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天兵十萬下洛陽（十）
望着城樓上忙忙碌碌的士兵，雲錚有些感嘆別看這些士兵在城樓上看似忙碌，其實雜亂無章，做事沒有一點規律可言，怎麼看都達不到井然有序這句話所說的程度
最近出兵南下，雲錚經常覺得，天下幸而有四大邊鎮，幸而有雲家否則當初北宋的下場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場
大魏如果不談邊鎮，其實與北宋太像了
當後人談論中國歷史時，提到戰國時代的秦，通常都喜歡加上一個形容詞說它是“強秦”，而談到宋代時，則往往會形容它是“弱宋”這個說話，從軍事上來說的確如此，在我國歷史中的各個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這樣如此積弱不振者宋雖然勉強完成了統一，但始終不能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甚至也擺脫不了貧弱的命運嚴格說來，宋從建國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與外患相終始為什麼北宋一代會如此衰弱？這不僅是史學家，而尤其是戰略家所應該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因為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給予人們很多的啟示和教訓
雲錚自從開始學會站在全局看問題，就一直思索這些問題宋代並無內亂，甚至少許的匪禍也不嚴重(《水滸傳》是小說不足為證)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當的清明，一向困擾着中國政治的權臣、外戚、女主、宦官等問題幾乎完全不存在，這在中國政治史中可說是少見的現象用現代的說法來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說是相當自由開放，至少士大夫階級享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就一般社會階層而言，所過的也可以算是一種精緻生活，據外國人的考據，開封城內到處都有水聲花香，生態環境保護得很好民風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後果，官吏坐轎、婦女纏足的習俗都是起自這個時代
從內政的觀點來看，宋朝的成就絕對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內並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於外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實近代西方學者論國家利益時，認為生存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確保其國家的生存，則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顯著，結果也還是等於零宋朝的往事在這方面足以發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點，雲錚覺得，其實主要是四大邊鎮的功勞，特別是雲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對於文人採取尊重和優待的態度，對於武人則採取輕視和抑制的態度所謂“文人管兵”的原則在宋代的確已做徹底的實施宋朝以科舉取士，有“一考定終身”的趨勢甚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引尹洙語)在這樣的風氣之下，職業軍人感到自慚形穢，完全喪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輕，對於國事根本沒有發言權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試的窄門裏鑽，讀書就是為了應考，於是一切經世之學也就無人講求所以南宋劉克莊有詩云：“先皇立國用文儒，奇士多為筆墨拘”
而大魏則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幾員大將各有其兵，以至於太祖自己也沒法削掉他們的兵權，於是乾脆做出相信他們忠心的模樣，賜封出八大世襲罔替的名門世家，並且將它其中外四家分鎮邊疆如此一來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還有說話的全力而雲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勢力，所以文人並不能完全壓制武人，於是大魏倒是扛住了遼國和西夏的侵擾，直到現在發生內亂
然後，便是變法無論宋朝的變法，還是大魏的變法，都變出了大麻煩宋朝的變法，後來不少人說宋朝亡與執拗君子王安石；而現在大魏之所以焦頭爛額，也未嘗不是萬昌大用秋臨江的緣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變法，實際上，宋代共有兩次變法：一是仁宗慶曆三年的范仲淹變法；二是神宗熙寧二年的王安石變法前者可以算是後者的先聲
仁宗深感遼夏交侵，而財政又已達崩潰邊緣，遂決定重用“以天下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負改革之責范氏遂提出十項政見以為變法張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項目為：(1)明黜陟；(2)抑僥倖；(3)精貢舉；(4)擇官長；(5)均公田；(6)厚農桑；(7)修戎備；(8)減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說，前五項是屬於人事改革的範圍，最後兩項則以提高行政效率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兩項與經濟有關，而與國防有關者則僅為第七項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須從根本着手，首先改進公務員的素質，並提高行政效率，否則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無法推動這種觀念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必須假以時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幾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議(僅第七項恢復府兵的觀念因朝臣反對而被否決)，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計劃卻與士大夫(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衝突，於是引來極大的反對僅僅一年的時間已經使他感到難以招架而只好自動求去仁宗也不敢與舉國洶湧的公眾意見相抗，遂乾脆打消變法的念頭
但變法的要求事實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嘗試雖然失敗，不到30年王安石又繼之而起王安石的變法不僅規模較大，而且時間也較長，所以其產生的衝擊以及在歷史上的地位也遠超過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達之知，於熙寧二年為相，到熙寧六年，先後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寧七年四月，暫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隨之罷相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從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繼續推行新法(元豐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時大部廢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廢止，所以新法之實施，先後共計17年之久；
所謂新法的內容相當複雜，而且項目繁多，不易列舉概括言之，可分三大類：(1)經濟政策，如“均輸”、“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會政策，如“青苗”、“免役”、“和買”、“市易”等；(3)國防政策，如“保甲”、“保馬”、“置將”、“軍器監”等關於王安石的變法又有下述幾點特別值得注意(1)他與范仲淹有極大差異，即范氏重視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慮這些問題，只重視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認為這是儒家與法家，也就是人治與法治兩種思想的差異，實際上並不盡然王安石從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敗而有所警惕，並且知道人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不欲因此而樹敵過多(2)王氏的新政幾乎都是長遠計劃，對於當前的難題並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決方案宋朝的大病為貧與弱，而問題的關鍵即為如何消除冗兵與冗官，他的新政對此可謂文不對題反而言之，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機構和人員，而為了立邊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風非常特別，大致說來，他對於舊的東西幾乎完全不動(這可能是害怕反對)，但同時又增設許多新東西此種疊床架屋的辦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則，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極差
王安石的新法雖然勉強推行了17年，但其最後的失敗則為註定的命運，絕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後人對其失敗的原因其實不必花費太多筆墨去加以檢討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對於宋朝的弱勢也仍然不會有太多的補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時已經很嚴重，要想治療必須動手術或注射特效藥，而王安石所開的藥方只是一些溫補劑，好像維生素等，這種葯固然有益於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論事，宋朝的兩次變法都是徒勞無益的
已故當代戰略大師，法國博弗爾將軍曾經指出：人類的命運受到兩個因素決定，一個是哲學思想，另一個是戰略戰略固應接受哲學思想的指導，但適當的戰略選擇又是保證哲學思想得以實現的惟一途徑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學思想，但卻未能選擇適當的戰略，此實為變法不成的主因
雲錚此刻的心思是，大魏已經無可救藥了雖然如果現在沒有了巴匪、浙匪，大魏朝廷看上去仍然能算一個富足的朝廷，但實際上雲錚覺得，其根子已經爛了，他現在已經少了很多顧慮，這個大魏，不能再由林家的人亂折騰下去了
寧鵬軒忽然出現在帥帳內，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來的，出了雲錚自己
“風哥，林堅約你今夜虎牢關上一敘”寧鵬軒平靜的道
雲錚瞥了他一眼，問道：“他想做什麼？”
“他說，他有先帝留給他的親筆詔書，證明他是被迫潛伏於亂賊林旭麾下的”
雲錚笑了笑：“答應他，就說本帥今夜必到，讓他決定地點”
寧鵬軒沒有多勸什麼三思而行，他知道雲錚必然是有必勝的把握，知道林堅不能將他如何才這麼說的
“是，風哥，那我去了”
“去”雲錚回頭坐下，淡淡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