將此次關於姓“公”姓“私”的爭論視為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1992年（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之後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鋒，而十五大的召開則表明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在中央高層和社會改革力量的推動下，一場大規模的產權清晰化運動如期而至，它將於1998年進入高潮期。在這場影響深遠的產權改革運動中，蘇南模式的終結是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重大事件。在過去20年的企業史上，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與以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是兩大企業成長路徑。後者遭遇無數質疑和磨難卻始終曲折地壯大，前者則在無數的推崇和扶持下，漸漸落入了體制滯后的困局。

跟“溫州模式”一樣，社會學家費孝通是“蘇南模式”的概念提出者，他在1983年發表的小城鎮•再探索》一文中寫道，80年代初，江蘇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而是通過工業保存下了集體經濟實體，又藉助上海經濟技術的輻射和擴散，以鄉鎮企業為名而繼續發展，我稱之為“蘇南模式”。很多學者用西方的經濟學名詞將這種模式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statecorporation）。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5年，它依靠其公有制性質和較國有企業靈活的運行體制以及“船小好掉頭”等優勢，迅速成為全國最先進的企業模式。在溫州模式被不斷打壓的時候，蘇南模式卻因其純正而顯赫的集體性質大放光芒，這裏也因此成為中國鄉鎮經濟最活躍和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然而，到90年代中期之後，集體經濟的弊端漸漸顯露和嚴重起來，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特點就是黨、政、經、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業都是由一個行政村整體翻牌過來的行政性公司，廠長經理與鎮長、鄉長是可以相互兼任的，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企業一旦做大就成了一個“怪胎”。二是“產權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沒有”的產權特徵使得原本靈活的企業漸漸染上了“國企病”，出現了“廠長負盈不負虧”、“窮廟富和尚”等現象。以直言而著稱的經濟學家董輔在考察蘇南之後，很直率地說，“說白了，蘇南模式就是二國營。”三是企業“政績化”。“幹部經濟”直接導致了“政績經濟”，蘇南各地為了拉抬國內生產值，大規模地搞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四是效益大幅下滑，業績作假成風。多年以來，蘇南模式以根正苗紅而成為全國典範，其改革效應關乎諸多官員的升遷烏紗帽。於是，為了讓“經濟數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風盛行蘇南。上海文匯報》曾在1995年6月24日專門發表文章不要再刮“浮誇風”》，揭露蘇南地區正在進行數字大戰，有些縣市統計的工業產值有近一半的水分，作者頗帶嘲諷意味地建議，應該向那些吹牛的蘇南幹部征設“牛皮稅”。學者惠海鳴則披露，一些被樹為“全國典型”的蘇南企業儘管效益滑坡，卻每天還要接待各地的參觀取經者，“為了接待參觀者，寧願機器空轉。那些典型企業，紙糊燈籠樣樣好，但人一走，窟窿很大，有的能放進一頭牛，有的甚至能放進一座小山頭。”

蘇南模式的體制困局到90年代中期已經顯露無遺，除了極少數企業靠特殊的機緣完成了產權改制之外。1無錫的紅豆集團便是極少數的先行者之一。1993年，那個自比為“私生子”的周耀庭獲得當地政府的默許，開始將企業進行股權改革。他說，“一開始有人勸我多弄點股份，最好超過50％，但是我擔心這樣的話，企業的集體性質就變了，風險太大，所以最後我只要了39％。”這39％還是徹底地改變了紅豆的命運。到2007年，周耀庭驚喜地發現，剛搞產權改革時，他的企業規模在無錫排34名，而14年後，前面的33名都不見了。大多數企業仍然深陷在日漸暗淡的光環中。江蘇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體制更為寬鬆和靈活的浙江。吳敬璉教授評論說，“在20世紀末的經濟波動中，它不僅沒有起帶頭作用，反而落在了後面。”從1995年起，蘇南一些幹部和企業家開始悄悄往溫州跑。他們放下身架，研究起那種陌生的、在過去還被他們嘲笑過的“非驢非馬經濟”。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入蘇南，在宜興、無錫等地被嘗試。到1997年，隨着產權改革浪潮日漸被中央認可，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日漸成為主流的聲音。10月，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江蘇省委九屆七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說，“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蘇南模式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在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政企權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晰，原有的機制活力逐步減弱。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已漸為舊體制所‘同化’，活力銳減，而且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片面強調集體性質的公有制，阻礙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陳煥友的這番講話被國內傳媒迅速傳播，在江蘇乃至全國引發地震般的轟動，被認定是江蘇官員第一次對蘇南模式進行公開的反思。褒貶之聲一時四起，陳煥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以致他不得不在幾天後的江蘇經濟高層論壇上“闢謠”，聲稱自己從未要否定蘇南模式。儘管如此，環繞在蘇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環開始日漸散去。其後幾年反思文章層出不窮，蘇南模式從開始鬆動到真正走到終點，將經曆數年的陣痛與曲折，到2002年底，在蘇南地區有93的鄉鎮集體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改制”成了私營企業。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蘇南模式的終結，意味着集體經濟的一次脫胎換骨，在更廣泛的時空跨度內，它標誌着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試驗的合作社制度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的徹底淡出。一種更為市場化的、以產權人格化為特徵的企業制度終於成為主流的企業成長模式。

亞洲金融風暴的襲來，給中國企業變革帶來的另一個意義深遠的影響是，它徹底擊碎了人們對日韓財團企業模式的膜拜，1在金融風暴中倒下的韓國著名大財團還有全韓第第第第第第34大企業代龍集團等。尤其是被視為仿效標杆的大宇集團的窘境讓決策層重新思考大企業的培植思路。1在1996年剛剛形成的“抓大”戰略“意外”地改弦易轍了。

當時的“抓大”思路是，“由國家主導，重點扶持若干家優勢企業向財團模式發展，使之成為有國際競爭能力、代表中國實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韓財團在金融風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讓中央政府對這條路徑徹底失去了信心。連大宇這樣的企業都無法抵抗國際金融資本的襲擊，那麼中國的“類大宇”企業們能夠逃脫出這種命運嗎？於是，一種新的“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國有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中大面積退出。在一份報告中，專家們建議國營企業應該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在上游能源性行業中強勢地形成壟斷格局，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在這些領域，政府將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營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營資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減弱而是更為增強。

這個中國式轉軌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現了。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上一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戰略，在隨後的十多年裏它一直被堅定地執行着，並最終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國家商業主義的時代。一個留在1997年的懸念是，如果金融風暴沒有爆發或遲兩年爆發，後來的中國公司將呈現一派怎樣的氣象？

歷史沒有假設。中國公司在財團式成長的道路上折途而返。它造成的最直接的後果是，那些先前被列入500強培植名單的“種子企業”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根據新的國資退出原則，從事家電業的海爾和長虹、計算機業的北大方正、製藥業的華北醫藥以及造船業的江南造船廠等都不處在被政策保護的壟斷性行業，而這也正是當初它們被選中的原因，因此對它們的傾斜扶持便一一落空了。我們即將看到的事實是，到2007年底，中國已有22家企業出現在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壟斷型國有控股企業，而10年前確定的6家“種子公司”，除了寶鋼之外，其餘5家企業都沒有按照“既定時間表”進入“世界500強”。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還是有令人興奮的商業事件發生。值得記住的起碼有兩件，第一件當然還是出現在互聯網產業，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三個年輕人把中國帶進了“互聯網元年”。另一件也很有歷史意義，那個創辦了深圳華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個“基本法”。

儘管張樹新的瀛海威迷路了，但是在互聯網歷史上，1997年卻是一個科技狂潮的起點。在領跑的北美市場，最顯赫的互聯網英雄是華裔青年楊致遠。當年三季度，雅虎的市場價值升至28億美元，超過了炙手可熱、讓比爾•蓋茨都十分畏懼的瀏覽器大王網景公司，楊致遠從起家時的網頁目錄服務出發，大舉向滿足互聯網所有需求的綜合服務轉型，“門戶網站”成為第一個成熟的商業網絡概念。在雅虎效應的推動下，美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美國在線突破了1000萬註冊用戶的大關，電子商務領域的亞馬遜公司公開招股引起轟動，從事在線拍賣的ebay公司創建。一個以網絡為主題的高科技投資狂潮由此掀起。在中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了第一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確認全國共有上網計算機29.9萬台，上網用戶數62萬，www站點約1500個。星星之火，已經隱約閃現。

這年6月，26歲的丁磊在廣州創辦了網易公司，員工3人，註冊資金20萬元，辦公面積7平方米。丁磊的想法很簡單，如果人們要在互聯網上聯繫，那一定要一個自己的“房間”和“信箱”吧。於是，他寫出了第一個中文個人主頁服務系統和免費郵箱系統，網站域名他想到用數字163來表示。至於網易怎麼賺錢，他日後說，“如果當初就想靠做站點賺錢，我可能就把路走錯了，當時我一心想着靠寫軟件賺錢。”丁磊無意中證明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一個“真理”——“唯有免費才能生存”。免費的網易郵箱和個人主頁讓它的註冊用戶快速增長，到1998年5月，在cnnic公佈的全國中文網站排名中，網易名列首位。9月，丁磊順勢轉型，將網易改造成了一個類似雅虎的門戶網站。

月，29歲的軟件工程師王志東領導的四通利方獲得了來自美國華登集團、美洲銀行羅世公司及艾芬豪國際集團的650萬美元風險投資，這是中國互聯網獲得的第一筆風險投資。四通利方創辦的中文網站最早是想賣王志東寫的軟件賺錢，為此，他搞了幾個問答論壇，沒有想到的是，技術論壇反應平平，而體育論壇卻異常火爆。10月31日，中國足球隊在大連金州體育場參加世界盃亞洲十強賽，結果輸給了只有第六次衝擊世界盃失利。第二天凌晨2點15分，一個叫老榕（真名王峻濤，他後來創辦了中國第一個b2c網站8848公司）的網友在四通利方體育沙龍上發了一個帖子大連金州沒有眼淚》，48小時內它被點擊閱讀兩萬多次，這是第一篇引起了公眾轟動的網絡文章，互聯網的草根特徵和驚人的傳播效應第一次真實地展現出來，兩周后，發行量很大的南方周末》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這個事件。到1998年夏天的法國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四通利方的體育論壇已經十分火爆，創造了日點擊310萬次的訪問紀錄，網站還拿到了18萬元的廣告收入。不過就是在這樣的時候，王志東們還是不知道該把公司帶到哪裏去。在一個產業胚胎剛剛成形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出口在哪裏，於是有時候，偶然的機遇或不經意的一瞥竟會成為日後成功的起點。就在世界盃期間，體育文字編輯陳彤去北京國貿中心拜訪惠普公司。在一間辦公室等朋友的時候，陳彤在一張桌子上隨手翻看一份公司內部刊物，無意間他讀到一段文字，說在美國，互聯網訪問量最高的是新聞頻道而不是其他。回到公司，他向王志東提出了開辦一個新聞頻道的意見。那是一個忙亂不堪的日子，誰提出一個創意誰就可以佔到一個山頭，他很自然地成了新聞頻道的創辦人。年底，四通利方宣佈併購北美網站華淵資訊網，並更名為新浪網。日後，它成為了中國網絡界影響力最大的第一新聞門戶網站。

也是在這一年的1月初，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張朝陽也創辦了他的網站愛特信itc，他22.5萬美元的創始資金來自兩位美國教授，其中一位就是寫出了數碼化生存》的尼葛洛龐帝。網站一開始沒有內容，張朝陽就把數碼化生存》先放了上去。對於未來怎麼賺錢，他也一點沒有底，最初的想法是承攬網頁製作業務。到12月，22.5萬美元就花光了，張朝陽只好再向投資人求救，磨破嘴皮好說歹說又拿到10萬美元。1998年2月，張朝陽也跟丁磊一樣想到了在中國“克隆”雅虎，他搞出了一個中文網頁目錄搜索的軟件，連網站名字都模仿雅虎叫“搜狐”。跟當時英文不好的丁磊和王志東比，“海歸派”的張朝陽有先天的國際優勢，他以尼葛洛龐帝的弟子自居，在國內和海外媒體上頻頻露面。很快，他融到了英特爾和道瓊斯的215萬美元投資，10月，他以“中國代表”的角色被美國時代周刊》雜誌評為“全球50位數字英雄”之一。就這樣，這個陝西青年成了中國網絡經濟中的第一個英雄式人物。

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的集體出現，宣告了中國互聯網元年的到來。在這個創始時刻，我們已經看到了門戶網站、搜尋引擎以及風險投資等全新的商業概念。更有意義的是，這些網絡公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覺地置身於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並有着清晰的產權結構，完全擺脫了過去十多年的所有制困擾。這是一個沒有“制度原罪”的產業，是一次發生在陽光下的財富革命。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一家企業把自己的戰略規劃命名為“基本法”，聽上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做這件事的人就是後來被視為“企業家偶像”的任正非。

這一年，儘管任正非的華為已經是一家規模不小的企業，但是在企業界，它幾乎沒有什麼知名度。1996年，中關村四通公司的一位名叫李玉琢的副總裁打算跳槽到華為，四通總裁段永基問，“你準備到哪裏去呢？”李玉琢說，“是去華為。”段永基驚詫地說，“華為？沒聽說過，沒什麼名氣吧？”

沒有名氣的華為在此時的電信行業卻已經露出它鋒利的鋼爪。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電信市場復蘇，隨着程控技術的推廣，全國電信網絡面臨一次全面的更新改造，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遇。對於擁有自主程控交換技術的華為來說，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在這個行業里，諾基亞、愛立信等跨國公司具備絕對的競爭優勢。任正非在起步之初，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從一些偏遠的城鎮電信局突破，迅速搶去了一塊大公司們還沒有來得及顧及的“蛋糕”。隨之，華為與跨國公司們的正面戰爭便爆發了。由“農村”而進入“城市”，華為遭遇了強大的競爭，很多中心城市和發達省份的電信部門不信任華為的產品。便是在這時，任正非想出了一個外國同行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方法：他遊說各地電信局，由華為與電信職工集資成立合資企業。1任正非與電信局成立合資公司的嘗試最早開始於1993年。當時華為資金緊張，銀行又不給予民營科技企業貸款，任正非便說服17個省市級電信局合資成立了一家名叫莫貝克的公司，後者出資3900萬元，任正非承諾每年給予33的高額回報。這個細節與沈太福案相比照，又是一則“有人免費、有人死去”的案例。在華為的一份內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闡述他的策略：“通過建立利益共同體，達到鞏固市場、拓展市場和佔領市場之目的。利益關係代替買賣關係；以企業經營方式代替辦事處直銷方式；利用排他性，阻擊競爭對手進入；以長遠市場目標代替近期目標”1與政府部門建立利益共同體的做法在當時很盛行，另一個著名的實踐者是三株集團。1995年，吳炳新要求“各分公司在所在的省與衛生廳、工商局、醫藥管理局建立經濟共同體關係”，其具體做法是，“跟他們搞合作搞聯營，葯政部門每個月都要搞宣傳，你宣傳我出經費。與工商，每年廣告法》的宣傳我都出錢，由他們去操辦，勞務費等打進去，讓基層衛生局做我們的代理商……”

華為的合資模式率先在四川取得成功。1997年，四川電信管理局由工會出資，與華為公司組建四川華為公司。到年底，華為在該省的業務合同就從上一年的4000萬元猛增到5億元，一下子漲了12倍。作為合資方，四川電信分到了25％的豐厚利潤。四川模式當即產生了連鎖效應，在一多年的時間裏，華為先後與天津、上海、山東、浙江等省市組建了9家合資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把華為的設備賣給合資的電信公司，這一模式讓華為轉眼之間成了各地電信局的“自家人”，自家人採購自家人的設備便儼然成了最合理的事情。電信局的設備採購費用是由國家財政出的，而產生的利潤則可以分一部分給內部的職工，這實在是讓各地局長難以拒絕的好想法。對於華為來說，合資模式讓它成為電信市場的壟斷型供應商。在河北省，華為的業務從零一下子做到10億元，在山東省，則從原來的2億元銷售額猛增到驚人的20億元。從四通跳槽到華為的李玉琢出任過合資合作部的部長，是華為合資工程的主要操盤手。他回憶說，當時有的電信局甚至拆了其他公司的設備，改裝華為的機器。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華為陡然坐大，成為國內增長最快、暴利率最高的電信企業。1997年，華為的銷售額實現41億元，同比增長60。

為了組建這些合資公司，任正非日夜奔波於全國。他個性內向，脾氣暴烈，不喜與人交流，但是與電信部門的談判卻無往不利，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開出的合作條件實在讓人難以拒絕。在後來的很多年裏，他一直拒絕接受任何採訪，屏蔽了自己與傳媒界的任何關係。而在電信行業，無論是省部級官員還是一個小縣城裏的局長，只要是能夠給華為帶來業務的，他都來者不拒，親自接待。他說，“我只見給我市場的人，因為他們是我的衣食父母。”對於競爭，他則說得更為直接，“華為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客戶肯選擇我們的產品而不是別人的。”

從一開始，華為的合資模式就受到同行的攻擊，它被質疑是“不正當競爭”。任正非曾經試圖在每一個省都組建合資公司。但是由於告狀的國內外企業實在太多，到1999年之後，任正非被迫整編這些合資公司，但事實上，華為的市場目標已經實現，合資公司的使命已然完成。它成為全國電子企業中成長最快的黑馬企業。

如果僅僅靠這種頗為可疑的商業模式，任正非和華為很可能並不會走得太遠。在一個轉型的時代，法制的滯后以及對灰色行為的寬容讓無數企業家獲得了超越式的成長和驚人的利益。而這中間隱藏着的種種毒素也同樣讓這些人無法從這種非正常的商業邏輯中掙脫出來。任正非跟同時代的企業家相比，他的超人之處是，在從事不無爭議的原始積累的同時，他也正在進行一場堅決的自我救贖。從三年前開始，他聘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春波等人為華為起草一個企業戰略規劃。它參照當時的香港基本法》，很有想像力地被命名為華為基本法》。任正非要求吳春波等學者弄清楚三個問題：華為是誰？華為從哪裏來？華為要到哪裏去？1997年3月27日，八易其稿、103條的華為基本法》通過最後一次審稿。日後，它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制定的第一部企業管理大綱。

在華為基本法》中的第一條，任正非就明確提出，“華為的追求是在電子信息領域成為世界級領先企業。”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任正非十分嚴苛地設定了專業化的發展戰略，“為了使華為成為世界一流的設備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此外，華為基本法》還確定了兩條十分驚世駭俗的原則，一是實行員工持股制度，“普惠認同華為的模範員工，結成公司與員工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體。將不斷地使最有責任心與才能的人進入公司的中堅層。”作為企業的創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釋自己所擁有的股份。據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華為70％的管理層和員工擁有華為的股份。”二是在技術開發上近乎偏執地持續投入，任正非堅持將每年銷售收入的10％用於科研開發，這在中國著名企業中是一個無人可及、無人敢及的高比例。

正是這些原則使得默默無聞的華為蛻變成一家前程遠大的中國公司。

第四部1998年～2002在暴風雨中轉折莊家“惡之花”

國有企業的爛賬以及鄰國經濟的蕭瑟還有小姐們趨時的妝容這些不穩定的收據包圍了我的淺水塘——翟永明，潛水艇的悲傷》，1999年年，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紀終於走到了它的“末點”。人們記起四百多年前，一個叫諾查丹瑪斯的法國醫生的那個預言，“1999年7月，天空中太陽、月亮和九大行星將組成“十字架”形狀，這時候，恐怖魔王從天而降，蒙古大王重新出現，戰神以幸福的名義主宰世界……”這個不無恐怖的景象顯然並不會出現。

這年是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大慶之年。美國財富》雜誌十分機敏地宣佈，將把一年一度的財富》年會放在中國上海舉辦。時間是國慶大典前的第一次把全球性年會選在中國舉辦，它的主題非常符合人們的想像——“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認識世界”。江澤民總書記已確定屆時與會。

從宏觀經濟來看，中國的表現也讓人充滿期待。東南亞各國還沒有從金融風暴的眩暈中清醒過來，俄羅斯經濟再度爆發危機，南美的巴西也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裏，中國可謂“一枝獨秀”。上年推出的各項刺激經濟的措施逐漸見效，消費市場重新活躍，房地產市場的復蘇對各個產業的拉動效應漸漸呈現出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周期到來了。

誰也沒有想到，景氣的噴發是從股市開始的。

月19日，星期三。一個看上去不會發生任何新聞的平常日子，中國股市已經持續委靡了七百多天。而在11天前，美國導彈還“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發了一場驚人的外交事件，中美關係再度跌至冰點。1就是在這一天，滬深兩市分別悄然上漲51點和129點，收於1109點和2662點。領漲的是帶有網絡概念的股票，如東方明珠、廣電股份、深桑達等。這根平地升起的陽線起勢突然，繼而凌厲，一拉就是32天。這期間，央行宣佈降息，證券法》開始實施，一向謹慎的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要求大家“堅定信心，規範發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向陽鑼鼓聲聲敲，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上證綜指一舉衝到1700點，漲幅超過50。“5•19行情”自此形成。2資本市場向來是宏觀景氣的“晴雨表”，而在中國，這個“晴雨表”卻常常投影在扭曲、詭異的哈哈鏡里。在“5•19”行情”中，湧現了幾個令人難忘的大莊家。

呂梁似乎是第一個“預言”到了大行情的莊家。

有些人應該還記得這個名字曾經出現在1992年的“深圳認購證事件”。當時他叫呂建新，是一個好奇而勤奮的文學青年，在那個事件中他寫了一個長篇紀實報道百萬股民“炒”深圳》，是當時國內對深圳事件最生動的描述。也是在那次股民騷亂中，呂梁經受了股市的洗禮。他成了深交所里的常客，注意力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在深圳混的日子讓呂梁天天都很亢奮，但是他卻沒有賺到多少錢，不久后他又回到了北京，跟在幾個大散戶後面炒股票，此外還不斷地寫股市評論文章。他的賺錢運氣似乎不太好，一開始賺了上百萬元，他又轉去做期貨，結果就砸進去了，玩了兩年下來，竟欠下了上千萬的債務。不過，在股評方面他卻表現出超人的天賦，早年的文學創作幫了他大忙，在文字粗劣、理念膚淺的股市評論中，他總能以充滿漏*點和思辨的文字吸引人的注意力。他很早就看透了中國股市的灰暗，他曾寫道，“由於上市公司質量的普遍低劣，使得股民根本無法選擇到真正有價值的股票，這就給市場運作帶來了極大的空間，中國股市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故事會’。”他的很多觀點深受證券投資界不少人的認同，他漸漸地在這個圈子裏贏得了不小的名聲。1996年起，呂梁索性搞起了一個k先生工作室，一邊以k先生為筆名寫股評，一邊還指導人炒股票。至於為什麼起這麼一個怪名字，他的解釋有兩個：其一，股票的行情圖又稱k線圖；其二，k是“king”的第一個字母，暗示他是“股評之王”。在這個“故事會”里浸淫多年，他一直在等待一次大顯身手的機會。

年的秋天，k先生呂梁終於等來了他“命中注定”要遇到的那個人。一個叫朱煥良的股市大散戶來找呂梁求救。這是一個早年在建築工地上開大裝卸車的“粗人”，前些年靠倒騰股票賺了不少錢，竟成了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億萬富翁之一。1996年前後，他看中了深圳一隻叫康達爾（股票代號0048）的股票。它原本是深圳寶安區的養雞公司，香港的活雞市場大半是靠它供應的，業務穩定而效益尚可，1994年上市后不溫不火。朱大戶在二級市場上悄悄購進康達爾的股票，小半年下來居然囤積了數千萬股，佔到康達爾流通盤90，朱大戶為此花了2個億，其中一大半是他全部的家當，還有一小半是高息拆借來的。正當朱大戶想捲起袖子大炒康達爾的時候，1997年，香港突遭“禽流感”襲擊，全島殺雞禁雞，康達爾業務全線癱瘓。它的股價自然也坐上了滑滑梯，從最高的15.40元一股猛跌到7元多，跌幅超過50。朱大戶的兩億元全部深陷在裏面動彈不得。他沮喪地跟人說，“在1997年，除了那些被殺的雞，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

兩個負債纍纍的人和一隻“瘟雞股票”，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呂梁同意與朱煥良聯手坐莊，他靠自己在股市中的名氣和15的融資中介費，在三個月內融進了4個億。接着就開始自倒自炒康達爾，一位名叫龐博的操盤手日後描述說，“呂梁的指令下達得很細，細到從早晨的開盤價到多少錢中盤倒倉，在哪幾家營業部倒倉多少。為了操作隱蔽，倒倉不能太快，也不能慢，拉升時要注意日漲幅不超過7～8，要維持圖形好看，生怕別人發現，把股票做上去。”與此同時，呂梁在報刊上頻頻發表文章，為股市的回暖大聲唱好，順帶着拚命推銷已經完成“重大重組”的康達爾。正在這樣的時刻，兩年來如懶熊癱地的股市真的突然雄起了。“5&#82第一股評家”聲譽達到了頂峰。在一切都那麼嬴弱和灰色的資本市場上，人們太需要一個讓多方取勝的預言家，並樂於相信這樣的預言家。有了飆升的大勢做掩護，呂梁拉抬康達爾股價的行動變得肆無忌憚，股價一路上揚，從接手時的7元多，到7月份已經躍至40元。到年底，康達爾在深市漲幅最大的前20隻股票中名列17，全年漲幅111，全然一隻高科技大牛股的形象。12月，經深圳市工商局批准，康達爾更名為中科創業。

為了操縱股價和玩更大的遊戲，呂梁先後與國內二十多個省市的120家證券營業部達成了融資關係，後者為了搶奪讓人眼饞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費用，瘋狂地為中科四處找錢，先後融資超過了驚人的54億元。就這樣，圍繞着中科創業形成了一條罪惡的龐大利益鏈。日後呂梁承認，“那些融資協議如果拿出來，連見證並簽了字的律師都是要坐監獄的。”可是，幾乎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決意鋌而走險，視法律為無物。這些人都學識淵博，精通法律條文，個個看上去道貌岸然，堪稱這個商業社會中的精英，可是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所有人都放棄了自己的職業道德底線。呂梁們玩弄股價到了多麼隨心所欲的地步。在這個意義上，呂梁之得逞，是中國金融界的一個恥辱。1如果說，呂梁是這年冒出來的“莊家新貴”的話，那麼，從新疆走出來的唐萬新則是一個更顯赫的“標本”。有趣的是，唐萬新的發家也是在7年前的那次“認購證事件”。當時，28歲的他花錢一下請了5000人從烏魯木齊坐火車到深圳排隊領取認購抽籤表，這些人每人一條小木凳，排隊一天領50元勞務費，一排就是3天，領到的抽籤表換成原始股，讓唐萬新大賺了一筆。從此，唐萬新迷上了“來錢最快”的股市。他和大哥唐萬里等人註冊成立了新疆德隆實業公司，專門從事資本市場的股票運作。他們在新疆、陝西等西北諸省大量收購國有企業的原始股和內部職工股，要麼將之倒賣給新疆的金融機構，要麼等到上市后甩賣套現。有一次，他們以1000萬元的價格受讓“西北軸承”的1000萬法人股，數月後出手凈賺3000萬元。如果說，股票倒賣讓唐萬新初窺資本市場殿堂的話，那麼，他在國債市場的試水則讓德隆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積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財政部出台了國債承購包銷政策，在相當多的年份里，大部分國債都是由數十家證券中介機構包銷的。數年累積，漸漸地便形成了一個非官方的國債流通市場，而武漢的國債場外交易所是當時規模最大、交易最活躍的一個平台。1994年，唐萬新通過國債回購業務，先後違規融資3億元。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善於發現和膽大包天讓一代人迅速地暴富。

莊家“惡之花”

跟那些鼴鼠般的莊家們不同的是，年輕的唐萬新有自己的商業理想。在他看來，全球的產業結構正在發生一次巨大的衍變，中國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很多傳統產業都存在迅猛放大的機遇，但是由於體制及觀念的落後，絕大多數中國企業的。模偏小，投資分散，沒有競爭力。因此，通過資本經營的方式，將之進行優化整合，盤活存量，將是中國式經濟騰飛的希望所在。唐萬新的理念與比他年長24歲的南德集團牟其中非常相似，在當時頗得很多經濟學家的青睞，認為是資本經營的“最高境界”。跟只善於夸夸其談的牟前輩不同的是，唐萬新真的進行了大膽的嘗試。1唐萬新的第一步是收購企業。被張維迎和梁定邦等人詬病過的股權分置制度為莊家們的灰色運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於所有的國有上市公司都握有一部分沒有流通的法人股，對其獵獲的成本遠遠低於從二級市場的股民手中一點一點地吸取。所以，無數莊家便瞄準了各地上市公司的國有資產主管機構，從他們的手中收購法人股，這樣的交易成本自然較低，而且不會受到任何的監管。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股市這種獨一無二的股權架構給了投機客們以空間。唐萬新便是通過購買法人股的方式，先後成為新疆屯河、瀋陽合金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組成了德隆系所謂的“三駕馬車”。

唐萬新的第二步便是按自己的商業理念對這三家老牌的國有企業實施戰略重組。在外界看來，這種重組似乎非常宏大而迷人。以湘火炬為例，這家企業原本只是一家生產“火花塞”的老企業，唐萬新提出“大汽配”戰略，先是收購了美國最大剎車系統進口商mat公司及其9家在華合資企業75的股權，從而獲得了美國汽車零部件進口市場的一定份額，然後控股陝西一家汽車齒輪企業，成為該行專業的國內龍頭企業。緊接着湘火炬接連發佈公告，與東風汽車、陝汽集團、重汽集團等發生各種重組、合資行為。到2004年，湘火炬擁有五十多家子公司，成為中國齒輪、火花塞、軍用越野車三個行業的最大規模企業，同時還是空調壓縮機第二大生產廠家、汽車剎車系統的最大出口商等。新疆屯河原本是新疆建設兵團旗下的水泥工廠，唐萬新將之向“紅色產業”轉型，先後收購和新建了第二大番茄醬生產商之一。瀋陽合金原本是一家鎳合金專業製造企業，每年只有四千多萬的銷售收入，德隆入主后，連續收購了蘇州、上海、陝西等地的多家電動工具製造企業，使之成為全國最大的專業生產商和出口商。唐萬新對自己的整合理念自視極高，認為是“天下第一”的企業戰略。一些經濟學家也頗為讚賞，與唐家兄弟有過密切交往的經濟學家鍾朋榮便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還很少有人能做到他們這樣的高度”。

德隆要完成這系列的購併，需要大量的資金，錢從哪裏來？那就要靠坐莊炒作。德隆的坐莊技巧其實非常簡捷，唐萬新通過不斷地釋放利好消息和整合重組概念，將股價一步一步地抬高，然後從中倒手牟利。從1996年起，德隆旗下的“三駕馬車”就撒開雙蹄，股價日日上漲，到“5•19行情”來臨，德隆系更是“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在中國股市上一路狂奔，創下讓千萬股民瞠目的飆漲紀錄。到2001年3月，人們看到的事實是：湘火炬經過三次轉配股，1股變成4.7股，經復權後計算，每股股價從7.6元漲到85元，漲幅1100；合金股份經過4次轉配股，復權后的股價從每股12元漲到186元，漲幅1500；新疆屯河也經數次送配股，復權后的股價為每股127元，漲幅1100。一個莊家控制的3隻股票，5年之內全數狂漲10倍以上，舉國顧盼，再無一人，德隆因此創下“天下第一庄”的顯赫名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股不在優，有德則名，價不畏高，有隆就靈”，幾乎成了中國股民想要賺錢的不二法門。根據精通財務分析的香港教授郎咸平的計算，到2001年3月，德隆莊家從這種坐莊活動中總計獲利52億元。

唐氏戰略在商業邏輯上最大的漏洞是，傳統產業的盈利能力並不可能在短期內爆發，其對金融板塊的反哺能力十分弱小，在效益最好的年份，“三駕馬車”的凈利潤之和也不過2.4億元，遠遠算不上是“效益奇迹”。因此，實業整合出現的績效並不能夠支持金融擴張所需要的資本流量。而為了讓德隆系的股價維持在一個高位上，唐萬新不得不另外去構築一個昂貴而隱秘的融資平台。

一方面，他不斷在資本市場上發佈讓人眼花繚亂的購併公告、誇大實業整合的績效，以此為穩定和抬高股價的炒作手段，另一方面，德隆創辦和控制了多家信託金融機構，同時在銀行、證券、金融租賃、保險、基金等多個領域，通過種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開展委託理財業務。日後的調查表明，德隆通過這些手段共融資250億元。這種灰色及不規範的運作模式，讓德隆漸漸衍變成了一頭規模驚人而無比危險的金融怪獸。根據計算，德隆每年用於維持高股價的費用需10億元，用於融資支付的利息需30億元，也就是說，起碼有40億元的資金才能保證德隆系的年度正常運作。這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慄的數字，其融資成本之高，讓這個遊戲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慘敗的命運。

為了找資金，德隆幾乎已經到了竭盡全力的地步。在唐萬新的部署下，德隆將全國年銷售收入在5000萬元以上的1872家企業作為重點客戶，按地域分配給旗下眾多的證券金融機構，以地毯搜索的方式進行開發。當某企業需要一種綜合金融服務時，與德隆有業務代理或股權紐帶關係的銀行、信託公司、證券公司、租賃公司、保險公司就會分別找上門去，以不同金融機構的名義卻又是協作的方式展開服務。它們以委託理財的名義跟企業簽訂合同，這種合同都有兩份，一份是供監管部門檢查時用的，一份“補充合同”則註明德隆承諾的保底收益，是保密的。一般而言，德隆提供的保底收益為3～12，後來隨着資金鏈的緊張，最高時上漲到了18。為了“工作便利”，德隆還專門設計了一本金融產品手冊》，它是活頁式的，“需要用到哪家金融公司出面，對方需要哪種金融服務，我們都可以隨時替換”。

就這樣，唐萬新走上了一條無比兇險的不歸路。這是一個勇猛的賭徒，孔子所謂的“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就是指這樣的人。他有一句自創的格言是：“但凡拿我們的生命去賭的，一定是最精彩的。”他別無愛好，只喜打獵，經常開着一輛豐田越野車，遊獵新疆各地，據說越是兇猛的獵物當前，他越是莫名興奮，他在新疆裕民縣有一個農莊，會議室里掛了一塊大匾，上書四字曰：“唯我獨尊”。

德隆的那些“真實的謊言”要到5年後才會被揭穿，在1999年的股市狂熱中，它顯得是那麼的光芒照人。8月，德隆宣佈以1000萬美元購進前蘇聯太平洋艦隊的旗艦、不久前退役的明斯克號航空母艦，把它拉到廣州進行封閉式大規模修整與改造。它被停泊在深圳大鵬灣的沙頭角，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座以航母為主體的主題公園。這條新聞轟動一時，也是從此以後，德隆以中國民營企業的“航空母艦”自居，它宣佈將在5年內“成為一家世界性的大公司，進入全球500強”。

在中國資本市場上，莊家這朵“惡之花”是一個制度性的產物。

首先，那些素質贏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國有企業是莊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這些企業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淪為“殼資源”—“砧板上的肉”。其次，非流通股的存在讓莊家們能夠以非常低廉和灰色的手段輕易控制那些企。再者，監管機制的不成熟更是讓所有無法無天的炒作手法滿天飛。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股市最流行的名詞是“題材”，你只要敢於想像、膽大妄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業”。在這樣一個放縱的年代，金錢的誘惑以及資本的放大效應，讓無數人心甘情願地放棄所有的準則，中國股市因此成為最沒有道德底線的野蠻地帶。根據史丹福大學劉遵義教授的研究，1999年和2000年前後，中國股市的股票年換手率達到400平均持股時間僅為3個月左右，而同期，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換手率為86，平均持股時間1.2年，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年換手率為30.2，平均持股時間達3年。資本市場投機色彩的濃重直接造成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使中國股市的融資功能極度萎縮，基本上喪失了實業型公司藉此壯大的可能性。

莊家“惡之花”

在1999年的股市，還活躍着幾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天性無比聰慧的青年莊家，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動物兇猛”讓人難忘。

在這年的股市上，號稱“中國第一文化概念股”的誠成文化的股價扶搖直上，它的當家人是有“神童”之譽的劉波。1964年出生的劉波早慧，14歲就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4年後，進入湖南中醫研究院拿到了碩士文憑，后又成為北大哲學系的博士生，師從著名文化大師季羨林學習東方哲學。之後，他便開始了自己的儒商生涯。劉波平日好穿對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時候絕不穿皮鞋”，他的總裁辦公室滿架皆書，一室斯文。他還在北京長期包租了一幢據說是東北軍閥張作霖舊宅的四合院，在這裏，常常夜宴賓客，大有名士風範。在很多報章上，他都被視為“新儒商”的典範人物。

劉波的第一桶金就與文化有關—他策劃和出版了123冊的傳世藏書》。這套書由他的導師、國學大師季羨林主編，據稱該書共3萬多卷，計2.76億字，累計厚度為十餘米，“它彙集了國內外上千名資深專家學者，歷時6年才完成”。劉波開辦誠成文化公司，據說一共印了1萬套，市場售價高達每套6.8萬元，這一下子為誠成公司增出了數億元的“資產評估值”。劉波還把傳世藏書》的“發行代售費”轉給了建設銀行，由訂書者到建行交款，並由平安保險、太平洋保險做擔保。由此一轉，即便該書沒有賣出一套，都由銀行替他買了單，因而誠成文化的賬面利潤十分可觀。就這樣，靠傳世藏書》這個“鎮山之寶”，誠成文化在股市上自我炒作，十分風光。1999年12月，在股市行情大好的背景下，它發出了三個“重大的投資重組”公告：一是畫了一個金光四射的“大餅”，誠成與湖南大學共同組建“嶽麓書院文化教育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投資建設“千年學府論壇”、“出版發行中心”、“學生公寓城”、“湖南大學實驗學校”等項目。據稱，這些項目建成后，誠成文化將成為中國最大的教育投資公司；二是玩弄了一把電子商務的新概念，它宣佈成立北京人文時空網絡公司，由傳統的圖書出版社轉入新興的網絡產業，宣佈要建成“全球最大的華人網上書店”，成為中國的亞馬遜；1跟劉波驚人相似的是，比他大三歲的宋朝弟也是靠一本書打天下的。宋朝弟同樣是一個苦讀出身的高材生，他本科讀的是中國科技大學現代物理系，研究生考進了著名的清華大學激光物理專業。1991年，宋朝弟創辦科利華電腦有限公司，在清華大學西門外的一隅專做教育軟件。同年推出“csc校長辦公系統”。宋朝弟天資聰慧，專業能力強，他是第一個用賣保健品的方式來賣軟件的人。1994年科利華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舉行萬人測試活動轟動一時，宋朝弟因此被評為1994年“中國計算機產業十大風雲人物”。1997年1月，科利華被美國商業周刊》譽為中國軟件市場的“決定性力量”之一。學物理出身的宋朝弟自詡是“科技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儒商”，他提出了“量子理論”和“大躍進理論”。這兩個理論認為，任何市場都不是一步一步開拓的，而是可以跳躍的。“資訊時代，不能再局限於牛頓力學的思維模式——因為a，所以b，應當學會用量子思維去創造奇迹。”

年1月，宋朝弟用他的量子思維好好地“跳躍”了一回。他突然開始叫賣一本學習的革命》的外版書，他宣佈：“學習的時代到了!我們下決心要讓全中國有1000萬人去讀學習的革命》，讓1000萬人認識到自己在觀念和方法上有問題！”科利華宣佈將在100天裏滾動式投入1個億大做廣告。為此他還請出著名導演謝晉在中央台當代言人，請復旦大學校長、科學家謝希德作序推介。這種近乎瘋狂的賣書大運動在當時幾乎沒有人看得懂，一股澎湃的輿論熱潮不由分說地把科利華和宋朝弟推到了新聞的聚光燈下。事後證明，在舉國皆狂的同時，發動者宋朝弟可能是最清醒的一個，因為在賣書的同時，他完成了兩大商業任務。

其一是順着“學習”的熱浪，他把科利華的學習軟件和校長辦公系統賣到了全中國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其二則更為隱秘，在推廣<學習的革命》之前，科利華已對上海股市上一個“垃圾股”阿城鋼鐵不斷吸籌（股票代碼600799）。隨着學習的革命》的狂炒以及中央台廣告的投放，有關科利華即將收購阿城鋼鐵的消息則在股市上喧囂塵上，該股票連拉漲停，股價在40日內足足漲了3倍。宋朝弟在投機性極強的中國股市上一擊得手。他日後得意地向媒體承認，“賣學習的革命》就是收購戰略中的關鍵一步棋。”2000年，在福布斯》中國內地第十，it界第一。

儘管智商頗高的劉、宋兩人的空手遊戲已經玩得很是漂亮，不過，跟年紀與他們相近的紹興農家子弟宋如華相比，他們還算不上1999年最大的“高科技玩家”。

宋如華1962年出生在浙江紹興縣的一個小山村，家境貧寒，7歲喪母，考上大學之前還沒有看到過飛機的模樣。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給自己定過一個“八不原則”：“一不出國，二不經商，三不抽煙，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電影，八不逛公園”。就憑着一股苦讀勁，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后留校任教，因教學認真，他被破格晉陞為副教授，並被授予全校唯一的“機電部青年教書育人特等獎”。1992年，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熱浪感召，宋如華下海創辦托普電子科技發展公司，托普的英文是top，是“頂峰，頂尖、卓越”的意思。宋如華對同伴說，“我們要做就做最頂尖的，我們的目標是比爾•蓋茨。”

剛開始經商的時候，宋如華曾經騎着三輪車在成都城裏四處倒賣電腦，所以他後來自豪地說，“我是全中國唯一踩過三輪車的大學教授。”4年後，他靠出售稅務軟件賺了不少錢。1996年秋天，他參加了科技部組織的印度考察團。在“南亞矽谷”班加羅爾，他看到了大批軟件公司的集群和崛起。回國后，他對同事們說，“我們要搞一個西部軟件園。”

他先是跑到成都附近的郫縣紅光鎮，此地在“大躍進”時聞名全國，是四川省第一個“畝產超千斤”的“放衛星公社”，1958年3月16日毛澤東曾親自視察，一時成為全國學習的典型。1997年3月，宋如華在這裏選中了一片100畝大小的菜花田，豎起一塊“西部軟件園”的大木牌子。就這樣，在將近40年後，“紹興師爺”宋如華在紅光鎮又放出一顆“大衛星”。恐怕連宋如華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這顆“衛星”居然有如此的耀眼光芒。就在托普開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佈會後，熱烈的掌聲就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當時，全國各省市正掀起一個信息化建設的高潮。年初，四川省將信息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的“第一產業”，然而各市縣卻罕有拿得出手的項目。宋如華的“西部軟件園”剛一宣佈，頓時就讓人眼睛一亮—軟件公司的集群、產業化的發展理念、“西部”概念的提升—哪裏去找一個更讓人興奮的宏偉概念？地方政府一下子就嗅出了其中的“政績氣息”，不支持托普簡直就是跟自己過不去。而中央的部委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在經濟發展整體滯后、一向不被重視的西部地區突然冒出一個“信息產業集約發展的典型”，哪有不扶持的道理。就在宋如華把木牌豎在菜花田裏的兩個月後，西部軟件園就被列入全國四大“首批國家級火炬計劃軟件產業基地”之一。

莊家“惡之花”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托普成為中國西部最響亮的高科技企業，各項扶持政策、稅收優惠政策和社會榮譽接踵而至。一個尚在空中的“西部軟件園”讓宋如華茅塞頓開，他突然發現，中國商業的遊戲規則實在是非常神奇，有時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個產品，不如在某個夜晚喊出一個新概念，財富的聚與散往往隨着大勢的搖擺而動。他意識到，財富鐘擺已經搖到了自己的面前，此時不及時伸手，將遺恨終生。他對同伴們引用美國管理學家湯姆•彼得斯的全球暢銷書追求卓越》中的一句話說，“如果你不相信我們正在開啟大時代，你一定是個白痴。”1為了支持托普，四川省省長親自牽線，把一家上市不久便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四川自貢市長征機床股份有限公司當做“殼資源”送給了宋如華。跟當時很多國有上市公司一樣，川長征在1995年上市后，僅一年多后就報虧損，每股權益從上市時的0.26元降為0.01元。宋如華把收購川長征演繹成了一出高潮迭起、充滿血腥氣息的資本大戲。它被認定為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借殼上市”第一例，赫然是一個足金百分之百的炒作題材。宋如華更不斷拋出新概念，一會兒是“托普將進入國家100強企業之列、成為中國三大軟件研發基地之一”，一會兒又宣佈將把川長征做成“中國信息產業第一股”。於是，在股市莊家和傳媒的推波助瀾下，一家奄奄一息的機床工廠頓時披上一件金光閃閃的“高科技外衣”，讓人不可小視。與此同時，宋如華適時地組建了證券部，它被設在托普公司總部的頂樓，一般員工均不得進入。就在他的翻雲覆雨之下，股價一日三漲，扶搖直上。在宣佈收購的1997年12月，川長征的股價為每股第二年的4月13日，股價已創下24.58元的歷史新高，漲幅達400％，市盈率近1900倍。宋如華在高層會上得意地宣佈，“我們今年賺了倆個億”。這個早年純樸好學的青年教授也自此徹底轉型，從實業家變成了資本大玩家。

也就是在1999年，宋如華決定藉著西部軟件園的轟動性效應，把軟件園模式“複製”到全中國去。他的方式極其強勢而讓人難以拒絕：與地方政府洽談，宣稱將投入1億元以上的資金，在當地建設一個宏大的軟件園，承諾在若干年內引進上百家軟件公司，使之成為該省或該地區最大的高科技園區。8月，托普宣佈投資1億元，在鞍山修建東北軟件園。僅一個月後，宋如華在自己的家鄉浙江省紹興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後，江蘇常州、南京、無錫，浙江嘉興、金華、台州，山東威海以及上海南匯等，一個接一個的托普軟件園相繼開建。每在一地，當地政府最高領導必蒞臨開園儀式，眾多媒體熱烈報道，托普儼然成為點燃各地高科技產業熱情的“火神”。到2002年前後，托普在全國數十個省市開建了27個軟件園，平均不到兩個月新建一個，佔用土地超過1。2萬畝。宋如華靠一個“軟件園概念”，竟成為企業界最大的“it地主”。

此刻的宋如華已沉迷在資本遊戲中而不能自拔。在他看來，商業其實是一個供人任意玩弄的“金錢木偶劇”。還是在1999年，向來對新事物頗為好奇的宋如華髮現互聯網熱浪正席捲而來，他自然不該旁觀。年初，他以12萬美元的代價買到了www.chinese.com的域名。很顯然，這是一個top級的域名，誰都能掂量出其中蘊藏的商業可能性。很快，托普宣佈投資6億元建設面向全球華人的“炎黃在線”。宋如華狠砸廣告，一時間，全國的各類報紙上都刊出了炎黃在線的“紅色風暴”，廣告詞只有很醒目的一句：“讓我們一起搞大。”

其實，宋如華始終沒有搞明白，炎黃在線到底該“搞大”什麼，網站一開始被定位為“橫跨全世界五大洲的華人聚集社區”，接着轉型為“全球華人商業網站”，然後又宣告將成為“零售行業的解決方案專家”。就在熱鬧的概念炒作下，宋如華又悄然找到了一個“殼資源”。它是江蘇省常州市一家叫金獅股份的自行車製造工廠，企業上市兩年後效益急劇滑坡。購併之前，宋如華一行到工廠考察，看到的是齊腰高的荒草，一派破敗景象。隨行人員開玩笑地說，“今後的金獅股份會有兩高，一是股價高，一是茅草高。”果如其言，200第一大股東，股票隨之更名為“炎黃在線”，成為中國股市上第一家以網站名稱命名的上市公司，股價由此持續攀升，從最初的不到10元一直漲至33.18元的高位。在互聯網領域中失去的巨額廣告費和商業自尊，宋如華從資本市場上一把搶了回來。1以上三人均以高學歷青年才俊的身份亮相商界，其清新風采自然與先前草莽出身的鄉鎮企業家們頗有不同。而且，他們都以“儒商”自居，風流倜儻，讓人寄託無限期盼。然而，在一個放縱的資本遊戲中他們相繼沉淪了。他們遵奉的信仰似乎來自早年美國華爾街的那句名言—“把自己變成野獸，也就擺脫了做人的痛苦”；他們三人各自的行徑或誤於“烏托邦”或跡近欺世，在商業伎倆上則表現得鮮廉寡恥和毫無商業道德。及其劣跡敗露，在公眾輿論層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亂，有人甚至用“企業家＝知識分子＋流氓”這樣的公式來為這些企業家“定型”。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喧囂的90年代》一書中曾經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毀滅的種子是什麼？第一個就是繁榮自身。”此言幾乎應驗於所有的商業領域。發生在1999年中國股市的所有“非理性繁榮”，都將在日後經受考驗，然而在當時，人們對此毫無察覺。在那一年，與股市狂飆互為呼應的是另一個同樣具有泡沫特徵的互聯網經濟的興起。

互聯網的龍捲風是從大洋彼岸的美國無比強勁地刮過來的。主要以互聯網公司股票構成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從1991年4月的500點一路上漲，到1998年7月跨越了2000點大關，之後猛然走出一波痛快淋漓的跨年大行情，在1999年12月逼近5000點，市場的繁榮把人們對互聯網的熱情推到了沸騰的高度。美國戰略家加里•哈梅爾像先知一樣地宣稱，“當下正是改寫遊戲規則的千載良機。”他在5年前出版的競爭未來》一書中描述過的景象正在成為現實：隨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放鬆管制、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新技術正在使產業邊界變得毫無意義，國與國競爭、企業之間競爭的假設邊界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任何商業體的生存疆域顯得動蕩而不可測。

所有人都寧願相信哈梅爾是對的。在互聯網誕生之前的所有產業中，后發的中國公司都已經沒有了“創造未知”的可能性，在每一個製造業領域，我們都處在產業的末端，以能源消耗、環境破壞、勞動力盤剝為特徵的“世界工廠”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冰冷地設定在中國發展的道路前方。只有在互聯網的世界裏，中國公司找到了打破疆域和重建遊戲規則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儘管極其微小，但是它確乎存在。

莊家“惡之花”

年1月13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公佈了當時國內的十大商業網站，分別是新浪、163電子郵局、搜狐、網易、國中網、人民日報網站、上海熱線、chinabyte、首都在線和雅虎中國。從當選網站的類型可見，它們都是新聞和資訊類的門戶網站，幾乎都沒有盈利模式，評選機構的標準是，“訪問量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內容，然後是美觀”。

排名第一的新浪網當然最受關注。當時，互聯網在新聞報道中的快速反應已經讓傳統媒體望塵莫及。網站總編輯陳彤回憶說，“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都是孤獨的，因為沒有第二家能趕上我們。新浪網的新聞編輯每時每刻都處在一級戰備狀態，24小時值班成了固定製度。”這在突發新聞時效性上占絕對優勢。5月，當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發生時，新浪在事發半小時后就發佈了這條驚人的新聞。這對於報紙或電視媒體來說，簡直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作為新浪的創始人，王志東當時最迫切的願望是謀求上市。他選中知名的跨國投資集團摩根士丹利為合作夥伴。事實上，即便像摩根士丹利這樣的大投行也對互聯網了解甚少，更別說是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了，他們唯一知道的是，這肯定是一筆能賺大錢的生意。鳳凰衛視的主持人曾子墨小姐當時正就職於摩根士丹利，她回憶說，在跟新浪接觸之前，很多高層對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瀏覽過新浪網站的更是極少數。但是，為了表現出公司上上下下都對高科技和互聯網無比精通，領導們特意在會前10分鐘找來該項目的負責人，好好惡補了一番。他們不僅記住了像“點擊率”和“icp”這樣拗口的專業詞彙，還終於搞清楚了新浪並非銷售玩具的公司。在談判中，當新浪團隊提到未來的戰略方向是建設“門戶網站”時，摩根士丹利的一位高層低下頭，掩住嘴，悄悄地問坐在身邊的項目負責人：“我一直認為新浪是家網絡公司，他們要個門幹嗎？”

儘管沒有搞清楚門戶與門的區別，但他們對新浪的熱情卻好像與日俱增。為了提高新浪在美國資本市場的知名度，摩根士丹利還特意邀請了華爾街最傳奇的科技股分析師、有“女魔法師”之稱的瑪麗•米克（marymeeker）造訪新浪，沒有想到的是“女魔法師”在聽王志東漏*點演講的時候居然也起了瞌睡。2000年4月13日，新浪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正式掛牌交易，融資6000萬美元。7月5日，網易登陸納斯達克，7天後，搜狐快速跟進。至此，中國三大門戶網站均在納斯達克掛牌上市。1在1999年的中國互聯網世界，有兩個成長的方向。其一就是以新浪、網易和搜狐為代表的、炙手可熱的“門戶”一族，它們的潛在價值已經被明顯放大。另外就是電子商務一族，這些人的努力在當時顯得非常另類和可笑，不過，他們將在六七年後成為另一條主流。在這群人中，除了劉波、宋如華等莊家想靠網上書店和電子商務概念在股市上大圈其錢之外，另一些默默無聞的人已經腳踏實地幹了起來。

今年開春，已經在互聯網世界裏“流浪”了好一陣子的馬雲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從北京回到家鄉杭州，在城郊的湖畔花園的家裏創辦了一家名叫阿里巴巴的電子商務網站。公司成立的那一天，家裏的牆壁突然滲水了，他對大家說，我出去找點材料。過一會兒，他抱了一大卷舊報紙回來，然後大家一起把它們貼在牆上，就這樣開始了公司的第一天。

阿里巴巴的註冊資本是50萬元，當時總共18個人，包括馬雲和他的太太，每人的月薪是500元。馬雲對全體員工發表開業演講，“我們要辦的是一家b2b的電子商務公司，我們的目標有三個。”馬雲的演講很能煽動人，“第一，我們要建立一家生存80年的公司。”

大家一邊鼓掌，一邊想，“反正能不能生存80年，我們可能誰也看不到。”

“第二，我們要建設一家為中國中小企業服務的電子商務公司。”大家鼓掌，在這一點上誰也沒有疑問。

“第三，我們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要進入全球網站排名前十位。”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每個人的心裏都在犯嘀咕，“這個目標太具體化了，就憑我們這幾桿槍？”

莊家“惡之花”

馬雲後來回憶說，他搞電子商務，從那一天起就鐵了心。他做對的事情是，阿里巴巴網站設在了民營企業最為活躍的浙江省，這裏以及沿海的江蘇、廣東一帶有數以十萬計的、以外貿為生的中小型製造工廠，阿里巴巴為它們提供了一個免費的信息發佈平台。而當時，“中國製造”剛剛發力，沒有外貿經驗和客戶資源的眾多中小工廠根本找不到合適的營銷渠道，阿里巴巴幾乎成了它們唯一的選擇。連馬雲自己也沒有料到的是，阿里巴巴上線不到半年，就被美國福布斯》雜誌瞄上了。根據在線監測顯示，這家不知名的中國網站竟是當時全球最活躍的電子商務網站。福布斯》派出記者來到杭州，終於在那個叫湖畔花園的住宅小區里找到了這家小公司。2第一次選用中國企業家做為封面人物，個頭瘦削的馬雲穿着一件超大的藍花格子襯衫，卷着袖子握着拳，一臉陽光地朝世界歡笑——他的這件不合身的襯衫也是拍照當天向人借來的，阿里巴巴被評為全球最佳b第一名。福布斯》介紹說，“阿里巴巴自1999年3月10日成立以來，已匯聚了全球25萬商人會員。每天新增會員數達到1400人，新增供求信息超過2000條，是全球領先的網上交易市場和商人社區。”

幾乎就在馬雲回到杭州創業的同時，4個來自不同行業的好朋友聚在上海的鷺鷺餐廳也打算投身電子商務。沈南鵬是德意志銀行亞太區的總裁，梁建章是甲骨文中國區的諮詢總監，季琦創辦過上海協成科技公司，范敏是上海旅行社總經理和新亞酒店管理公司副總經理。他們當時提出了三個創業方向：網上書店、建材超市和網上機票及酒店服務。經過一番面紅耳赤的爭吵后，都是旅遊迷的他們選中了第三方案。6月，瞄準旅遊業的攜程網誕生了，它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在線旅遊服務商。

月，當過多年個體書商的李國慶和他的海歸妻子俞渝聯手創辦了從事網絡圖書銷售的噹噹網，夫妻倆的職務是“聯合總裁”。李國慶在國內出版界歷練多年，俞渝則在美國有豐富的企業兼并和金融領域的經驗，噹噹網的模式完全是照着亞馬遜複製的，同時，它還建成了全國唯一的動態、時時更新的書目數據庫。

也是在11月，1973年出生的陳天橋向人借了50萬元創辦上海盛大網絡發展有限公司。出生於浙江省新昌縣的陳天橋從小是個乖孩子，大學讀的是復旦大學經濟系，18歲就入了黨，獲得過“上海市學生幹部標兵”稱號，畢業後分配到國營大企業陸家嘴集團，三年時間當上了董事長的秘書∷齠u侵按匆檔氖焙潁ノ桓嶄找址孔櫻罄椿匾淥擔白咧壩腥肆粑遙敵〕攏頤欽飫錕煲址孔恿耍愕饒昧朔孔釉僮摺5筆蔽冶弦擋湃哪輳陀蟹孔臃指遙Ω盟凳嗆苄以說牧恕5蟻耄訓牢藝獗滄櫻約夯拐醪渙艘歡胺孔櫻俊倍粢惶追孔擁某綠燁畔敫愕氖塹筆被乖評鏤砝鐧耐纈蝸貳k墓局揮?個人，其中還包括新婚兩個月的妻子和他的胞弟，他們在浦東一間三室一廳的辦公房開發出了“中國第一個圖形化網絡虛擬社區遊戲”，可是它並不受歡迎，陳天橋的前途似乎有點黯淡。他不會想到的是，兩年後他將代理韓國大型網絡遊戲傳奇》，這個遊戲讓盛大成為中國最賺錢的遊戲公司，再過三年，也就是2004年5月，盛大網絡將在納斯達克上市，高峰市值曾達35億美元，創業5年的他將以90億元人民幣的身價成為中國的新首富。

月27日，美國財富》雜誌的財富年會在上海舉辦，年會的主題是“中國：未來50年”，它既有展望未來的意味，又應和了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喜慶氣氛。300多名跨國公司領導人趕來參與，其中有六十多位“世界5第一ceo”之稱的美國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浦東國際機場一天之間降落了四十多架最先進的私人飛機，其中有理光公司董事長羅伯特•里奇的“fal900”，還有通用汽車總裁理查德德•瓦格納的“灣流5號”，這是前所未見的豪華景象。美聯社記者在報道中寫道，“一切都是那麼令人興奮，時間、地點和議題都是。那感覺就好像是超級盃(美國職業橄欖球總決賽，全美收視率最高的體育節目)現場，人們正在見證一場經典比賽。”在過去的兩年裏，中國經濟不但經受住了索羅斯和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而且保持了穩健的增長，這實在讓世界非常驚奇，ceo們都想到中國來眼見為實，美國前國務卿、二十多年前與周恩來一起破冰中美關係的基辛格則從歷史的角度為中國喝彩，他說，“美國歷史只有200年，而中國有5000年，中國人相信他們的歷史至少有4800年不需要美國參與。”這樣風趣的語言當然引來所有人的撫掌歡笑。

江澤民總書記親自與會，並在開幕式的晚宴上演講。他說，“今晚我們所在的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6年前還是一些簡陋的住宅和農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生機盎然的金融貿易區。五十多年前，我到上海讀大學，對舊中國的貧困落後和國勢衰敗有着深刻感受。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立志獻身於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偉業，並一直奮鬥到今天。”江澤民的演講無疑感染了所有的與會者。財富年會是上海承辦的最高規格的國際會議。從1990年確定浦東開發戰略以來，這座當年遠東第一大都市的面貌日新月異，到1999年，內環和外環高架，楊浦、南浦和盧浦大橋，地鐵二號錢，浦東機場，世紀大道，浦東大道和中國第一高樓金茂大廈等一系列大工程都已經或者接近完工。此次年會的舉辦，意味着上海又重新回到了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行列。後來的數據顯示，在年會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跨國公司落戶上海的速度驟然加快，有超過70家名列“世界500強”的公司在這裏投資、設立地區總部或者研發機構。

莊家“惡之花”

跟好奇、務實的跨國公司領導人相比，與會的二百多位中國企業家則表現得更加亢奮。畢竟這是第一次國際性的商業盛宴，對很多人來說，一張入場券便似乎意味着一張全球化的門票。

就在8月期的財富》雜誌上，一年一度的“世界500強”企業評選公佈，中國有5家企業上榜，它們是中石化、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化公司和中糧集團，均是清一色的國字號壟斷型企業。於是，是否有更多的中國企業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裏進入500強榜單，成了本土企業家們最津津樂道的話題。海爾集團的張瑞敏作為唯一中國公司的代表在大會上發言，雄心勃勃地闡述了他的國際化思路。三九集團的趙新先等則在接受採訪時都提出了振興民族產業和進入500強的時間表，他們把年會看成了一個宣誓的舞台。韋爾奇在回到美國后對記者說，“我看到的中國企業家大都像是在演戲。”北京的中國企業家》雜誌則評論說，“到上海出席論壇的500大巨頭，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家對躋身500強的那種宗教般的情懷。在美國，能否進入500強可能影響公司股票走向及經理薪金，而對中國企業來說，500強情結包含了企業家的人生價值與民族責任。”

這樣的評論儘管中肯卻得不到太多的回應，因為世紀末的中國實在激蕩着太多的憧憬。11月15日，一張真正的全球化“門票”終於預售成功了，這一天，中國與美國正式達成協議，後者表示支持中國進入wto（世界貿易組織）。

從1982年起，以特邀觀察員身份參加關貿總協定組織（wto的前身）的部長級會議，到1986年7月，正式提出復關申請，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努力申請加入這個國際性的經濟合作組織。而維護本國利益的美國一直是最大的障礙。早在1997年，中國已經完成了除美國之外的所有重要的多邊談判，中美談判卻幾經波折。1999年4月8日，美國提出一份苛刻的、中國加入wto后的市場開放清單，遭到朱基總理的拒絕。他對香港記者說，“我只能說儘快，愈快愈好，但我也不着急。”

談判在5月份似乎陷入了絕境。這個月的8日，美國導彈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三名媒體記者死亡。北京的大學生走上街頭，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前點起蠟燭，為死難者守夜，轉而沖向他們心中能代表美國的跨國公司，麥當勞被迫關門歇業一天，ibm大樓的玻璃被石頭擊中了，微軟大中華區總裁羅邁克緊張地在公司向員工發出安慰郵件，稱“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關門，職員可以回家避難”。學生們的情緒很微妙，北京大學計算機系在學校貼出標語—“抵制美國貨，計算機除外”，而更多的學生在白天遊行結束后，晚上又到燈下複習“托福”。反美的情緒還十分快捷地投射在商業上，已經是全國最大飲料企業的杭州娃哈哈不久前剛剛推出碳酸飲料非常可樂，“誤炸事件”發生后，宗慶后當即製作了一條粗糙而及時的愛國廣告片，三枚美製導彈呼嘯襲來，由非常可樂化身的中國導彈升空迎戰，配音是鏗鏘有力的男高音：“非常可樂，中國人自己的可樂”，據稱它很是起到了促銷的作用。互聯網觀察家方興東則在這年夏天出版了起來—挑戰微軟霸權》一書。他指責微軟“破壞了市場的公正性”，是“披着神聖的知識產權外衣”的侵略者，這位清華大學的博士寫道，“正如北約的三枚導彈從不同角度襲向中國駐南使館一樣，微軟在中國全方位的行動也讓我們措手不及。”就在反美情緒如此高漲的同時，美國又與日本公佈了以亞洲周邊國家為假想敵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種種跡象表明，中美關係再度如走上鋼絲繩。就在很多國際輿論已經對中美wto談判十分失望的時候，協議卻戲劇性地達成了。也許所有偉大的時刻都充滿了戲劇性。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試圖以積極、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經濟的大家庭，在20世紀的最後一個年份，我們終於握到了這張“入場券”。

11999年3月24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對南斯拉夫聯盟實施了長達78天的轟炸，出動2.6萬多架次的飛機。5月8日凌晨（貝爾格萊德時間7日晚11時45分，北京時間8日凌晨5時45分），5枚戰斧式巡航導彈襲擊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造成三名新聞記者死亡，二十多名外交人員受傷。

2這波行情將一直持續兩年，到2001年6月14日達到最高點2245.44點，隨後調頭大挫，進入了長達4年的熊市之旅。

12000年的2月18日，呂梁新婚大喜。前一天，他對手下一個最得力的操盤手開玩笑地說，“你能送我一份特別點兒的禮物嗎？”那人心領神會地嘻嘻一笑。18日當天，中科創業的收盤價恰好停在了72.88元。神奇的操盤手神奇的操盤手用自己的方式給老闆送上一份別人看來不可洗衣的禮物。

1唐萬新是這部企業史上繼牟其中之後最著名的“資本經營大師”。兩人不但在戰略理念上頗為神似，甚至在其他方面也有幾點驚人的相似：他們的祖籍都是重慶萬縣人；他們都屬“龍”，相差整整24歲；他們後來都在武漢受審定罪，並被關在當地的監獄裏。

1從事網絡圖書業務的亞馬遜公司是當時美國最受資本追捧的網站，35歲的貝佐斯被選為1999年時代》周刊的年度風雲人物，為史上第四年輕的當選人。三是“自倒自買”，憑空造出數千萬元利潤，誠成文化宣佈以旗下一家全資子公司“長印文化娛樂公司”的股權與第一大股東海南誠成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傳世藏書》進行資產置換，由此形成5600萬元的“投資收益”。劉波這種“畫餅造利潤”的做法實在太過露骨，引起業界的嘲諷和抨擊，但是這並不妨礙誠成文化的股價一再漲停。

1追求卓越》一書的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編者注。

1劉波、宋朝弟和宋如華三人均以流亡海外結束了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傳奇。2003年9月，因實業巨虧和涉嫌金融詐騙，劉波逃亡日本，身後留下40億元的貸款包袱和漫天的謾罵追討聲。宋朝弟收購阿城鋼鐵后，無力拯救而陷入泥潭。2003年8，科利華爆出公司拖欠員工工資的醜聞，公司總部員工散盡，宋朝弟不知所終，2005年12月，科利華退市，主業營收為零。宋如華的托普集團曾膨脹到150家子公司，集團總資產號稱100億元，2002年，媒體曝光托普的軟件園均為空殼，有的培訓中心被承包成了旅館，園裏的小河段做了魚塘。2004年3月，宋如華以2元的價格出讓所持托普股份，倉皇出走美國。

1在過去30年的中國企業家群體中，有三個很獨特而耐人尋味的人文情結，一個是“毛澤東情結”，一個是“紅頂商人”情結，還有一個便是“儒商情結”。這些情結的彌，，一方面誘發了公眾對企業家群體不切實際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讓企業家自身陷入了自戀式的道德迷圈之中。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是，凡是“儒商”湧現最多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最熱門灰色、最有暴利傾向的行業。中國經營報》的記者曾發現了一個秘密：中國的地產巨頭幾乎都自詡為儒商，而京城地產界更是“理念人人有，儒商遍地走”。

1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網絡概念股不是新浪，而是由香港人葉克勇創辦的中華網。葉於1995年搶注www.china.com。1999年7月14日，中華網搶先上市，融資9600萬美元。中華網除了收購過幾家國內網絡公司之外，並無重大作為，然而它卻靠“中國概念”在美國股市大受追捧。1999年11月，中美達成wto准入協議，中華網股價一天之內飆漲75，其股價一度被推高到令人咋舌的每股300美元，公司市值50多億美元，相當於電信製造業巨頭愛立信當時的市值。2007年，中華網股價徘徊在5到10美元之間。

入世與出局我們還太嫩，我們公司經過十年的順利發展沒有經歷過挫折，不經過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確道路。

磨難是一筆財富，而我們沒有經過磨難，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

——任正非，華為的冬天》，2001年發生在中國股市的激烈辯論以及藍田、中科創業式的醜聞，在今後的幾年裏還將此起彼伏地上演，一直到2004年的夏天才會有一個階段性的了結。1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宏大的時代敘述中。天才的英國女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曾經講過一句很神秘的話，她說：“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後，人性發生了變化。”西方文學史家據此將這一年份視為現代主義文學時代的開端。在當代史上，2001年便是一個發生了“本質變化”的年份。

在後來的很多年裏，當歷史學家開始敘述21世紀的時候，他們往往會以2001年9月11日作為起點。這幾乎是一個沒有預兆的日子。美國時間上午8點45分，一架波音767在飛離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不久后就被劫持，撞紐約曼哈頓的標誌性建築——世貿中心的北樓，第二架飛機撞南樓，曾經是“世界第一高樓”的世貿中心在濃霧中轟然倒塌。?點45分，接着又有飛機被劫持后撞向五角大樓一角，此次連環襲擊造成3646人死亡。“9•11事件”讓美國陷入了極度恐慌，同時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空前震驚。來自阿富汗的恐怖主義組織“基地組織”和它的領導人本•拉登宣佈對這一事件負責。一個月後，美國隨即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到2005年，美國再次以反對恐怖主義為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9•11”徹底改變了人們，特別是美國人對世界的基本判斷。新聞周刊》把“9•11”看做是一個純真年代結束的標誌。在過去的10年裏，隨着蘇聯的解體和東歐諸國的變色，人們已經從“冷戰”鐵幕中走出，一個新的以全球商業主義為核心、以經濟發展為主旋律的國際秩序開始形成。每個國家都在適應這個新的現實，一些過去為自身古代文明而驕傲的國家現在爭當“新興市場”，過去超級大國的峰會甚至聯合國大會的風光都讓位給每年在瑞士舉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推動歷史的力量似乎不再是戰爭、意識形態和權力政治，而是經濟、資本和技術。然而，“9•11”的發生突然打斷了這一切，本•拉登以極端的方式宣告了一種新戰爭形式的誕生——恐怖戰，恐怖組織成為一支非國家卻對國際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力量。全球的政治格局重陷混亂，至今混沌未解。世界銀行在該年度世界發展報告》中說，“當意識形態的戰爭剛剛告一段落之後，東西方再次以宗教見解的分歧展開了對峙，這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是更為深遠的。”

如果說，“9•11”改變了美國對世界的態度的話，那麼，也是在2001年發生的安然事件和世界通信公司醜聞則讓人們對美國公司的監管制度產生了質疑。安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在財富》雜誌公佈的20第七，全年銷售額超過1000億美元。這家公司一直是華爾街競相追捧的寵兒，它連續4年當選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證券評級機構都強力推薦的績優股，股價高達七十多美元並且仍然呈上升之勢。可是，就在這年初，它被發現存在財務報告作假的嫌疑。它的高管層一直在悄悄地拋出手中的股票套現，而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公司也深度參與到作假事件之中。到8月份，猜測被證實，安然股價大跌，到12月2日，安然不得不申請破產保護，安達信受牽累被迫放棄在美國的全部審計業務，並最終被肢解。與安然事件幾乎同時發作的還有美國世通公司mci的財務醜聞，這家全美第二大長途電信公司被發現在過去的兩年裏通過虛構營業收入、誇大利潤等手法欺騙投資人。到2002年7月，深陷造假賬風波的世通公司以不堪負債300億美元而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宗公司破產案。

這就是2001年的美國。“9•11”事件、安然和世通醜聞以及餘波盪漾的納斯達克股災，讓這個全球第一大國的外交政治及國內經濟突然變得動蕩不已。也就在同時，在遙遠的中國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1這裏也正發生着幾件重大的、影響深遠的事情，不過卻要喜慶和光亮得多。

這年7月13日，北京時間22點整，萬眾矚目的2008年奧運會舉辦城市終於在莫斯科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中揭曉。中國的北京、加拿大的多倫多、法國的巴黎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進入了最後的角逐。在一片寂靜之中，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佈最終的當選城市，他只用雄渾的聲音說了一個詞：beijing！千里之外的華夏大地頓時一片沸騰、煙花滿天。北京宣佈計劃投入2800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和場館建設。中國社科院預測，在今後幾年內奧運經濟將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5％，一直到2008年，奧運會一直是中國宏觀景氣持續上揚的重要投資拉動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月7日，中國男子足球隊在瀋陽五里河球場以1:0戰勝阿曼隊，歷史性地衝進了世界盃決賽圈。那又是一個無比歡騰的不眠之夜，足球是“中國第一體育運動”，男足出線實現了國人吶喊多年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夢想，被認為是中國崛起的象徵性事件之一。

月10日，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這天下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辦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國家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決定。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代表中國政府在議定書上簽字。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世貿組織總幹事穆爾對新華社記者說：“中國入世，是我一生最榮耀的時刻。”

申奧成功、男足出線、加入世貿，這一連串的大喜事齊齊擠到了2001年，令中國人在新世紀的伊始就赫然有一種“大起”的感覺，一種前所未有的興奮、幸福和滿足感。也正因為如此，“2001是中國年”的說法不脛而走。

就在中國加入wto的前後，預言中國的未來與走向成為全球經濟圈最熱門的話題。日本通產省在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工廠”，在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等產品中，“中國製造”均已在世界市場份額中名列第一。經濟學家進而認為，中國公司將像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一樣，開始征服全球的旅程。與此相關，“中國威脅論”也悄然興起。

當然，跟上述觀點完全不同的聲音也出現了。一些學者預測，隨着市場的日漸開放和跨國資本的蜂擁而來，早已搖搖欲墜的國有經濟體制將不堪一擊，那些老邁和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將很快被逐出市場，這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宏觀穩定和持續發展。一個名叫章家敦的美國華裔律師還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一書，聲稱中國經濟繁榮是虛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強勁衝擊下，中國的現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堅持5年。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則預言，中國加入wto的前5年將會出現4000萬人失業，嚴重的就業壓力將遲早把這個國家壓垮。與此近似的論點還認為，中國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徵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國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

入世與出局若干年後的事實將證明，上述的所有預言都沒有“自我實現”，中國的經濟和企業成長，仍在按自己的邏輯曲折前行，而與那些過於樂觀或悲觀的猜想無關。自1991年費正清去世之後，西方主流世界再沒有出現第二個客觀而清醒地了解中國的觀察家。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主編張力奮寫道：“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經濟活力的一個標誌是，幾乎每隔幾年，中外經濟學家們就不得不換一套思路，採用新的語言或概念，來描述分析中國新的經濟現象。中國經濟的命運，正是在這些框架與概念的轉換中，慢慢脫胎換骨，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共同語言日益投機，漸而接軌上路。”秋季，紐約時報》採訪不確定的年代》作者、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請他談談未來的中美關係。94歲的加氏剛剛從另一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國家印度歸來，他用敬畏的口吻說，“在那裏，我一半的知識是錯的，另一半是沒有用的。”對於中國，他說，“我們對中國的很多預言都僅僅是一己的猜想。”

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持續而漫長的過程，在漸進式變革的中國，從來沒有一種變化是旦夕生成的。事實上，開始於1998年的“國退民進”便是應對這一變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國有資本集團的進退及重組無一不是根據wto的市場開放時間表來制定的。對於另外一個利益集團——跨國公司而言，中國加入wto也同樣意味着戰略的重大調整。它在三個層面上發生的變化是顯著的。

一是跨國公司的行業選擇出現了微妙的轉變，它們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進入壟斷或准壟斷領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曾經發現了一個很獨特的“中國特例”。一般而言，跨國公司進入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選擇資源性的、與政府關聯緊密、資本投入較大的領域，如能源、金融、電信等，然而它們在中國的戰略卻全然不同。在改革開放的前、中期，進入中國的跨國企業絕大多數是在完全競爭市場領域，獲得最大成功的是生產飲料的可口可樂和生產洗髮水的寶潔，以及家電業的日本公司。很多歐美經濟學家對此頗為不解。黃亞生的解釋是：跨國公司在一開始都從人口的數量上來想像中國市場，而國內企業又都不堪一擊；其次，這些外國人還不知道如何跟計劃體制中的政府官員建立關係，也不知道如何通過影響中央政策來博取利益。十多年之後，情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2002年之後，黃亞生髮現的這個“規律”便失效了。在消費品領域跟中國新興公司殺得難分難解的跨國企業——譬如在家電領域，如果不是本土企業犯下致命的錯誤，跨國品牌很可能全軍覆沒——開始轉入資源性行業，它們獲得了優先的投資合作權。最有說服力的案例是通用電氣的戰略轉變，這家在1992年就進入中國的大公司一直發展很不順利，它生產的燈泡無法跟鄉鎮企業競爭，即便是“全球第一ceo”韋爾奇也對此徒呼奈何。2001年，在臨退休前，當有記者問及他對中國市場的看法時，韋爾奇說，“我10年來一直往那兒跑，而我每次到那兒，都會笑話自己上次來時知道的那麼少。那個地方這麼大，這麼複雜。我搞不懂，真的搞不懂。這也許是我要退休的原因——該由別人把它搞懂。”通用電氣在中國的轉機發生在他的繼任者伊梅爾特手上，他將投資重點從民用產品轉移到了技術含量更高的基礎工程上，通用電氣的工業照明、醫療設備、燃氣輪機、風機、水電發電設備、飛機發動機、工業性集團的電力輸送等項目投資都在中國獲得很好的回報，這些領域絕大多數是民營資本的禁入地帶。

二是跨國公司的金融性投資大大增加。2001年之前，在中國獲得成功並廣為人知的全是實業投資型企業。隨着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被稱為“門口野蠻人”的國際金融資本開始躍躍欲試。然而，由於中國匯率制度的獨立性，它們很難找到切入的機會。1998年，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對香港的狙擊被證明是一次失敗的試驗。中國加入wto之後，金融市場的開放被排上了時間表，各大跨國金融機構明顯加快了對中國的業務佈局。就在2001年前後，滙豐、花旗、友邦、渣打等銀行相繼把地區總部從新加坡或香港遷到了上海。之前已經暗中佈局的金融投資公司也開始浮出水面。這年10月，創刊不久的經濟觀察報》披露一條新聞：早在6年前，摩根士丹利就與中國建設銀行等組建了“迄今為止本土唯一和最優秀的一家合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金公司）”，並持有35％的股份。1過去幾年裏，幾乎所有的大型國有壟斷企業的資本重組都與中金有關，它分別為中國電信、中國石油以及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在國際資本市場共融資190.8億美元，協助中國電信以93億美元收購江蘇、福建、河南及海南四省移動通信資產，作為聯席主承銷商，為中國電信增發股票募集資金20億美元，還為國家電力公司和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發行5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債券。這些業務為中金贏得200第一的榮譽。2001年10月，中國首次允許外資介入不良資產處置，在第一次招標會上，摩根士丹利獨家獲得價值108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包，這些不良資產分佈在全國18個省市，涉及地產、紡織、冶金、醫藥等行業的254個公司和工廠，其中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很顯然，這些不良資產是“國退民進”戰略產生的剩餘價值。經濟觀察報》記者寫道：“摩根士丹利分享中國企業海內外融資的巨大利潤的同時，也遭到無數同行的羨慕和嫉妒……為什麼是摩根士丹利？為什麼是35％？據見證過當年合資全過程的人回憶，中國資本市場的准入並沒有法律的硬性限制性規定，實質性的門檻在於政策審批“紅線”。像當年大多數合資企業一樣，只不過資本市場的開放更敏感更謹慎一些。也許是合資方更努力更積極一些吧。過來人也並不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

入世與出局三是跨國企業的獨資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過去的很多年裏，外資辦廠都要在國內有一個合資的夥伴，譬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在各地的罐裝廠都必須與國營糧油公司合資，寶潔的合作對象則被規定為地方國營的日化工廠。如今這個限制逐漸取消，一些已經合資的跨國企業自以為立足已穩，於是便通過各種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資人。這年冬天，日本松下向媒體證實，“在中國設立的50家松下合資企業都將謀求獨資。”生產手機的美國摩托羅拉公司也做出了這樣的決策。第一次把全球董事會選在北京舉行，它在中國的投資占其總投資額的9％，而獲得的回報卻達到總利潤的17％。董事會決定在未來5年內對中國的投資增加到100億美元，同時，董事們認定“獨資是中國入世后合資公司的一個自然選擇。”當時該公司在中國的最大合資企業是浙江的東方通信，美方向中方董事長施繼興提出，要麼中方出讓股份，要麼美方退出合資。施繼興選擇了第二方案，摩托羅拉隨即退出並停止了一切技術支持。獨資行動更為堅決並不惜與中方“兵戎相見”的還有百事可樂。百事當時在中國已經設立了15家合資罐裝廠，這年9月，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在山東成立獨資公司，宣佈將青島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此前百事已經在山東成立了合資工廠，兩家百事公司針對青島市場展開了價格戰，一時間讓外界看得一頭霧水。百事還試圖逼退四川成都的中方合作者，在談判不合的情況下，美方宣佈大幅提高濃縮液價格，並不批准四川百事生產更多牌子的飲料。美方的強蠻引起了中方合資罐裝廠的集體反抗和抵制。2002年3月，美方宣佈解聘“抵制聯盟”的領頭人、上海百事中方總經理陳秋芳。7月，15家罐裝廠中的14家在成都召開新聞發佈會，聯合指責百事公司。一個月後，美國百事可樂公司以審計不成為由，向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法院提出與成都的中方合作者解除合作的請求，此案被稱為“中國加入wto第一仲裁案”。瑞典法庭最終以不構成根本違約的“不配合檢查”和“跨區銷售”，裁決終止商標許可合同和濃縮液供應協議，百事完勝。我國合同法》主起草人梁慧星教授認為，“百事仲裁風波”實質是跨國資本趁中國加入wto之際，利用中國法律和管理出現真空，加速進行掠奪性擴張。這一風波還有一個值得記錄的後續細節是，時隔5年後的2006年4月，曾經參與本案并力主向瑞典法庭仲裁的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委員王生長因涉嫌經濟問題被捕。新華社在報道中認定，“王生長私分國有財產並涉嫌受賄，其在百事仲裁風波中所發揮的作用遭受質疑。”百事中國公司對此“不予評論”。1在跨國資本不斷滲透、國有資本強勢重組的同時，“第三力量”民營資本看上去像一個棋局之外的旁觀者。在這30年的中國企業史上，不同性質的資本之間的博弈一直是困擾和推進中國經濟起伏的主要因素。隨着中國加入wto，三大資本集團的博弈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衍變，兩大強勢資本在利益分配和重組上達成了新的共識，在眾多的競爭性市場獲得極大成功的民營資本則越來越被邊緣化了。只有極少數的人獲得了象徵性的成功。這一年，至少有三個人在一向不對民營資本開放的領域取得了突破。

第一個是著名的四川劉家兄弟的老三劉永好。

月，劉永好宣佈持有民生銀行第一大股東。因為在金融領域的豐厚斬獲，劉家兄弟在年底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重返“首富”寶座。民生銀行創建於改革氣氛空前濃烈的1996年。在當時的全國工商聯主席、老資格的金融專家經叔平的倡議下，國務院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民生銀行。經叔平出任董事長，發起的股東中包括幾個加入全國工商聯的知名民營企業家，其中，出任副主席的劉永好出資第一批股東單位。就這樣，在國有銀行全面壟斷的金融領域，民生銀行背靠半官方色彩的全國工商聯得以出世，它固然弱小，卻是唯一試驗性質的、產權清晰的商業銀行。在後來幾年裏，宏觀形勢動蕩，民生銀行效益起伏頗大，股東幾進幾齣。眼光遠大的劉永好卻堅持不懈地收購着民生銀行的股份，其持股比例悄然上升。2000年11月，民生銀行獲准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其獨特身份引來資本市場的追捧，申購新股凍結資金超過4000億元，創下當時的全國紀錄。劉家兄弟當年靠養鵪鶉起家，靠生產飼料致富，如今又因特殊機緣曲折進入金融領域，自然引來人們無窮的羨慕與猜想。與劉永好一樣，同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或常委）、靠民生銀行的改革效應而進入金融領域的民營企業家還有東方集團的張宏偉和泛海集團的盧志強等人。在2001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劉永好和他的家族赫然排名榜首，張、盧則分列第第36位。

如果說劉永好等人是因“改革示範”而巧入壟斷之局的話，那麼，吳鷹和他的小靈通則得益於國有壟斷企業之間的內戰。同樣是在這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吳鷹名列第19位。

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隨着手機的普及，移動通信產業空前興旺，而控制這個市場的是兩大移動服務商——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它們賺得盆滿缽滿，相對而言，過去的行業老大中國電信則因為只能從事固定電話業務而無法分到一杯羹。就在這樣的時候，曾經在著名的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過的中國留學生吳鷹看到了切入的商機。他把一項由日本人發明的phs（流動市話）無線技術引入了中國。這種技術可利用已有的固定電話網、以無線接入的方式提供無線通信服務。它最大的弱點是信號很差，有時候在房屋內甚至收聽不暢，因此在發明地日本，這是一個被放棄的邊緣性技術。可是在中國，它卻成了中國電信的“救命稻草”，因為有了這個技術，就可以曲線進入移動電信市場，而兩大移動服務商高昂的通話服務費用，無疑為中國電信的進入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間。

吳鷹成立的ut斯達康公司成了phs項目的設備供應商，他為這款手機起名叫“小靈通”。第一個“小靈通”無線市話試點在浙江省餘杭市開通。當地消費者被告知，小靈通的通話費是3分鐘0.2元，而中國移動或中國聯通的gs*m手機是1分鐘0.5元，價差7.5倍，再加上小靈通接來電不收費，同樣一通電話，小靈通和gs*m之間價差在10倍左右。僅僅3個月，餘杭的小靈通用戶數就趕上了移動和聯通用戶的總和。小靈通很快在浙江全境普及，並迅速被中國電信視為分搶移動業務的“唯一法寶”。

就這樣，一項邊緣技術意外地在中國引爆了一場壟斷企業之間的電信大戰。中國電信在全國上百個城市同時推廣小靈通，而各地的移動服務商則一面狙擊小靈通的進入，一面不斷緊急上告信息產業部。後者左右為難，一會兒宣佈“小靈通是落後的技術，在全國範圍內要限制發展”，一會兒又宣稱“經過調查，小靈通是固定電話的補充和延伸，有條件地允許中國電信從事該業務”。最轟動一時的新聞發生在2000年甘肅省蘭州市，蘭州電信給小靈通放了一個“6”字頭的局號，而蘭州的中國移動公司不承認這個“沒有經過信息產業部批准的號碼”，拒絕讓它進入移動網。而一向牛氣的蘭州電信一氣之下乾脆斷了整個移動網與電信固定網的聯繫，使幾十萬用戶在數十小時內手機與固定電話無法聯繫，因此釀成了一起讓人啼笑皆非的重大事故。到2001年，除了北京、上海等極少數大城市外，小靈通業務全線開通，用戶超過6000萬。

入世與出局中國電信對小靈通的強勢推廣，自然讓設備供應商ut斯達康獲得驚人的成長。2000年3月3日，ut斯達康公司在美國上市。在此後的連續17個季度里，公司繪出了一道完美的成長曲線，其業績表現超過了華爾街的預期，即便是在納斯達克股災期間，它的股價也從來沒有低於20美元，是表現最為優異的中國股。2002年，ut斯達康市值高達260億元。一臉切•格瓦拉式絡腮鬍子的吳鷹被視為傳奇式的ceo，他被評為“中國十大新銳人物”和“2001年中國十大最聚人氣企業家”，美國商業周刊》還曾將他選為拯救亞洲金融危機的“亞洲第三個值得記錄的人是李書福，這個草根型的企業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張民營企業造車許可證。

這年第六批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一款名為“吉利jl6360”的陌生車型榜上有名。在汽車史上，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為吉利的出現意味着民營資本造汽車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它被解讀成中國加入wto后的重大產業開放新聞。不過，這一天距離跨國資本被允許進入中國汽車業已經過去了整整23年。

吉利汽車的主人是38歲的浙江台州人李書福，他造汽車有三個“先天不足”：只有1億元左右的自有資金；沒有任何汽車業的經驗和積累；沒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但就是這麼一個門外莽漢最終撬開了死死關閉着的鐵門。

年，高中畢業的李書福向父親要了120元買了一架照相機，在台州街頭巷尾為路人拍照賺錢。這是一個血液里流淌着豪賭基因的人。他曾回憶說，“小時候我賭過錢，比方說贏了1塊錢，全放下，變4塊了，全放下，變8塊了，再全放下，變16塊。有些人贏了1塊錢，就收回5毛，他贏的錢明顯比我少得多。但我這種弄法，可能最後一次全沒有了，一分也不剩。”就如同他描述的，後來的二十多年裏，李書福每次都把他賺的錢“全放下”，賭到一個行業里。他拍照賺了點錢，一年後就去開了一家照相館，再多賺了點錢，一年後就去辦了一個冰箱配件廠，又賺到錢了，兩年後他索性辦起了一家名叫北極花的冰箱廠。冰箱廠竟還是很賺錢，他很快成了當地有名的千萬富翁。可就在這時，發生了1989年的宏觀調控，政治氣氛空前緊張，私營經濟遭遇寒流，一些業主紛紛把工廠上繳給了“集體”。李書福一緊張，也把車間、庫存、土地連同工廠的存摺都交了出去，他帶了上千萬元的現金跑到深圳大學去“進修”了。

躲過了一陣風頭后，李書福又回到台州繼續“放下”。1993年，他決心要造摩托車。當時沿海農村已經富裕起來，摩托車不僅成為年輕人追逐時髦的標誌，還是貨物短途運輸最好的工具。李書福一點也沒有做摩托車的經驗，不過，他天生就是繞開紅燈走的天才。沒有技術，就四處挖人，沒有圖紙，就拆了別人的車子依葫蘆畫瓢。最要緊的是沒有許可證，他跑到北京機械部的摩托車管理處，愣頭愣腦地問，“我們想生產摩托車，是不是你這裏批的？”被問的官員反問他，“你知道國家產業政策不？”李書福答，“報紙上登過。”官員笑了，“看見了不就行了嘛，你還來幹什麼呢？”李書福摸摸頭皮不知道怎麼回答了。第一次“跑部”1就碰壁，不過還是沒有難住李書福，他很快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國有摩托車廠，花錢“買”了一張許可證。李書福在摩托車上的成功源於他的“仿製才能”。當時台灣的光陽公司剛剛生產出一款踏板式摩托車，很受女性騎士的歡迎，李書福當即把它引了進來，成了大陸第一家生產該款摩托車的廠家。

吉利摩托車的成功，讓李書福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1997年，這個不安分的台州人突發奇想，宣佈要造汽車。當時中國的汽車產業可用八個字來形容，“暴利可期，佈局已成”。宏觀來看，亞洲金融風暴后，中央政府試圖啟動內需市場，汽車與房地產成了新的消費熱點。從這一年起，家用轎車的擁有量連年翻番。眾多專家紛紛預言，中國的家用轎車時代已經到來了。與此相關的是，汽車行業的暴利現象已昭然若揭。有人將中國與美國的轎車價格進行比較，同等性能的大眾甲殼蟲，中國的售價是美國的3.36倍，別克的售價比是2.36倍，豐田花冠的售價比是2.80倍。讓人吃驚的暴利，無疑意味着汽車行業有着巨大的成長空間。就產業現狀來看，卻是一派讓人莫名感慨的景象，在1978年國門洞開之時，跨國汽車公司就被獲准涉足中國汽車製造業，德國大眾，美國通用，法國標緻，日本豐田、三菱及日產等紛紛選點設廠，中國民族汽車產業原有的紅旗牌及上海牌相繼被巧妙地消滅。新華社記者、知名汽車觀察家李安定曾用“百病纏身”來形容國內的汽車工業：投資分散，開發能力差，生產成本高，銷售服務體系近乎原始。他斷言，如果汽車業不能通過巨額資金的籌集來完成結構調整和重組，全軍覆沒絕非危言聳聽。在這種大環境中，李書福貿然闖入，自是無人喝彩。

李書福當時擁有的資金是1億元左右，他大了膽子對外宣稱“投入5億元”，可是，即便是5億元這個“大數字”，在汽車業界聽來也是很可笑的。與李書福同省的另一個著名民營企業家萬向集團的魯冠球當時也有造車夢想，他在汽車配件業已浸淫30年，一直渴望打通產業環節，造出中國轎車。在蕭山家中，他常年把一張汽車風景畫掛在醒目的牆壁上，日日視之，夜夜思之。當聽說名不見經傳的台州李書福要造汽車時，他大吃一驚，然後很老實地說，“造車一要政府許可支持，二要上百億元的資金，萬向還沒有準備好。”李書福也沒有準備好，不過，他覺得造汽車很容易。在一次採訪中，他輕描淡寫地說，“汽車不就是摩托車再加兩個輪子嗎？”事實上，他也正是用造摩托車的方式來造汽車。跟以往一樣，他先選中了一個仿製的對象，那就是當時國內銷售最好的低價轎車天津夏利，設計師是廠里幾個手藝高超的鈑金工，第一批轎車是用手工一榔頭一榔頭地敲打出來的，它的正式圖紙在投入批量生產的幾年後才被專業人員補齊。

民營企業造車最大的障礙還是政府許可，李書福依然尋求“變通”。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的汽車許可證來自四川德陽的一家監獄。該監獄下屬有一家汽車廠，李書福注資取得了70％的股權，然後取了一個跟全球最大飛機製造商美國波音完全類似的廠名“四川波音汽車製造有限公司”。

入世與出局廠名叫波音，車型像夏利，車價僅如一輛高檔豐田摩托車，第一款汽車“吉利豪情”正式下線。他擺宴100桌，向全國官員及經銷商發出700張請柬，結果只來了一個浙江省的副省長，90多桌菜肴受到冷落。

李書福長相敦厚，塌鼻細眼，十足的草根氣質。在一開始，他就被媒體渲染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堂吉柯德似的、隨時有可能被強大體制吞沒的悲情英雄，而李書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這樣的形象塑造，他是一個天生的本色演員。有一年，他參加一個頒獎晚會，電視台直播，輪到獲獎人李書福上台了，他走路的動作明顯放慢，好像是電影裏的慢動作。主持人很好奇，問他為什麼會這樣，他一臉茫然地說，是他們（導演）讓我走得慢一點的。此言一出，滿場莞爾。李書福的草根與看似木訥為他贏得了國內傳媒的同情與好感。然而，在汽車界他卻展現出賭性十足與殺氣衝天的性情。吉利豪情一面市，就以超低的價格掀起了一場血風腥雨。當時中國的轎車定價大多在10萬元以上，最便宜的天津夏利售價近9萬元，而“豪情”的價格為5.8萬元。有媒體設問，“消費者都在問，5.8萬元的轎車能開嗎？”李書福聽到這個問題很高興，他反問記者，“那就是說，如果能開，消費者就都肯買嗎？”吉利的入局讓汽車業界頭痛不已。在之前，各廠家的日子非常紅火，轎車價格堅挺而上揚。“豪情”一出現，像一隻土製的秤砣把上揚的漲價箭頭一把拉下。李書福的競爭戰略就只有很簡單的一條：“做中國最便宜的轎車”。為了應戰，天津夏利被迫降價，它每降一次，吉利必應聲下降，殺到最後，夏利開出3.18萬元的“跳水價”，李書福馬上掛牌2.99萬元。此價一出，輿論頓時嘩然，業界一片寂靜。

李書福在市場上如蛟龍翻江，在政府面前卻戰戰兢兢。他的那張從監獄工廠轉來的許可證不但來路可疑，而且按嚴格規定只能生產卡車和兩廂汽車。吉利要做大，一定要一個合法正式的“准生證”，這成為李書福必須解決的頭等大事。根據國家的汽車產業政策，所有的資源及政策都將向一汽、二汽及上汽三大國有汽車集團集中，吉利獲合法准生的概率非常渺茫。1999年，主管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到台州調研，專程去吉利視察。李書福當面請命：“請允許民營企業大膽嘗試，允許民營企業家做轎車夢。”講到激越處，李書福說，“如果失敗的話，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吧。”斯言慷慨，聞者無不動容。

一直到2001年的春夏之交，李書福的“求敗呼聲”還是沒有得到回應。7月份，國家經貿委公佈最新一期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吉利上報的兩款新車還是被刷了下來。根據中國與wto達成的入世協議，汽車製造業將有6年的保護期，在這期間，進口關稅逐級下降，進口配額將徹底取消，最後到2006年7月1日，進口關稅將降到整車為25％，零部件為10％的目標稅率。6年中，所有國有及跨國汽車公司必將完成重大的投資及重組戰略，如果吉利連“准生證”都拿不到，就更談不上參與競爭了。中國企業家》在一篇題為生死李書福》的封面報道中描寫道，“對那次公告》，李書福寄託了太多太多的期望。但是，當別人在公告》刊出當天告訴他，吉利被排除在目錄之外時，他甚至沒有勇氣自己拿起那張刊登公告》的報紙，找尋吉利的蹤影……9月，一個寧靜的夜晚，走在北京亞運村的街道上，李書福仰望只有半鉤殘月的夜空，吁嘆一聲。”

就在這篇報道刊登的一個多月後，11月9日，有關部門突然增發一批汽車許可公告，“吉利jl第二天，中國在多哈會議上被正式批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兩條新聞幾乎同時出現在各大媒體上，“中國入世”與“李書福入局”的巧合，自然引起國內外輿論的一番熱烈解讀。每個人都喜歡這樣的聯想，從政府、傳媒、專家、普通公眾到李書福。

劉永好、吳鷹及李書福的“另類式成功”各有因緣際會，也生動展現出在利益重新調整的混沌格局中，市場與壟斷之間犬齒交錯的滲透、妥協與博弈。那些意外闖進壟斷或半壟斷領域的企業家們從此開始了一段獲利頗豐卻前途莫測的商業旅途，他們的成功帶有很多機會主義的色彩，因而也充滿了不確定性。

總體而言，2001年是令人亢奮的。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wto似乎是一道漂亮的彩虹門，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舉國上下竟有大鬆了一口氣的意味。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確切地知道wto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即便是最優秀的企業家們也沒有看清那些正在發生的劇烈衍變。其中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已經成為全國房地產業領軍人物的萬科集團王石信誓旦旦地預言，加入wto之後，房價將下跌15％。後來發生的事實讓他的這個預言成了一個笑談。

在這個劍舞笙歌的年份，仍然有低迷的行業存在，那就是受納斯達克股災和美國經濟影響的互聯網產業。那些意氣風發的it英雄們正遭遇他們職業生涯中的第一道大寒流。

看上去麻煩最大的是網易的丁磊。8月31日，網易宣佈對上年的財務報表進行修正，凈虧損從之前公佈的1730萬美元上升到2040萬美元。4天後，納斯達克以財務報表存在疑點為理由宣佈網易股票被停止交易，網易也隨即宣佈丁磊辭去公司董事長和ceo的職務，改任誰也沒有聽說過的“首席架構設計師（cto）”。與此同時，有傳言認為網易很可能因為這個“醜聞”被摘牌，而一家香港網絡公司則在接受道瓊斯新聞專線採訪時表示，它將收購陷入困境的網易。丁磊後來回憶說，“其實那段時間很迷茫，連賣掉網易的心都有過。不賣的原因也不是說我不賣，而是我們財務審計出了問題，人家不肯買了。”他向好朋友、廣東步步高集團的段永平請教出售網易的問題，段永平反問他，“你賣了公司幹嗎？”丁磊說，“我賣了公司有錢再開一家公司。”段永平笑了，“你現在不就在做一家公司，為什麼不做好呢？”聽了這話以後，丁磊如大夢初醒。決心重新來過的丁磊嘗試讓網易轉型，他宣佈投資開發網絡遊戲大話西遊》，同時與移動電信商大力開發短訊業務。丁磊的冒險證明他是中國互聯網產業中直覺最好的企業家之一，這種人能夠在第一時間發現一個行業的錢到底“藏”在哪裏。網易在2001年又虧掉了2億元，不過，能快速帶來現金流的網絡遊戲和短訊業務最終還是拯救了這個30歲的年輕人。

阿里巴巴的馬雲沒有像丁磊那樣風光過，所以他的焦慮會少一點，不過，阿里巴巴在那一年也是焦頭爛額。在此前，美國著名投行高盛和由傳奇的日本投資人孫正義領導的軟銀公司已經先後對阿里巴巴投資2500萬美元，腰纏萬金的馬雲把總部遷到了上海，還同時在美國、英國、日本和香港分設子公司，他提出要設立一個遍及全球的公司架構，把“紅旗插遍全世界”。他還在2000年第一次行業峰會“西湖論劍”。當時的互聯網界英豪輩出，誰也不服氣誰，從來沒有人能夠把他們招在一起開個會。馬雲知道靠自己的聲望遍發英雄帖沒有幾個人會來，於是，他巧妙地請來武俠小說大師金庸親自坐壇。王峻濤、王志東和丁磊都是十足痴迷的金庸“粉絲”，竟紛紛應允與會，這很是讓東道主馬雲過了一把“盟主”癮。

入世與出局可是，隨着互聯網寒流的襲來，馬雲的全球化佈局顯得大而不當，電子商務的盈利模式沒有找到，燒掉的錢卻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時刻，馬雲好像突然醒了過來，他迅速做出回歸中國和回歸浙江的戰略，相繼關閉境外公司，遣散外籍員工，把總部又遷回了家鄉杭州。當時，很多人勸他像丁磊一樣轉型。當時阿里巴巴的網商用戶已經超過400萬家，無論是做短訊和網絡遊戲都很有條件。可是，馬雲還是鐵了心要在電子商務里一條道走到黑，日後，走出危機的馬雲用一貫的戲虐口吻說，“2001年以前，我們能生存下來的首要原因是我對於技術一無所知。”其實他的成功證明了一條商業鐵律，那就是“所有的成功都是抵抗誘惑的結果”。這年冬天，他飛赴日本東京向孫正義彙報公司情況。那些日子，孫正義正處在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投資家，在過去幾年裏投資了全球150家互聯網公司，軟銀公司所持上市互聯網公司股份曾經佔全球股市市值的8％。孫正義一度超過比爾•蓋茨成為全球首富，而此刻他的資產已經縮水95％，投資的上百家互聯網公司亂成一團，大家都不知道未來的出路在哪裏。那天，前來彙報的各國ceo愁眉苦臉地一個接一個地進去出來。輪到馬雲了，當他簡短地講完阿里巴巴的境況后，孫正義幽幽地說，“今天前來彙報的ceo，所說的話都與我當年投資他們時說的不一樣了，只有你還在說當年說過的話。”回到杭州后，馬雲對外界宣佈，明年阿里巴巴將賺錢，媒體問，盈利目標是多少？他爽快地答，1塊錢。

網易的轉型與阿里巴巴的堅持，顯示了中國第一代互聯網企業家在重大危機面前的應對智慧。相對而言，發生在中國第一門戶網站新浪公司的風波，則讓人們看到了另外一種殘酷。

月1日，王志東在位於北京萬泉庄小學的辦公區接受南方周末》記者信海光的採訪。那些日子他的心情很好，因為妻子兼創業夥伴劉冰懷孕了，據查還是一對龍鳳胎。他興緻勃勃地談論新浪在產業低谷中的抗風險能力，還不無得意地透露說，他在創業之初就把這個便宜地段租了10年之久，可以比其他網絡公司節省很多開支。接受完採訪，他隨即飛赴美國參加董事會。兩天後，劉冰挺着大肚子去機場接他，隨口問：“董事會開得怎麼樣？”王志東答：“我不幹了。”6月4日，一條新聞出現在新浪網主頁的顯著位置：“行政總裁王志東已經因個人原因辭職，同時，他還辭去了新浪網總裁與董事會董事的職務。新浪網董事會指派現任運營官茅道林接任執行官。”正在寫稿的信海光急忙給新浪網總編輯陳彤打電話求證，陳彤說，“我也是昨夜才知道。”再給王志東的妻子打電話，劉冰說，“你隨便猜吧。”

在全國媒體亂紛紛地“猜”了20天之後，一個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6月25日早上9時，王志東身着帶有新浪標誌的藍色襯衫，掛着新浪員工胸卡，笑容滿面地走下紅色的萬事得私車，走進萬泉庄小學的辦公室“上班”。他的身後，是一群聞訊蜂擁而至的記者。王志東在隨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稱，“我沒主動辭職，我沒有簽過有關的文件，他們是突然襲擊，他們沒給我解釋的機會。我不知道理由。我現在在法律意義上依然是新浪的法人代表，對新浪負法律責任。我很負責任地說，我決不會以所謂的個人興趣為名，逃離一線的戰友。”王志東的這個行動把新浪董事會的內部矛盾全數暴露出來。

幾乎所有的輿論都倒向王志東，這位33歲的年輕人是新浪網的締造者，董事會裏的每一個董事都是他親手開門迎進來的，現在，這些人卻聯起手來以“個人原因”將他掃地出門，在情誼為重的東方商業倫理中，這簡直是“天理難容”了。不過，在“資本”看來，卻有另外一種事實。新浪自2000年4月上市以來，股價已經從最高的55美元一股跌到了1.60美元一股。打開新浪股價走勢圖，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慘不忍睹的情景。新浪的股東們先後投入了1.6億美元，投資的成本均價為每股4美元，如果不能遏制持續的下跌，所有人都將血本無歸。在股東們看來，身為ceo的王志東在這種跌勢面前無所作為，甚至並未表現得打算有所作為。因此換掉他，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決策。財經》雜誌在評論中說，“無論對新浪還是對王志東，創業人的去職都是一件感情痛苦的事情……它將證明，在互聯網浪潮中引進中國的，不僅有外國的資金與技術，還有與之相伴的成熟市場規則；它將毫無疑問地成為一個經典案例，證明資本的權利，亦證明企業家的理性。”

財經》的評論符合日後事件發展的走向。資本沒有因為王志東的反抗而妥協，王志東也很快從過激的情緒宣洩中回過神來。在時隔戲劇性的“上班風波”一個月後，他宣佈創辦新的公司。幾年後，他在參加東方衛視的談話節目頭腦風暴》時說，“一個人摔倒了，就要馬上爬起來，否則，不摔死也會被人踩死。”

在2001年的互聯網寒冬期，出局和落寞的不止王志東一人。第一家b2c公司my第一篇網絡帖子金州不相信眼淚》而聞名的“老榕”王峻濤辭去董事長職務。他對媒體說，“辭職就是一種業務重啟，需要換一種方式做事業。王志東就重啟了，現在我也需要重新啟動一下。”他很快也創辦了新的公司。10月，中國最大的網絡文學網站“榕樹下”以很低廉的價格出售給德國傳媒巨頭貝塔斯曼公司。一開始，貝塔斯曼的開價是1000萬元人民幣。談判中場休息時，貝塔斯曼的代表偶然碰到“榕樹下”所租辦公樓的物管人員，得悉這家公司已拖欠好幾個月的水電費未交。回到談判桌上，開價一下子降到了100萬元人民幣，創辦人朱威廉被迫接受。

月，因開發出中文linux軟件而頗受市場追捧的深圳藍點公司被低價出售，1999年，4位25歲的年輕人在一家咖啡屋裏創辦了這家公司，它的中文linux軟件一度佔到全國市場80％的份額，在美國三板otcbb市場上市的藍點股票市值曾高達4億美元。由一文不名到市值4億美元，4個年輕人只用了6個月的時間，然而僅一年後，竟又奇迹般地回到了起點，藍點的股價從22美元陡縮到0.035美元，深圳一家汽車配件公司以100萬人民幣的出價成了它的新主人。

這是一段狼狽不堪的青春歲月。互聯網經濟曾經無比痛快淋漓地顛覆了過去的公司發展和財富積累模式，而在它降臨人世10年之後，永恆的商業規律卻以十分殘忍和直白的方式告訴所有渴望成功的人們，跟以往的每一個故事一樣，所有的成長都必須經歷煎熬和歷練，日後的輝煌將證明，危機是最好的老師，所有的苦難都是值得的。

入世與出局這年7月的美國連線》雜誌刊登了一個數據，“在1984年的全美十大個人計算機軟件公司中，微軟排名第二，到第一，而當年的其他9家公司在排名中都消失了。”報道人頗為感慨地寫道，“也許我們應該對什麼是好公司進行重新定義。”同樣的公司沉浮也發生在中國的新經濟企業中。有數據顯示，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從1995年到2001年的6年間，規模最大的前20％企業中只有1/3生存下來，活下來的企業中，只有1/5仍然居於前20％之列。

成長的煩惱瀰漫在整個商業界。這年，全美最暢銷的商業圖書是吉姆•柯林斯出版的從優秀到卓越》1，其討論的主題便與此有關。7年前，柯林斯因寫出了基業長青》2而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商業思想家之一。在新著中，他對1965年以來財富》雜誌歷年500強排名中的每一家公司（共1400多家）逐一分析，從而得出了一些讓人意外的結論。柯林斯發現，公司實現從優秀到卓越的轉變，跟從事的行業是否在潮流之中沒有關係，事實上，即使是一個從事傳統行業的企業，即使它最初默默無聞，它也可能變得卓越。他得出的其他結論還包括：“技術以及技術推動的變革，實際上並不能激發從優秀到卓越的跨越”；“合併和收購在推動公司跨越過程中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革命性的跨越，不一定需要革命性的過程”；“•卓越並非環境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種慎重決策的結果”。這些觀念對於曾經狂飆突進、如今深陷互聯網泡沫的企業家來說，無疑是令人震驚的，它讓人們重新思考成長的路徑和真實意義。柯林斯還描述了創造卓越型企業的“第五級領導”；“他們往往不會站在前台鋒芒畢露，成為媒體的寵兒、談論自己的理念或成為社會名流。他們大多像外星人，沉默內斂、不愛出風頭，甚至有點害羞，謙遜為懷的個人特質和不屈不撓的專業精神齊集於一身。他們深藏在團隊後面，協調着團隊的交響樂。”這樣的形象描述讓性喜張揚的互聯網新貴們相形見絀。

在中國，人們也開始認真地咀嚼柯林斯的思想，有一位企業家的表現讓人似乎看到了“第五級領導”的影子。

這年1月，華為的任正非在華為報》上發表了一篇6000多字的長文華為的冬天》。在過去的2000年，華為的銷售額飆升到220億元，盈利高居全國電子百強之首。不過他已經清楚地預感到了網絡經濟泡沫破裂后對電信市場的連累，這位一向憂慮而極度低調的企業家在開篇就問他的員工：“公司所有員工是否考慮過，如果有一天，公司銷售額下滑、利潤下滑甚至會破產，我們怎麼辦？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鐵達尼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任正非繼而用不無聳動而尖利的筆調寫道，“現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經不遠了，我們在春天與夏天要念着冬天的問題。it業的冬天對別的公司來說不一定是冬天，而對華為可能是冬天。華為的冬天可能來得更冷，更冷一些。我們還太嫩，我們公司經過十年的順利發展沒有經歷過挫折，不經過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確道路。磨難是一筆財富，而我們沒有經過磨難，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我們完全沒有適應不發展的心理準備與技能準備。”

在企業史上，任正非不是第一個寫檢討和自省文字的企業家，瀋陽飛龍的姜偉、山東三株的吳炳新等人都曾在企業危機爆發的時候有過同樣的舉措，不過，任正非卻是第一個在企業還處在高速成長時期就發出“紅色警報”的人。他的警告見到了成效，2001年的全球電信產業果然出現驚天大滑坡，華為的全球對手美國思科業務嚴重下滑，全年僅報廢的庫存就高達22億美元，思科股票大跌，被迫裁員8500人，董事長錢伯斯把自己的底薪降到1美元。在這樣的逆境中，及時調整、“穿上了過冬棉衣”的華為卻完成了255億元的銷售額，實現利潤27億元。

正是在2001年的驚濤駭浪中，23年前的那個忐忑不安的解放軍代表、14年前的那個潦倒的創業者任正非完成了從優秀到卓越的跨越。

1事實上，從2001年開始，以呂梁崩盤為標誌，資本市場上的莊家們已經陷入苦戰。三年後倒塌的中國“最大民營企業”德隆集團董事長唐萬新後來承認，“2001年之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處理危機。”企業界對流行多年的“資本經營”也開始提出質疑，因一連串成功購併而當選2001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的華潤集團總裁寧高寧在獲獎演說中出人意料地說道，“中國企業界在過去製造了很多很有害的詞，‘資本運營’這個詞是其中之最。你在所有的成功企業特別是西方的成功企業詞典里，找不到‘資本運營’這個詞。”

1在這年的美國商業界，唯一值得驕傲的事件是蘋果公司的喬布斯推出了舉世驚艷的ipod網絡音樂播放器，它很快成為繼日本索尼的walkman之後最受媒體垂青的新產品之一，在之後的6年時間裏為公司股東增加了900億美元財富。

1成立於第一家提供投資銀行服務的國際金融機構，註冊資本1億美元。其股東及所持股份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建設銀行（佔42.5％）；摩根士丹利公司（佔35％）；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佔7.5％）；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佔7.5％）；名力集團（佔7.5％）。

1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在中國的合資模式很值得研究。自可口可樂率先進入中國之後，碳酸飲料的外商投資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審批，從建立多少家灌裝廠、在什麼地方設廠到濃縮液供應價格等都由政府決定。1993年前後，輕工總會還分別與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簽訂了共同發展飲料備忘錄，要求“兩樂”在建立灌裝廠的同時，必須改造國內原有名牌飲料生產企業。“兩樂”建立的合資企業，必須生產至少30％的國產品牌飲料。這種合資模式導致中外雙方矛盾重重。2001年之後，碳酸飲料市場被放開，“兩樂”相繼實施堅決的獨資行動1ut斯達康的衰落同樣源於壟斷行業的變局。2005年，中國電信決定減少在小靈通上的投資，儲備資金準備未來的3g網絡建設，ut斯達康的收入當年銳減30％。吳鷹做出向iptv（互動電視）業務轉型的決策，iptv又關聯到兩大壟斷利益集團——電信與廣電的利益分割，吳鷹顯然想靠遊走其間再次“複製”小靈通的奇迹，可惜他這次沒能成功。2005年，ut斯達康報虧，市值縮水9成，並被納斯達克警告“摘牌”。2007年6月1日，吳鷹黯然離職。

1“跑部前進”：中國商業界的一個特用名詞，指企業到北京各部委去爭取批文，“前進”一詞語帶雙關。

12從優秀道卓越》與基業長青》兩書地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編者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