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讀書改變命運

第十二章 讀書改變命運

宋代進士分為三等:

一等稱進士及等;

二等稱進士出身;

三等賜同進士出身。

擴大了錄取範圍,名額也成倍增加。

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

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對於屢考不第的考生,允許他們在遇到皇帝策試時,報名參加附試,叫特奏名。

也可奏請皇帝開恩,賞賜出身資格,委派官吏,開後世恩科的先例。

宋朝是科舉承前啟後的朝代,也是臻於成熟的朝代。宋朝以後直到清末宣統年間,科舉制基本上沒有什麼本質的改變。

宋朝初期雖然還處在南征北伐的半戰爭狀態,但趙匡胤對開科取士卻沒有絲毫懈怠,建國當年(960)便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錄取了19人。

唐、五代以來,每科進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寧缺毋濫。宋朝的首科,當然需要為今後做出表率,所以挑來挑去,選了19名佼佼者。

第二年再次舉行考試,只錄取了11人。此後數年,每榜進士大約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僅錄取了六個人,可謂鳳毛麟角。

趙匡胤實行的是文人治國,靠這麼幾個人哪能填補全國眾多的職位!

為了籠絡士子,開寶三年(970),他給主持科舉的禮部下了道聖旨,命他們整理近十年以及後周乃至後漢的舉子檔案,統計一下,看歷經15次考試全部終場還沒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

禮部經過仔細核查,列出了以司馬浦為首共計106人的名字。

趙匡胤大筆一揮:這些人實在不易,得了,統統賜本科進士出身。

在宋朝,這種進士有個專門的名稱,叫做“恩科進士”,即皇帝開恩特賜的進士。趙匡胤這次“恩科”玩兒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沒有道理,起碼能看出這位大政治家治國是何等靈活,籠絡人才是何等大手筆。此後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極少數人,這種情況在整個兒宋朝也不算罕見。

說完“恩科”這個特殊現象,還回到常規性科考上來。宋朝前期的科舉基本上承襲唐和五代,依舊是常科和制科兩大系統。

“常科”就是常設之科,類似今天高考等公開考試,國家規定大綱、內容、時間和具體程式。除進士科之外,還有諸科,包括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科。

所有舉子都是每年秋季參加鄉試,中鄉舉者冬末會集到京城,次年開春,由禮部主持國家級統一會試。

所謂“九經”,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則是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也可以看成是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指《史記》、兩《漢書》和《三國志》,可以理解為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指十三經當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可以看成是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指《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可以看成是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經”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可以看成是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法”是法學考試,“明字”是字學考試。

關於“進士”和“明經”,則需要多說幾句。從唐代以來,舉子們最看重的就這兩大科,兩大科中,又以進士科為最。

原因很簡單:中進士者日後仕途非常樂觀,往往能爬到宰輔的高位,及第明經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終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過終生是個小業務官,很難掌握到權力。

“制科”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這種考試形態源於漢朝的射策,唐代已經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漸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質的制科,也就是經常重複考試的制科題目。

太祖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

仁宗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都是從唐朝承襲來的。制科考試的範圍雖然不大,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得很寬,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舉薦參加考試。

就算是已經中過進士的人也可以參加制科考試。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當大主考,需要迴避,只得參加當年的制科考試;

再如蘇軾、蘇轍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經中了進士,還不甘心,又雙雙參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試,入第三等。

據宋人郎曄考證,蘇軾應的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這和蘇軾後來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經歷了多重磨難后,蘇軾不無感慨地嘆道:“當年應制科考試,成績甚優,於是飄飄然自以為真的可以‘直言極諫’了。殊不知諫一回滅一回,如今滅到黃州涼快來了。”

宋朝科考的題量相當大,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答一張卷子就能獲取功名。以進士考為例,需要“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這其中以詩、賦、論三項為最重。所謂“帖”,全稱為“帖經”,即默寫經典中的段落;所謂“墨義”,即筆答經義,規定為十條。

默寫經書為什麼叫“帖”呢,因為這類考試是將經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間的某一兩句或某一兩行,讓舉子們把前、後補齊。除“帖經”、“墨義”外,還有回答“時務策”三條。這三項在進士試中屬於捎帶腳兒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經科則很重要,幾乎是該科考試的全部,要不然為啥進士歷來看不起明經及第的呢,就因為考明經大多靠死記硬背,不像考進士那樣可以文采飛揚。因為考題量大,不論是鄉試還是會試,舉子們都要在考場裏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內容答完。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確立了最佳的考試內容。相較於唐朝,宋朝科舉有很多新變革。

這方面最該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確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寫的姓名、籍貫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資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閱卷官無法得知每張卷子是誰的。宋朝初年,請託、投獻風氣依舊,直到真宗時,才採用了糊名制度。

當時很多人對糊名持反對態度,如范仲淹、蘇頌等,都曾提到糊名過於冒險:平時聲名狼藉,考試成績上佳,你錄取他不錄取他?

隨着時間的推移,證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無話可說的一種手段。蘇軾參加禮部會試那年,主考官是歐陽修。

當時歐陽修最看好的是曾鞏,拿到蘇軾考卷一看,眉飛色舞,認定必是曾鞏的答卷,定為狀頭。等到拆開糊名一看,原來是蘇軾。不論歐陽修是出於公還是出於私,總之他當主考時,想給得意門生打高分兒也很難做到了。

其二是考試時間的最終確立。唐朝每年一考,國家動用的財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時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為三年一大比。這個時間直到宣統間最後一次科舉,沒有任何改變。中提到的“大比之年”,就是指這一年有禮部會試,要出狀元了。

其三是文風的轉變。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他一向厭惡無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當他取得了絕對話語權時,將延續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論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蘇軾、蘇轍就佔了大便宜,因為這兩兄弟最善於議論古今成敗之理。人稱歐陽修是宋朝古文運動的“旗手”,就是從這時確立的。

其四是考試內容和科目的轉變。宋朝前期的拿手絕活兒還是詩、賦、論,前兩項更是絕活兒中的絕活兒,那是要按照韻書去寫的,一旦出韻,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試內容的改變是王安石變法的後果之一。他給神宗上書說:“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黜,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意思是不要設那麼多科,什麼明經、明法,統統取消,只留進士一科。還有,今後的考試只考經義,不必再考詩、賦。理由是:一個人從小寫詩作賦,熟知音韻,對聖人之言卻知之甚少,一旦當了官兒,怎麼可能懂得治國理民?由此開始,後世科舉不再考詩、賦而專考經義。

讀古書時,經常能見到“進士甲科”、“進士乙科”之類的詞語,總有種似懂非懂的感覺。唐朝的科舉,最初並沒有甲、乙科的區別,從高祖李淵到唐明皇前期,所有進士都稱為“乙科”。唐明皇為彰顯文德,下了道詔旨說:“近世沒有甲科,從朕開始,就要打開甲科大門,讓最優秀的人才成為天下人的表率。”終唐一代,“甲科”成為進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稱。

宋朝發生了很大變化,前期的進士考試,甲科、乙科還都是指進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優於乙科的。如名臣張詠,本傳就明確記載他是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乙科”。歐陽修的兒子歐陽棐、大文豪蘇軾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後期,甲、乙科還都是進士分檔的概念,即甲科為一檔,乙科為二檔,甚至出現了第三檔。

到了南宋,明確規定進士考試共分五甲。如理宗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錄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謝枋得為二甲第一,其餘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謝枋得傳》則說他寶祐中參加進士考試,“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意思是謝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結果僅僅“中乙科”,內心不服,乾脆不要了。這兩個材料相互對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說南宋以後已經沒有官方的“乙科”,只是民間還把二檔進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現甲、乙科之稱,就比較容易區別了:凡經過殿試的正規進士都叫甲科,未經殿試的舉人都叫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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