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貝利亞

殺人不眨眼的貝利亞有可能被證明是位深明大義、具有全球性思考、甚至是人道主義的社會改革家!於是我深陷歷史的迷霧中。

《波蘭十月風暴》這本書中，用萬餘字詳細介紹了卡廷慘案的始末，對究竟誰是這場慘案的元兇，是這樣寫的：蘇聯秘密屠殺波蘭軍官的“密檔第一卷的第一份文件，是斯大林簽署的1940年3月5日聯共(布)中央的決定，第二份文件是1940年3月5日貝利亞給斯大林的報告”。緊接着判斷性地指出：“兩份文件構成一個整體，報告是決定的依據，是卡廷慘案的原罪之始。”(242頁)

也就是說：秘密屠殺21857(通常說是20857——引者注)名波蘭軍官的元兇是拉夫連季·貝利亞。

這本書的作者是1958年就在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任職、1990年代升任大使的劉彥順先生，今年4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可稱雙重的權威，應該是可信的。

但對給貝利亞下的這個結論，我有些疑惑。我一直關心着卡廷慘案。不久前我也曾在小稿《卡廷：一個永恆的歷史傷痛》(《書屋》2008年第5期)中談及此事，認為貝利亞不僅不是元兇，而且是屠殺的反對者。

過去，我一直對貝利亞沒有好感。書本的描述和電影的直觀都給我這樣一個印象：這是一個屠殺蘇聯千千萬萬“異斯大林者”的兇殘劊子手和漂亮婦女的摧殘者。坦吉爾·阿布拉澤1987年導演的有些荒誕色彩的電影《懺悔》(獲康城電影節評委特別獎)中，那個陰險毒辣的官僚阿拉維澤，據說就是根據貝利亞的形象塑造的。他死後，受害者家屬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屍體從墳墓中挖出來豎在他自家門口以示復仇。另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1991年由意大利、美國、俄國合拍，安德列·岡察洛夫斯基導演的《圈內》裏，深更半夜急促的敲門聲使男主人公(一個電影放映員)膽戰心驚，以為秘密警察把他當成“人民的敵人”來抓他了。出乎意料的是，內務部經嚴密審查看中了他的“忠誠”，叫他去克里姆林宮，專門為敬愛的斯大林同志和貝利亞等蘇聯高官放映電影。正當他因進入圈內如此接近最高領導層而得意忘形之際，他深愛着的漂亮妻子被貝利亞強姦了。絕望之餘，他只好告別“敬愛的斯大林同志”而懸樑自盡。

這樣，每次看到那個“閃光的玻璃眼鏡後面還有一雙眼睛”的形象，不寒而慄的感覺就會“嗖”地一下掠過心頭。

可是，貝利亞兒子謝爾戈·貝利亞寫的《我的父親貝利亞》(王志華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6月版)一書讓我震驚了：一切似乎不是世人原來所認為的那樣!

兒子總不會挖老爸的爛瘡疤的。可小貝利亞說老貝利亞的那些好話，都舉出了有力的旁證或作出合乎邏輯的推論，讓人難以否定。

還是從卡廷慘案說起——

《波蘭十月風暴》沒說錯，一直宣稱有那兩個文件：先是貝利亞的報告，繼之是斯大林的批示。但小貝利亞認定這一切均是捏造。他說：參與掩蓋卡廷秘密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時期的政治局，而且還有蘇共中央的全部總書記，包括最後一位。當在波蘭方面不斷交涉而無法再抵賴的情況下被迫承認，於是把罪責全部甩在了貝利亞頭上。事實是，貝利亞是屠殺波蘭軍官的唯一反對者，他從沒有在屠殺波蘭人的報告上籤過字。當時對波蘭軍官實行槍決投票贊成的有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加里寧等整個黨的上層。伏羅希洛夫和日丹諾夫特別堅持要這樣做。貝利亞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中公開站出來反對這醜行的唯一的人。在政治局會議上貝利亞這樣解釋自己的立場：“戰爭已不可避免。波蘭軍官是同希特拉進行鬥爭的潛在盟友。無論如何，我們要進入波蘭，而波蘭軍隊在未來戰爭中應該站在我們一邊。”貝利亞因固執己見險些丟了烏紗帽。日丹諾夫甚至公開說自己可以替代貝利亞的工作。即使這樣，也未能迫使貝利亞在波蘭軍官的死亡判決書上簽字。當然。一個人的異議是改變不了整個領導層的決策的。貝利亞受命在一星期內把被俘的波蘭軍官交給紅軍部隊，而血腥屠殺任務交給了國防人民委員部執行。貝利亞曾把他不同意槍斃波蘭軍官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上交。這份材料應該保存在“卡廷案件”秘密卷宗里的。

蘇聯解體后，波蘭、德國、俄羅斯三國聯合製作過一部不錯的專題片《卡廷案件》，可還是沿用蘇聯的原有說法：“對20857名沒有犯罪的人執行槍決的命令是拉夫連季·貝利亞向斯大林提議的。”還出現這樣的字幕：“……內務人民委員部認為有必要對他們處以極刑：槍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內務部人民委員拉夫連季·貝利亞。”讓觀眾誤以為這是引自某個文件中的話，而實際上是偽造的。小貝利亞寫道：“這種謊言是普通的肉眼也能看得出來：眾所周知，1946年之前，蘇聯根本就不設政府的部，內務人民委員是無法在什麼地方簽字的。”

不僅對卡廷案件，對德國問題上，貝利亞的觀點和主張也是和斯大林等高層相悖的。1953年，蘇聯紅軍鎮壓了民主德國的一次人民起義(1956年又在匈牙利重演了一次)。在民主德國起義之前。斯大林還活着的時候，貝利亞就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德國問題是歐洲的關鍵，主張德國應該統一起來，不應當強迫德國人接受**思想。對蘇聯來說最重要的是，德國能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作為蘇聯可靠的盟友。這樣就可以倚賴其經濟實力並在二十五年或更多的時間內利用這張王牌。如果旨在分裂德國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德國，就不可避免會使西德投人美英的懷抱。貝利亞希望看到一個自由的德國成為反法西斯集團同盟國之間的平衡器。為此，貝利亞勸說克里姆林宮領導層，應當由蘇聯主動提出統一的中立國的德國的建議。

貝利亞還取笑那些分裂德國的主張：“你看，他們提出了多麼愚蠢的建議!試將梁贊州和斯摩棱克州(同屬蘇聯的州——引者注)分開而讓這些人互相打仗。要知道這是違反自然的事。”

貝利亞居然說服了斯大林，蘇聯曾正式採取了將佔領區聯合起來的一系列步驟——這些文件應該還保存在密檔里。蘇方向英、法、美司令部建議在德國實行大選。貝利亞是德國合併的倡議者之一。但是受到了已經嘗到了權力之甜頭的德國**上層和蘇聯內部的反對。沒料到居然美、英、法也反對大選，因為他們擔心大選后將會出現一個雖無社會主義之名而實際上的蘇聯盟國。此時，貝利亞還在據理力爭，說不聯合德國將導致悲劇。事實上當時已有數萬名公民逃到了西德，而民主德國居民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最終爆發了起義。

那麼，憑什麼相信小貝利亞說的這一切都是事實?請讀一下書中提供的蘇共中央七月全會(1953年)會議速記記錄(那是聲討貝利亞罪行的會議)：

莫洛托夫……在部長會議主席團討論德國問題的過程中可以看出。貝利亞站在與我黨完全不同的立場上。他當時說，不需要在東德建設社會主義，只要將西德和東德合併為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就行了……資本主義的德國可以成為一個熱愛和平的或者對蘇聯保持中立的國家，這不僅僅是幻想，而且意味着實際轉向與**背道而馳的立場……我們感到貝利亞是資產階級陣營的人，是蘇聯的敵人。

馬林科夫：應當說，貝利亞在討論德國問題時的建議不是調整和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而是在民主德國完全放棄社會主義，並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德國的方針。……主席團得出結論，不能和這個冒險家善罷甘休，決定逮捕黨和人民的敵人貝利亞。(異口同聲：對!雷鳴般的掌聲)

這種對貝利亞聲色俱厲的批判，不正好從反面證實了貝利亞的正確!

往後。還有許多被嚴厲批判了的貝利亞的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舉措。例如。對南斯拉夫問題：阿巴庫莫夫領導國家安全部時期，曾經向斯大林呈遞一份情報說，南斯拉夫已脫離蘇聯軌道走上了另一條路。其實無論鐵托還是其他南斯拉夫領導人都沒有對蘇聯隱瞞什麼東西，只是不想讓別人干涉他們的事務，但他們並沒有打算跟蘇共決裂。對此，貝利亞認為，各國應該建立何種制度應根據本國條件而定，不可盲目照搬別人經驗。比如，南斯拉夫不能推行集體農莊制度，因為將數量眾多的小農經濟聯合起來是不可能的。貝利亞說：“不能把我們的觀點強加給他們，就讓他們建設他們認為自己需要的社會。主要的是南斯拉夫和我們在一條船上。因此，不應該使我們之間的關係複雜化，我方的生硬態度必然會激怒他們。”斯大林曾一度同意過他的觀點。後來，蘇南關係破裂，貝利亞又堅決反對上層要像刺殺托洛茨基那樣除掉鐵托的授命。

貝利亞被赫魯曉夫處死以後，後者試圖恢復與南斯拉夫的關係。於是想讓鐵托相信，橫在兩國關係發展道路上的石頭是貝利亞。鐵托笑着接過話茬：“如果您覺得用這種方式向自己的黨交待此事比較方便，那您認為怎麼做就怎麼做吧。但我很清楚，事情並非如此……”(赫魯曉夫多年之後又先後矛盾地說：還在斯大林活着的時候貝利亞就贊成恢復我們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同樣，貝利亞也曾強烈譴責匈牙利**對經濟事務的干涉。小貝利亞寫道：“**在這樣做的時候什麼都不負責任，包括蘇聯**也是如此。我父親在斯大林在世時就堅持自己的這一觀點。”(這個觀點在那次全會上也被完全歪曲了。)

網上有篇關於貝利亞的文章說，貝利亞在斯大林生前是“大清洗”的主要執行者，雙手沾滿了幾百萬無辜人民的鮮血。斯大林死後，貝利亞又強調要保護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釋放120萬囚犯；對40萬人的案件停止偵查；提出為“醫生謀殺案”平反；還下令禁止對犯人體罰和使用暴力；公開批評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推行較為自由的經濟政策等等。這一切都“並非出於真心，而是為了與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人爭奪權力，收買人心的需要”云云。

其實，如前所述，貝利亞的好些言行是在斯大林在世時就堅持的。至於“大清洗”與他無關。1936年到1938年那是葉若夫的“市面”。貝利亞是1938年“大清洗”結束后才任內務人民委員的。他接替葉若夫后的1938年10月17日，就竭力請求上層出台了一個譴責已實行了多時的不法偵訊方法的決議。小貝利亞寫道：“像我父親，就千方百計阻止製造違法亂紀行為。就算不是全部，但總有一部分是做到的。”“我父親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工作中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鎮壓政策。遺憾的是我不知道準確數字，但當時有數十萬人從集中營被釋放出來。”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寫的一段話可作為旁證：“對貝利亞的任命顯示……這個人應在為時不晚的時候去糾正葉若夫的胡作非為。應該記得，在1938年底和戰爭開始前這段時間中釋放的人都是在貝利亞任職期內獲釋的。人數很多，我不知道在其他領域裏所佔的比例有多大，但《偉大衛國戰爭的歷史》一書載明，正是這幾年釋放超過1／4的在葉若夫時期被捕的軍人。因此有傳聞說，貝利亞恢復了公正，力圖糾正葉若夫作的孽，這些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小貝利亞說，1939年和1940年逮捕仍在進行，但這不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倡議的，而是根據中央組織部的要求、斯大林的個人命令和政治局的決定。比如，1940年8月10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佈的關於處罰勞動紀律破壞者的命令，就不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或其副手們簽署炮製的，也不是產生於懲罰部門內部的文件，而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決定——甚至它也是間接的。一切均由黨的上層決定。這是公開的秘密。但有一些事，新上任的人民委員也辦成了。一個特殊的例子是：貝利亞故意延緩死刑的執行。如已被宣判死刑的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最後沒有被槍斃；而另一個叫萬尼科夫的，判決后一直在牢房等待處決。有一天斯大林想起了萬尼科夫，說，真可惜，這種現在急需派用場的人沒有了。貝利亞就趁機對斯大林說：“如果事情起突然變化呢，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結果萬尼科夫獲釋當上了人民委員，後來三度評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

《我的父親貝利亞》中譯本校訂者、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徐葵還從另外兩位俄國學者津科維奇和姆列欽的有關著作對照這本書，歸納出貝利亞做過的一系列好事，諸如：在斯大林死後第一個提出要反對個人迷信；平反冤假錯案；主張實行黨政分開，工農業等經濟問題應讓政府去管，黨不要多加干涉；認為波羅的海三國、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有自己的農業傳統和特點，不可搞集體農莊；主張在蘇聯的民族關係上擴大加盟共和國的權限；主張修好與南斯拉夫關係；主張兩德統一(前文已重點提及)等等。

貝利亞在五十五年前就“蓋棺論定”了。但世事變幻命運無常，解密檔案釋放出的幽靈，穿過塵埃厚積的時空，無聲而固執地向世人質疑着歷史給予他的鑒定的真實性。如果我們現在讀到的這些都確確實實是真實的(可千萬不要像互聯網上盛傳一時的“秦檜政治遺囑”那樣的謬誤)，那麼，是否該給蒙罪的逝者一個公道?這成了生者義不容辭的責任。這責任是無比沉重的。我們常說，讓歷史和時間來裁判吧。聽起來很悅耳，實質上不無推諉責任的味道。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就不嘗試着努力去完成呢!(順便提一下，讀今年出版的《波蘭十月風暴》很有些遺憾：作為這方面的專家，該書作者不可能未曾看到早於他七年就出版了的《我的父親貝利亞》。對小貝利亞費儘力氣訴說的這一切，是質疑，是反對，還是贊同，如果能夠表個態，給我們這些門外漢作個指點該多好!可惜來了個悶聲不響)

小貝利亞的這句話我想還不屬於空中樓閣——他在書的末尾寫道：“歷史是可以重寫的，這樣的事例已有過不止一次……”

附記謝爾戈·貝利亞的《我的父親貝利亞》中，詳細地重述了赫魯曉夫如何以偽稱召貝利亞來開會，加以逮捕、審判然後處決的官方說法，然後說出自己以為的真相：是在未經任何偵查及審判的情況下，由特別行動小組闖入他家裏直接槍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