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國人 你怎能忘記!
(ps:這個帖子題目是我加上去的。帖子很長，但是希望身為炎黃子孫的每個人，都能耐心的讀完它。
今天，是南京大屠殺70周年奠。我們，是死難者的不肖子孫。在我們享受和平和安逸的時候，要時刻提醒自己一句，中國人，你忘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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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忘卻的史實
南京大屠殺指1937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淪陷后，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屠殺。其中日軍戰爭罪行包括搶掠、強姦、對大量平民及戰俘進行屠殺等。屠殺的規模、死傷人數等沒有世界共同認可的數字，但一般認為死亡人數超過30萬。
在中國，南京大屠殺往往是民族主義的重要關注點。而在日本，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存在着廣泛不同的情緒及觀點，尤其是日本部份極右份子，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被誇大、甚至是憑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認為否認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修正主義、否認主義的表現。由於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着廣泛的分歧，因此視乎講話者的觀點，南京大屠殺可能被稱為“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及“南京事件”等。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是中日外交及人民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之一。
而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南京大屠殺一般英譯為NanjingMassacre（南京屠殺）或Rapeof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強姦）等字眼，但總體上人民對其的認知往往遠不如對納粹的種族滅絕過程的認知。
親歷和目睹“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經不可多得了，能作見證的人亦即將與時俱逝。但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慘案還懸而未決，讓我們活着的，尤其是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的一代，有責任把“南京大屠殺”這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最突出的慘絕人寰的日軍罪行，徹底澄清，以對祖先，以儆子孫，更為“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4萬同胞伸冤。
日期與地點：在南京審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時，親歷“南京大屠殺”，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梅奇牧師（返美後任耶魯大學駐校牧師）、貝德士教授（金陵大學歷史教授，後任該校副校長，返美後任紐約聯合神學院教授）及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等出庭作證。貝德士說∶“南京失陷后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期間恐怖達於極點，從第六禮拜到第七禮拜的期間恐怖是嚴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司庫和秘書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也對南京審判法庭說∶“在最初的六個禮拜中，曾每天提出兩次抗議。”於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才有“在日軍佔領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20萬人以上”的裁定。據此，學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殺”只為期六個星期。“南京大屠殺”不只是六個星期，雖然這六個星期的屠殺最為嚴重。
如果我們需要確切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最嚴重階段，那應該是從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備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兩天後，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復南京秩序。儘管有松井上將和天谷少將的允諾，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姦淫、掠奪、放火併沒有顯著的改善。當時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喬治-羅森於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發往柏林外交部的電報還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統治已達無以復加的程度。”他於3月4日的電報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些穩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羅森還提到直到他動筆寫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還看不到一家中國商店。史邁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戰禍寫真》中說，南京市區在1938年3月份，有許多大門還是封着的。再有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當時留在南京在德國大使館工作，其遺稿中記有“一個日本兵於三月十九日在美國教會院內強姦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報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國人所作之記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及其科長蔣公谷兩位醫生於1938年2月15日搭美僑李格斯的汽車作南京陷后對市區的首次巡示，蔣氏於其《陷京三月記》有如下之記載∶“出新街口，經太平路，夫子廟，轉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敵兵外，絕對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涼凄慘的景象，令我們不忍再看。”
蔣介石的衛隊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的郭岐營長於南京淪陷后三個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淚錄》，連載於1938年8月之《西京平報》。戰後，郭在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對質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為“南京大屠殺”的瘋狂劊子手。郭寫到∶“有人說獸兵剛進來頭三天總是放槍姦淫燒殺的……結果過了一禮拜不見停止，過了三個月仍不見停止！”另一位教導總隊的士兵營長鈕先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抗戰開始時，正肄業法**校，當即遄返報國。南京陷敵後，鈕落髮為僧，潛居八個月始逃出南京，現仍健在並息影於美國洛杉磯。在其所著之《還俗記》中，描述他化裝和尚搭京滬火車脫險，在車廂內的情景∶“當時京滬淪陷已半載有餘了，日軍為了確保他們的統治權，憲兵當然已不便在公共場所明目張胆地殺人，……在鬼子憲兵監視下，我不敢過分地東張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視線，閉上眼帘，一隻手搓着頸項上所掛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狀。”一位文化人李克痕於南京城西鄉村躲避兩個多月後，於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離南京，著有《淪京五月記》，連載於1938年7月的漢口《大公報》。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見∶“近來日兵姦淫婦女的事，在白天雖少有見到，但在晚間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見之即趨前阻攔，籍檢查為名，遍摸全身，百般調戲，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聽其胡為，否則，刺刀舉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沒有一個婦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續到1938年的夏天，雖然明顯的在3月中旬以後，屠殺和姦淫的程度逐漸減少。可以說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殺”時期。最有力的證明就是兩個慈善機關（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及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於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記載。林娜在其《血淚話金陵》中道出其緣由∶“從日本兵進城起，到我離開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屍骸的工作從未停止，其實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馬上又有一批新的來補充。”南京雖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漢奸自治委員會的成立，以陶寶慶及孫淑榮為正副會長，但未能使日軍的燒、殺、奸、掠稍擱，以致“小屠殺”繼續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鴻志的“維新政府”（3月成立於上海）還都南京時，始得恢復。客觀地判斷，“南京大屠殺”的期限應該說是“半年”，或者說三個月的“大屠殺”和三個月的“小屠殺”，才與事實符合。“東京審判”的判決說∶“在日軍佔領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又說∶“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內的人稍稍好一點。在南京四周200華里（66英里）以內的所有村莊，大體上都處於同樣的狀態。”“南京四周200華里”應即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這正好是東起於南京城東北，長江南岸之烏龍山，經堯化門、仙鶴門、麒麟門、馬群、蒼波門、高橋門、上方鎮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廟、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贛）鐵路，再東北上直趨江心洲對面之上河鎮。實際上，這也就是保衛南京的防線，主要是南京之東南兩方，也是人煙稠密的區域。同時，這一區域是南京防禦的戰場，村民多在日軍未到前遠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難，所留者多為老弱和婦孺。日軍所至，未及逃避者，幾乎極少倖免。
日軍一路屠城殺向南京
日軍２０萬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姦淫，屋舍城墟，人煙絕跡。日軍第六師團於１１月５日在杭州灣之金山衛登陸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據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著名記者田伯烈報道一位英國記者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親赴松江考察后所發的電報∶“松江全城本來可以容納１０萬人左右的居民，我卻只看見五個年老的中國人，躲在法國教會的一幢宅子裏，流着眼淚，他們已經斷食，懇求我帶到上海。”有中國威尼斯之稱的蘇州為日軍第三師團於１１月１９日攻陷。據１９３８年上海《密勒氏評論》一篇文章報導∶“美麗古雅的蘇州城原有３５萬居民，日軍佔領該城后，只剩５００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還如下述∶“就是日軍侮辱各種階層的婦女。獸慾勃發的日本兵到底姦汙了多少婦女，恐怕沒有人能夠估計。”穌實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國婦女作日軍慰安婦》一文中說∶“蘇州城陷後有二千多婦女被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其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５日重慶《中央日報》所發表的《抗戰建國與婦女問題》一文中證實，日軍不僅將被擄婦女編號供姦淫，甚至當眾將被擄婦女“剝掉衣裳，在肩上刺了號碼。一面讓我們女同胞羞恥，不能逃跑，一面又充當他們的獸慾的工具。”素有“小上海”之稱的無錫，為一工業中心，平時人口達９０萬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以來幾乎每日均遭日機轟炸。據上述《密勒氏評論》文章所載，１１月１０日日軍於一日之內竟投炸彈１６０餘顆，全城工廠與商業區盡成瓦礫，軍民死傷無算。惡名昭彰的日軍第十六師團所屬之第二十聯隊（相當於中國的團單位）於１１月２６日陷城后，大施屠殺，縱火焚城達十餘日。據該聯隊第三大隊上等兵北山於１９８７年公佈之《北山陣中日記》所載，日軍入城后不分軍民一律屠殺。上述穌實的文章里報導日軍在無錫擄奪中國婦女３０００人，其中為軍官所佔有，隨軍押向南京者為數不少。日軍於１１月２９日陷常州（武進）。按《北山陣中日記》所載，日軍接上級命令，所擄居民皆殺，結果四千餘人被屠。鎮江為南京之屏蔽，運河中樞，且系江蘇省會，日軍於１２月９日破城后，數千未能離境之難民皆遭屠殺，婦女被**致死者極多。後來紅十字會收屍共３０００具。當時年僅７歲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鎮江城內，其祖母、母親、大爺和哥哥皆死於日軍屠刀之下，本人之後背被日兵刺了３刀，后被救活，現居北京，其背後３刀傷痕仍清晰可見。尹女士已撰文報導其受害經過，在《日本侵華研究》第十六期發表。田伯烈在其書中提到∶“中立的外國觀察家曾赴日軍佔領下揚子江下游三角地帶旅行視察。據他們的報告，破壞毀滅的情形，決非局限於上海及其附近。……生產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絕滅比較幾千幾萬人犧牲於姦淫屠殺之下，其影響實在更為可怕啊！”田氏估計上海附近三個月的戰事，造成中國官兵傷亡至少３０萬人，平民的死傷數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殺”繼踵而至。
日軍近八個師團約２０萬人，此外還有飛機助戰，海軍游弋長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優於中**隊的三倍），分六路圍攻南京。守軍約１２萬人（除教導總隊及憲兵兩團外，有十三個師）。日軍第十三師團之一部連同第十一師團之一部編成之天谷支隊於鎮江北渡長江，先取揚州，再西向迂迴南京對岸之浦口。第十三師團的六十五聯隊組成山田支隊沿長江南岸直趨下關。第十六師團於１２月５日進據句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聯隊繞湯水鎮經紫金山（針山）北麓奔向下關之東煤炭港江邊，以其第九及二十聯隊攻麒麟門經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門。第九師團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聯隊在第十六師團之南並進，奔向光華門及通濟門。第十軍所屬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師團自杭州灣登陸后即西向，經太湖之南，其中第一一四師團繞太湖南岸北上取宜興，經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廟、雨花台、而中華門。第六及第十八兩師團西進，於１１月３０日陷廣德后，第十八師團及偽滿於芷山旅繼續西進，於１２月８日陷江南重鎮蕪湖。第六師團之第十三、四十七、二十三聯隊即北上為第一一四師團之左翼進攻中華門；其第四十五聯隊由最左翼直奔下關。另有第五師團之第四十一聯隊，由國崎登旅團長率領之國崎支隊未參加廣德戰事即北上，經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於馬鞍山之北渡長江而東向浦口，對南京形成包圍之勢。１２月９日南京外圍要地龍潭湯山、淳化鎮、秣陵關盡失，於是環城防衛戰開始。１２日晨日軍攻陷城西南之中華門。當日下午五時，自告奮勇保衛南京之投機軍閥唐生智長官召集師長以上人員開會宣佈撤退，部隊由下關渡江北上與正面突圍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後，南京徹夜槍聲不停，各奔生路，無路可走的官兵多化裝到老百姓家，特別是國際安全區藏匿。日軍於１３日晨９時許始由中華門及中山門湧入市區，三個月的“南京大屠殺”隨即開始。
三十四萬同胞慘遭日軍屠殺
1937年12月13日，日軍進佔南京城，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揮下，對我手無寸鐵的同胞進行了長達6周慘絕人寰的大規模屠殺。
日軍佔領上海后，直逼南京。國民黨軍隊在南京外圍與日軍多次進行激戰，但未能阻擋日軍的多路攻擊。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亂中被日軍佔領。日軍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揮下，在南京地區燒殺淫掠無所不為。
12月15日，日軍將中**警人員2000餘名，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掃射，焚屍滅跡。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餘人，被日軍押往海軍魚雷營，除9人逃出外，其餘全部被殺害。
日傍晚，中國士兵和難民5000餘人，被日軍押往中山碼頭江邊，先用機槍射死，拋屍江中，只有數人倖免。
17日，日軍將從各處搜捕來的軍民和南京電廠工人3000餘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門江邊用機槍射斃，一部分用木柴燒死。
18日，日軍將從南京逃出被拘囚於幕府山下的難民和被俘軍人5.7萬餘人，以鉛絲捆綁，驅至下關草鞋峽，先用機槍掃射，復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餘骸骨投入長江。令人髮指者，是日軍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進行“殺人比賽”。他們分別殺了106和105名中國人後，“比賽又在進行”。
在日軍進入南京后的一個月中，全城發生2萬起強姦、**事件，無論少女或老婦，都難以倖免。許多婦女在被強姦之後又遭槍殺、毀屍，慘不忍睹。與此同時，日軍遇屋即燒，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繁華區域，大火連天，幾天不息。全市約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和財產化為灰燼。無數住宅、商店、機關、倉庫被搶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滿目荒涼”。
後來發表的《遠東國際法庭判決書》中寫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縱的野蠻人似的來污辱這個城市”，他們“單獨的或者二、三人為一小集團在全市遊盪，實行殺人、強姦、搶劫、放火”，終至在大街小巷都橫陳被害者的屍體。“江邊流水盡為之赤，城內外所有河渠、溝壑無不填滿屍體”。
據1946年2月中國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集體大屠殺28案，19萬人，零散屠殺858案，15萬人。日軍在南京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大屠殺，中**民被槍殺和活埋者達30多萬人。
中華民族在經歷這場血淚劫難的同時，中國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奪。據查，日本侵略者佔領南京以後，派出特工人員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從1938年3月起，花費一個月的時間，每天搬走圖書文獻十幾卡車，共搶去圖書文獻88萬冊，超過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85萬冊的藏書量。南京大屠殺慘絕千古人寰！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證據與資料，為了中國審判戰犯和遠東國際法庭的審理，南京市議會自１９４５年８月即開始收集資料，歷時兩載。首先中**事法庭於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審判“南京大屠殺”首要戰犯第六師團長谷壽夫。親歷其境之證人如美籍貝德士及史邁士教授等１２５０餘人出庭或具結作證，連同物證資料提作審判依據。３月１０日宣佈判決∶“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家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跡者達１９萬人以上；在中華門下碼頭、東嶽廟、堆草巷、斬龍橋等處，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１５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３０餘萬人。”判決書所定之集體屠殺１９萬人及零星屠殺１５萬人，系根據身歷其境之１２５０餘人，及當時主持掩埋屍體之許傳音、周一漁、劉德才、盛世徵等具結證明；具有紅十字會掩埋屍體４３０７１具，崇善堂收埋屍體１１２２６６具之統計表；靈谷寺無主孤魂３０００餘具之碑文；及谷壽夫在法庭上猶洋洋自得敘述其以叢葬方式集中掩埋之“萬人坑”五處所起出之頭顱數千具；並有眾多的出版物和照片為物證。其實，中國政府檢察官陳光虞根據十四個團體的調查，於１９４６年５月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殺”確定的被屠殺者２９４９１１人，未確定的被屠殺者２０萬人。同年九月，陳氏根據繼續收到的確實資料，又增列被屠殺者９６２６０人，故確定被屠者應為３９１１７１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頗為重視，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十餘人（包括貝德士、梅奇、威爾遜醫生、許傳音、伍長德、粱延芳、秦德純等）的口頭證言並接受了百餘件書面證詞，最後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決∶“在日軍佔領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２０萬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１５．５萬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理的屍體在內。”
１９８１年以來，在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聲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竄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對華侵略和“南京大屠殺”。南京各文化學術團體，尤其是南京大學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組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重新調查研究並編寫“南京大屠殺”的史料與著述。據１９８４年的調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餘人，他們接受採訪的證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這番重新調查和研究的結果對於１９４７年中**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判決作了一些補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屠殺”的數目為３４萬人，即集體屠殺１９萬人，零星屠殺１５萬人。“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首先傳到外界是由《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竇奠安所發的電稿《紐約時報》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封面大標題為“南京強姦事件”；其小標題為“日軍陷南京，屠殺兩萬人”，世界輿論為之大嘩。以後東京審判亦沿用“南京強姦事件”一詞。事實上，南京淪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慘沒有了。日軍隨時隨地不分晝夜強姦我國婦女。東京審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國法官梅汝敖說∶“強姦和殺人是分不開的，因為日軍在強姦之後，通常是把被奸的婦女，甚至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一齊殺掉的。”曾出席“東京審判”法庭作證的許傳音舉一實例∶“水西門外某寡婦，有女三人，長女十八歲，次女十三歲，幼女九歲，均被**，幼女當場死去，長女次女亦不省人事。”金陵大學校園內，一個十一歲的幼女，被日軍**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個七十九歲的老婦，被強姦，其子向日軍拚命，亦被殺死。兩年前受日本記者訪問之李秀英，當時懷孕七月被刺三十餘刀而未死之奇迹亦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殺幾乎成了日軍的一條規律。在國際檢查處向東京審判庭提出的證據里，有一件是日本軍部發給戰區司令長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軍士兵歸國后談論他們在華的暴行，並引用某中隊長關於強姦給士兵的指示∶“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問題，或者是給以金錢，或者於事后殺掉。”該命令中又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都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正如日本《讀賣新聞》隨軍記者小俁行男在其《中國戰線隨軍記者的證言》中所說∶“不強姦的士兵幾乎沒有，（被姦婦女）大部分在事後殺掉。”東京審判確定“日軍入城后的一個月內，強姦中國婦女達２萬名”。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亦向德國政府報告南京被日軍佔領一月之內發生不只２萬起強姦事件。麥加倫牧師送東京審判庭的證詞有“強姦——強姦——又是強姦，我們計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語。東京審判判決書說∶“全城中，無論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婦人，多數都被強姦了。”貝德士在作證時說過，從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嚴重的暴行還在發生。因此，據“安全區”的國際人士的統計與估計，“南京遭受強姦的婦女至少８萬人之多。”日軍四齣強姦婦女而姦殺並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婦女，人人自危。日軍**我婦女之方式離奇慘虐，古今史冊前所未聞。我婦女堅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而投井和懸樑自盡者何止萬千。
日軍入南京后大肆搶劫放火，不僅把南京商業區搶劫一空，而且縱火焚燒。日軍入城后，見人就殺，遇屋即燒，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晝。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華路太平路、中山東路，繁華商業區不數日而化為灰燼。日軍總司令松井石根於１２月１７日抵南京舉行入城儀式，在南京逗留一周。１２月２０日後復作有計劃的縱火燒城，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是日費吳生博士同史邁士教授駕車外出所見∶“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太平路一帶，烈焰衝天。向南行，我們看見日兵在店鋪內放火。更向南行，我們看見日本兵忙着把東西裝入軍用卡車。青年會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時間顯然不久。我們無心細看，匆匆前進，夜間我從窗口眺望，十四處的火舌向天空飛騰。”日軍放火是在軍官指揮下，先由他們在認為可燒的門上劃一記號，士兵們再使用汽油和化學藥品縱火。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曾收集了日軍放火用的幾種化學引火物的樣品。費吳生在給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說∶“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駕車外出時，還看到四處火警，並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鋪動手放火。從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幾乎沒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魯治君曾設法溜出東門，回來告訴我們，他所經過約二十哩的區域內，廬舍均已焚毀，闃無人跡，連家畜也看不見。”羅森於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給外交部的報告說∶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佔領一個多月之後至今還在燃燒；全城三分之一被燒毀。日軍在南京的搶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師在其１２月１９日信中說∶“整個過去的一星期，日軍已把南京城搶奪一空，任何東西都要；他們甚至搶走德國領事館的汽車。”費吳生在其給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說∶“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論是被佔領的或未佔領的，大的或小的，中國人的或外僑的，都蒙日軍光顧，劫掠一空。”美大使館職員晉欽，女傳教士苞爾，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羅、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損失嚴重。德國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搶劫。日軍在南京的搶劫是有計劃的，上自師團長下至士兵無不從事搶掠，很多發了橫財。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自第六師團長谷壽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就是滿載而歸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蔣介石的文房四寶。社會學家史邁士率領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新培訓之工作人員作三個月（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至６月１５日）的南京附近六縣（即長江北的江浦、**兩縣，江南的江寧、句容、溧水、高淳四縣）的農村調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調查，而完成《南京戰禍寫真》由該會於１９３８年在南京出版。調查結果南京市內房屋遭破壞者為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戰因素毀壞的有百分之二，毀於縱火焚燒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三是由於掠奪和搶劫。城外地區房屋及房內財產損失估計為二億四千六百萬元（當時國幣三點五元兌換一美元）。１９４６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佈的“南京抗戰損失調查表”，估計“南京大屠殺”期間公私財物之損失約為國幣兩千三百億元（當時二十元兌換一美元）。
證言
倖存者證言
在我們家住的附近有個崇善堂，是個慈善團體，滿清時就有這個堂，日本兵進城以後，崇善堂找人收屍埋屍，我去的時候大約三四月光景。頭一天是到水西門外二道埂子金華醬油廠，在這個廠醬油缸打撈屍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國人扔進去的，還有別處收來的屍首。埋屍時，每人發一個背心，前後都有字，白底黑字，寫的崇善堂，不然日本兵會亂抓亂殺的。埋屍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來的壕溝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屍首沒有多少是整體的，工具就是鐵鉤子。埋屍的時候崇善堂有人跟着專門計數。崔金貴
我1937年往在上海路革新巷1號，那年12月6號上午11時左右，被日本兵抓住。我們兩人一組被綁起來，帶往長江邊上的下關，那裏已抓了1000以上的男人，我們的面前，四、五十碼遠的地方，對着我們架起了10幾挺機槍。4點左右，一個日本軍官來了，下令日本兵對我們進行機槍掃射。我在壓得暈了過去。不久，我從堆積如山的屍體中爬了出來，這才能夠逃回去。尚德義
日軍進城前，我全家搬至難民區上海路新華巷4號住。日本鬼子進城后，家裏老人就把大哥、二哥藏在後屋。有一天，6個日本兵扛着槍、拿着刀、提着繩子來抓人。我聽到有喊聲，連忙躲到廁所里。在廁所里，我看見7個小夥子反綁着被鬼子用繩子連在一起押出去，其中有我的大哥、二哥。約半小時后，聽到陰陽營處有機關槍響聲。過後，父親帶領我到山上去找大哥、二哥，只見滿山都是屍體，你有幾百具，血肉模糊，辨認不出自己的親人。大哥、二哥就慘死在鬼子槍下，真是慘不忍睹。馬鴻有
南京大屠殺時，我們一家有父親、母親、兩個姐姐、三個弟弟和我共8口人。當時，因為母親沒有奶水，小弟弟哭着要吃奶。有十來個日軍從堤上經過，順着哭聲找來，發現了我母親，欲拉出去強姦.母親抱着弟弟反抗，日本人從母親懷中奪過小弟弟，用力摔在地上.母親哭着撲倒在地，日本人向母親背後開了2槍，打死了母親。第三天，日軍將我父親抓走，從此一去杳無音信。又過了2天，日軍看到我11歲的二姐，竟要強姦她，由於二姐極力反抗，一個日軍抽出軍刀，將二姐從頭劈為兩半！就這樣，在幾天之內，日軍槍殺了我母親，摔死了我弟弟，刀劈了我姐姐，又抓走了我父親，使我家破人亡，成為孤兒。姜根福
日軍進南京前，我是白天剃頭，晚上拉人力車。日軍進城的第2天，他們闖進我家，把我抓走，到第3天下午2點多鐘，用繩子把我捆起來，和300多個人一起，押到下關煤炭港。大約快到下午4時，到了煤炭港，他們把人集中起來，用機槍掃射。我眼冒金花，突然昏過去了。後來，死屍把我壓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時，我才醒悟過來。抬頭一看，還有幾個人坐着，有的被繩子捆着，有的沒有捆。我們互相解開繩子以後，就各奔東西。我順着鐵路，走到火車渡江的地方，到江邊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起來。第2天晚上才逃回姑媽家潘開明
加害者證言
澤田小次郎
1915年9月出生
南京戰時第師團步兵第33聯隊
第1大隊某中隊指揮班
2000年7月採訪
昭和12年(1937年)7月，支那事變爆發，我們接到動員令，就在9月5日或是6日又一次去了那邊。當時我是個上等兵。沿長江到南京，一路上抗日情緒高漲，特別是在常熟和無錫一帶。
我所在的中隊發出了“男女老幼格殺勿論”的命令。這也就是屠殺了。在殘暴的進攻戰中，那種殘暴性一進入南京城馬上就表現出來了。
下關逃命的中國人的情形很壯觀，有好幾萬人，都跳到了江里，雪崩似地隨着江水漂流。
也不知道是幾師團，就等在江對岸，一有中國人漂到對岸，就馬上把他殺掉。這就是作戰。不過，江很寬，到達對岸的人很少。但是漂到下游的人多，這些人我們就動用軍艦來處理。軍艦有兩三艘，我曾經親眼見到他們開槍。
追趕的時候，士兵拿步槍射擊，殺人殺紅了眼。當時的中國兵手裏已經沒槍了，他們也沒有反擊，總之是只想盡量保命的樣子，場面混亂至極，總之就是在撤退。
中國兵撤退的時候，好像是把馬跟其他所有東西都拴在車上渡過江去的。上頭說我們一直保衛着南京，需要保存體力，而敵方不逃就會抵抗，所以就給他們開好了一個逃跑的出口。從那裏套掉的傢伙，根據我們的戰略部署，由實現守在那裏的師團把他們統統殺光。
沿江漂流的傢伙，無論什麼，哪怕是拐杖也好，抓起來就跳進去漂走了。這些人群是從下游上來的軍艦殺的。所以，中國士兵基本上都是在對岸被殺的。
我們從最靠近長江的城門進城，然後對殘留的士兵進行了掃蕩。城裏早已經戒備森嚴，沙袋堵住了城門，所以剛快餐我們進不了城。
對方抵抗到了最後。記得是13日的早上，脅坂部隊從光華門進了城，33聯隊則越過挹紫金山江門進去了。
掃蕩戰一直在進行。掃蕩戰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那時候有俘虜收容所，我們抓了人就往收容所里送。地點在長江岸邊，外面有士兵監視着。那是在長江岸邊。對岸有重機槍守着，一有東京，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馬上就能射擊。這是各大隊都做過的事。
出水榮二
1914年3月生
南京戰時第3師團步兵第68聯隊第2機槍中隊
2001年5月採訪
我是昭和10年(1935年)的兵。8月20日從名古屋乘海軍的巡洋艦出港，23日抵達揚子江支流黃埔江，從那兒登陸。1937年12月進入南京。
(俘虜也)同樣是人，很可憐。毫無疑問，對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對方也是服從命令。殺俘虜時，也有人說“趕快殺吧”。
問了有關海牙條約的問題那樣的教育，日本的軍隊沒有，只說“當俘虜就是死”。抓了俘虜，是殺還是怎樣都沒有辦法。我沒幹過，但看到過砍中國俘虜的頭。中國人有的在砍頭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還有被活埋的。日軍進去的地方，哪兒都有砍頭、刺死的事。
出示了遭屠殺的屍體群的照片平民、女人都有，各種各樣，因為是戰爭，所以沒有辦法。不殺的話就被殺，當然是什麼都干。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圍還有敵人。必須把他們都殺了。要不我們就將被殺。
所謂徵發就是去偷。自己沒有吃的，就去偷中國人的東西。那時，覺得是理所當然的。誰反抗就殺。想要的東西都去偷。強姦女人的傢伙也有。對方的女人臉上塗了鍋底的炭。即使是滿臉漆黑，但年輕的馬上就能看出，強姦的人也有。我們部隊是不管男的女的，抓來了就讓他們拿行李。人數不確定，都老實地跟着。
青春時代被戰爭剝奪了，因為是天皇的命令，毫無辦法。那場戰爭不是聖戰。進入了中國的領土，那是侵略戰爭。沒有想轉告給年輕人的東西。不想說這場戰爭的事。我認為是侵略戰爭不能有第二次，殺人的事不願跟兒孫們說。那個時代，天皇的命令是絕對的，所以沒有辦法。現在天皇是裝飾品，不是什麼偉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
南京戰時第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
1999年8月採訪
我於昭和9年(1934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時馬上出發去滿洲，接受了現役訓練。最初到的是泰安鎮，在那兒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沒有電和暖氣。還要時常去討伐土匪。
初夏時節我們乘公務船回來，以後暫時在久居的聯隊，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支那事變”后的8月25、26日前後，天氣非常熱，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動員的召集。那時我26歲，還沒有結婚，徵兵的紅紙就到了。
我親眼看到過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在太平門看到屠殺，我自己也直接參与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過一個軍官讓3個支那人面朝江坐下，從後面用軍刀將他們的脖子砍了，然後將頭“嗵”地扔進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語，但那時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個地方的戰鬥，有個村莊好象有**的兵在，上面來命令說：“不管是否負傷，將**的兵全都殺了。”所以就把那村莊點火燒了，從身後冒起了濃煙，裏面傳來嬰兒“哇哇”的哭聲。
回國以後的一段時間了，當年的事情常常在夢中浮現，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麼也睡不着。妻子聽到了我的呻吟就問我：“他爸，你怎麼了？”夢的內容是大群的中國人向我襲來的場面。我明白，因為自己殺了中國人，所以他們在夢中襲來了。現在回想起來自己是幹了非常殘酷的事。想去看看現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實在去不了。
到現在，東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還在說沒有過南京大屠殺。我認為，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說八道”。南京大屠殺是根據日軍和政治家的命令發生的，我們直接參加了，所以不是謊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們害怕把南京的事實公開出來，說給學校、歷史研究者和老師們聽。我到了這樣的年紀，如果說這樣的話，也許有什麼人聽到，所以害怕，說不出口。我有兒子、孫子，更加不能說。
回顧一下自己參加的戰爭，戰爭是不應該有的。但當時是沒有辦法，在天皇的命令下，為了國家去干，以為是當然的事。現在想來，現在孫子生活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當然，日本把滿洲、韓國當做殖民地的事都可以說成是侵略戰爭。德國把這些事都如實地告訴了年輕人，而日本卻什麼都不說。
鬼頭久二
19年8月生
南京戰時第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1大隊
1999年10月、2000年9月採訪
昭和11年(1936年)1月10日，我進入了久居的33聯隊，開始了現役生活。昭和12年(1937年)戰爭開始了。我們作為現役軍人在9月份直接去了中國。到句容后，經過湯水鎮來到了南京。
掃蕩的時候是挨家挨戶進行搜查，如發現女孩子，當場就給強姦了。女孩子們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後邊。被發現的時候，不知是害怕還是什麼原因，反正沒有反抗。因為沒有受到憲兵隊的組織，所以可以隨便干，沒有限制。女人們臉上都塗著墨水之類。想不起來自己強姦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倆時，母親說女兒還小，所以求我們只對自己來，我說了句“笨蛋”，把母親推開了。乾的時候是兩三個人一起干。乾的時候當然覺得不好，也想過，如果日本被佔領，自己的女兒或者是女人被強姦該怎麼辦。但是，當時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所以趁還活着的時候干自己想乾的事情，這跟天皇的命令什麼的沒有關係。這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我在南京當然有過強姦的經歷，並且是不分場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裏的床上干。平時也拿着米去向母親要女兒。還有，有的女人是自己從難民區走出來，用自己的身子換大米。米是我們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給裝滿一隻襪子的量(相當於五合日本的計量單位，一合約0.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憲兵隊抓住的話比較麻煩，所以就殺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掃蕩時進城的，也殺過人。從這些事情來看，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有過的，我認為是幹了壞事。
小竹嚴一
1915年12月生
南京戰時第師團輜重兵第聯隊第1大隊
2000年11月採訪
我在昭和12年(1937年)初接受召集，加入了京都的輜重師團。半個月後在信田山成立了小隊，接着成立中隊，然後編成大隊乘上了船。我們最初去哪兒都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們。那條船乘了有好幾天。支那事變開始時在上海附近登陸，是個熱天，大概是8月。下船時敵人的炮彈像下雨一樣落下來夥伴中有人中彈了。因為是戰爭，只有往前進。那是一場激戰。我的運氣特別好，沒中一顆子彈。在佔地要是聽班長、分隊長、中隊長等上司的話就沒命了。他們說他們的，我們士兵想我們的，自己的命自己來保。在國內我是號手，所以與中隊長一起行動。在那兒把敵人消滅，佔領以後退到後面，休養一個月。如果沒有發現敵人，那就一個月兩個月連續戰鬥，在佔領以前得沒白天沒黑夜地戰鬥。休養的時候有露宿的，也有在老百姓家睡覺的，老百姓家裏有人的話也害怕得逃跑了。中國人很老實。
去過南京、徐州、杭州。以中隊為單位前進，但分隊各自行動。戰鬥時以分隊為單位。
徵發的時候看到女人被士兵追着到處亂跑。士兵中有一班人都干過。乾的時候不分例外，不管是路上還是哪兒。在南京是先往普通人家裏“砰砰”地打槍，往裏窺視。中國人有的在家中畏縮地躲着，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牆后。只要看到動的東西就“砰”地一槍。中國人一逃就開槍。叫聲“喂”，“砰”地一槍，對方就撲通倒下了。路上屍體重疊着躺在一起，不踩着屍體就無法前進。看到過處置俘虜，他們成群結隊地在一起。揚子江上到處是屍體。從上海到南京糧食很緊張，家裏人寄來很多東西，但送不到第一線，找吃的東西很辛苦。所謂戰爭就是爭奪國家，爭奪生命。糊裏糊塗就沒有了命。因為是在敵區，今天有命不能保證明天也有，所以當然就亂來了。從上海到南京時進攻速度很快，有時就光嚼蘿蔔，沒吃沒喝。餓得要死。這些都不想跟年輕人說了。
誰負“南京大屠殺”的責任？
３４萬中國無辜的男女老少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幾十億美元的財產遭到日軍的破壞和掠奪，這樣滔天罪行和暴行當然每個直接犯罪者都負有法律和道德的責任。首先，日軍士兵和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普遍地殺人和強姦。我們前已提到隨軍記者小俁行男的報導∶“不強姦的士兵幾乎沒有。”另有《每日新聞》社的記者鈴木二郎出席“東京審判”為“南京百人斬競賽”作證明時說∶“在城內掃蕩殘留的中**人。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國兵。”世人多熟知的兩位“殺人競賽”日軍向井敏及野田岩兩少尉在入句容縣城（距南京２０公里）時即分別殺死我無辜平民７８和８９人，當兩位抵達南京城外紫金山時，已分別殺至１０５和１０６人之數，但兩人相約殺至１５０人為止。這兩位“殺人魔鬼”的競賽為東京報紙所讚揚，稱之為勇士。但“殺人競賽”之主凶為田中軍吉大尉，以其“寶刀”砍死中國人３００餘人，惜尚未為世人所周知。事實上，所有來侵略的日本軍官都是“殺人犯”，極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軍官僅是比較特殊的例子。曾來紐約參加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主辦的七七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會的前日軍第十二軍軍曹冢越正男在會場上痛哭流涕地說∶“當上了下士官，變成了擁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騎兵分隊長，而且被允許佩帶日本刀。佩有日本刀具有什麼意義呢？變得想殺人，有一個叫試新刀的斬首項目。”冢越說他在中國四年多，共殺死１０６個中國人。凡是被派到中國戰場的排長必須當眾，通常是團長營長和連長的面前，以其戰刀砍殺中國俘虜，否則便無資格作排長。請見最近在美出版頗引起讀者重視的庫克夫婦所著之《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歷史》。最驚人的莫過於中島今朝吾以中將師團長之尊，在南京當眾以中國俘虜試刀，砍下戰俘兩人的頭顱，其慫恿部下之任意屠殺我無辜百姓當可想見一斑。派到中國戰場的新兵需再經三個月的訓練始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士兵，最後一個訓練節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見，“南京大屠殺”不是孤立現象，日軍在華暴行，屠殺和姦淫並未因“南京大屠殺”使舉世震驚抗議而終止，或真正收斂。其次，殘暴為日本軍事訓練之核心。日軍以嚴格紀律、打罵、生活干擾、個人尊嚴之摧殘，呆板的階級制度造成無條件的服從，使下級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僅來自上級或直接發號施令者，更認為所有命令皆來自大帝國的最高峰，最高統帥天皇本人。日本之殘酷和輕生與其地理環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輸了每個士兵，培養其使命感及為“大和民族”的自負感。中國受帝國主義數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戰爭，使日本人對中國人普遍輕視。３０年代，日本以納粹希特拉為師，增強大和民族的優越感。在“南京大屠殺”中，很多日軍官兵稱中國人為“清國奴”，任意殺戮。正如宮崎縣的一位士兵記錄所說∶“殺一個支那人，在我們就如殺一隻貓或狗一樣”；梅奇牧師所說∶“日軍像獵取兔子一樣在街上射殺中國平民”；郭岐營長所說∶“敵人視我同胞之生命簡直不如一蟲蟻了！”複次，掠奪與徵收也與“南京大屠殺”有關。日本對華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搶掠。在戰時國家有計劃的侵略掠奪與個人犯罪的搶劫就混而為一了。日軍２０萬自上海和杭州灣向南京進攻，交通破壞，部隊分散，糧食無法補給，乃實行“就地徵收”。如日軍一排長曾根一夫所述，他們的部隊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倉開始即“就地徵收”維持生命。徵收成為各部隊的主要活動，經常進行，迅即演變成為搶劫、強姦、焚燒及屠殺。曾根並說∶那時已有一部分部隊採取“三光作戰”，“即對敵人不分軍民全部的殺光，將財物資源全部搶光，將人民居住的市街、村莊全部燒光。”最後，“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問題，馬吉與田伯烈在東京審判作證時，都認定大屠殺系在南京戰地指揮官與東京統師帥部完全知悉與同意下進行的。貝德士在作證時更說∶“在這秩序混亂的七個星期中，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或聽到過懲辦這些士兵犯罪行為的情況，更談不上有人受到處分了。”按着上述東京審判所獲的日軍命令所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部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則２０萬進入南京的日本官兵從上到下幾乎全是犯人，應對“南京大屠殺”負責。但是，日軍是層層節制，階級服從，迄止日本戰敗，維持不變。
中外學者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命令來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變禍首之一，後任日本陸軍部軍務局長田中隆吉少將，在其１９４８年東京新風社出版之《被割斷的歷史∶戰敗秘話》中所作的回憶。於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宮指揮下的“上海派遣軍”任情報主任參謀的長勇中佐（后調任第七十四聯隊長晉陞大佐），對田中誇口說，是他擅用軍司令官的名義下令屠殺俘虜∶“由於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兵被切斷了退路，他們丟下武器，向我投降。要處理這麼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最大的問題。我立即擅自向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過無線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全文，當即燒毀。由於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了。”我們對田中和長勇的話實在難以相信。以區區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發令，而且是口頭命令，恐在任何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都不可能，何況可謂當時世界上最講階級服從的日軍。另據第十六師團一位炮兵觀察班長澤田正久的證言∶“俘虜數目一萬左右，遂報告軍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槍決。”這個命令顯然來自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因為澤田還批評他說∶在五個月前在東京聽飯沼演講時，他還講應該善待俘虜，今卻說∶“應立即予以槍決”。參謀長是幕僚，為主官出謀劃策，處理日常工作，如此關係成千上萬的俘虜的生命問題，他既無權也不敢擅自處理。參謀長當然可以代主官下達命令，可是處理這樣重大問題絕不能作主。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王為日皇裕仁的叔父，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繼松井（晉陞為華中方面軍總司令官）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而於１２月５日趕至前線就職，他勢必與各師團長經常以電話電報聯絡，就近指揮。另據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聯隊副官兒玉義雄的回憶（連同澤田正久之回憶，均載於畝本正己所著《證言∶南京戰史》（５）１９８４年８月份《偕行》雜誌）∶“當聯隊的第一線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戰時，師團副官以電話說是師團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並予以處置。’……師團長中島今朝吾這個命令我實在無法接受，我曾對參謀長及其他參謀建議過幾次，但未能獲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責任。”第三十八聯隊長助川靜二大佐在證言中說，屠殺俘虜的命令是師團長所下的。中島師團長在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記（《增刊歷史與人物》，中央公論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說∶“因採取大體不留俘虜的方針，故決定全部處理（屠殺）之，……據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１５０００人，守備太平門的一中隊長處理掉１３００人，現集中在仙鶴門附近的，約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虜還在不斷來降。”上海派遣軍的第十三師團屬下之山田支隊（即第六十五聯隊）於１２月１４日在南京東北幕府山附近獲得中國俘虜１４０００餘名。經山田少將支隊長上報請示處理辦法，軍部三次向東京大本營軍部請示，第三次複電為“按照軍司令部的責任去干”，遂有朝香宮司令官及師團長所下達的一連串“處理掉”的命令，該批俘虜延至１９日上午始動員予以全部殺掉。
“南京大屠殺”中殺我軍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師團。其次是第六師團。第六師團是屬於自杭州登陸的第十軍。其軍司令官是日軍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政變的三將領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將（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年）。他在杭州灣登陸的演說中曾說∶“山川草木都是敵人。”該軍“軍參謀長的注意”有“對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項∶“在華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戰場，一般支那老百姓，縱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敵人的間諜，或告知敵人以日軍的位置，或加害於日軍的單獨兵等等，有這樣的實例，故不能粗心膽大，需要特別注意，尤以後方部隊為然。如果發現這些行為，不得寬恕，應採取斷然處置。”（見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殺》，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８８年）。柳川第十軍的隨軍記者乃說∶柳川兵團的進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為在官兵之間有“可以任意掠奪、強姦的暗默諒解。”柳川麾下的第六師團，其師團長谷壽夫中將為中**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殺”而判處死刑的最高將領。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師團長中島，谷也親自用軍刀殺人，他本人強姦中國婦女十餘人。第六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曾在該師團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級傳達的命令∶“不容許**的暴虐，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難怪該師團進入南京后，立即屠城。“南京大屠殺”時期的侵華日軍最高統帥松井石根大將，於戰後經東京審判以“南京大屠殺”罪行責任，與東條英機等七人被處絞刑。松井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發出“南京城攻略要領”之作戰命令∶即使守軍和平開城，日軍入城后也要分別“掃蕩”。對戰俘問題未提隻字。在“掃蕩”的名義下，不僅可屠殺戰俘和散兵（日軍稱之為“敗殘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殺平民。南京淪陷第三日（１２月１５日），松井再發出作戰命令∶“兩軍（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在各自警備地區內，應掃蕩敗殘兵，收集隱匿之武器與軍需器材，掃除戰場。”所謂“掃蕩敗殘兵”，意即屠殺戰俘與散兵（見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責任問題》，載於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華研究》第二期）。松井和各師團長的“不要接受俘虜”，“槍斃俘虜”，甚至“難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接。事實上，松井入城后（１７日）山田支隊在幕府山所獲之１４０００餘名俘虜於１９日上午才動員殺掉。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即進駐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同時，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師團接替第六師團擔任南京城防，不但殺人放火、強姦、搶劫未能如日駐南京副領事田中及梅奇牧師所期望的減少，而且更行加劇，第十六師團成為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我軍民最多的部隊。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獲悉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報告東京外交部。該部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其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的日記中寫着∶“上海來信，它詳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慘不忍睹。嗚呼！這就是皇軍？”“這就是‘聖戰’和‘皇軍’的真面目！”（見陳鵬仁譯∶《石射豬太郎回憶錄》，台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石射自那時起便稱之謂“南京大屠殺”，並提出於三省（陸、海省及外務省）事務局長會議，警告陸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殺”當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設立的“大本營”會議上討論。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首相、陸相、法相、外相、參謀總長等及各部門次長和局長都出席的，會議內容由首相親奏天皇，同時陸相及參謀總長經常不通過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問題之最後決策均操於天皇之手。裕仁對進攻南京極為重視，支持軍部及內閣之主戰派，擴大對華侵略戰爭，密切注意南京戰事之進展，何況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宮接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親自召見松井石根、朝香宮及柳川平助，對於他們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並各贈一對鑲皇家菊花的銀瓶為獎。毋庸置疑的，裕仁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遠超過這三位受獎的現行戰犯。
結語
裕仁天皇是富有現代知識的人，在未繼位前，曾漫遊歐洲，特別嚮往英國社會及皇族，應該了解近代英國標榜的人道主義和國際公法的存在；也無須重溫日本為簽字國之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約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內瓦陸戰公約。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會明了對放下武器的俘虜和非戰鬥人員是應該予以保護，絕對不可殺戮的。否則，日本政府及軍部為什麼一直對日本人民隱瞞“南京大屠殺”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沒有相應的實力的時候他們是採取一種迷惑的手段來學習和改進自己，一旦覺得自己的實力足以挑戰任何一個他們野心的對象就會揭下他們的偽裝，暴露出真實的獸性，所以對我們來說，時刻保持對日本的警惕和戰備，時刻將他們設置為我們的假想敵。時刻牢記他們是我們的仇敵，時刻牢記這些人處心積慮要推翻歷史的獸行。
中國要想不被別人欺負，首先就要牢記歷史，牢記用武力來保衛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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