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後期的腐敗1

早在列寧時期，蘇維埃國家官僚化過程已經開始。斯大林上台後，強化了官僚體制，建立起一種盲目服從上級的“等級制度”，並賦予各級官員種種特權，在龐大的幹部隊伍中形成了一個被稱之為“官僚特權的階層”。

列寧死後，也就是說從30年代初期開始，人們便大規模地為斯大林蓋“專用別墅”，並且毫無限制地用公款來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華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僅為他在南方就“建過好幾座別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國家僱員開支這個家庭的生活費用“簡直是把政府的錢往陰溝里倒！”斯大林晚年時餐桌上必須放着應有盡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畢業於一個航空學院，開始投身於戰爭時只是一個二十歲的上尉，戰爭結束時已是一名二十四歲的中將。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儘管這時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卻立即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阿利盧耶娃說，他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邊的機會，“沒有什麼特權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麼就怎麼，可以要啥有啥”。“他作為軍區高級官員，有權支配大筆款項，因此，錢的問題是不在話下的”。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着政~府的汽車，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華上要差得多”，“沒有像一位部長那樣生活”，但是如果科學院的研究員“見了他的套間房子和鄉村別墅，是會眼紅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之外，30年代初期開始，高級干_部包括汽車、別墅、僕役在內的一切家庭生活費用由政~府開支己經成為一種“制度”；不僅黨內要員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們的親屬也利用其特殊地位“為自己，為他們的近親遠戚，搞豪華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宮生活多年的莉季婭?沙圖諾夫斯卡婭在其所着《克里姆林宮內幕》一書中提到，“隨着蘇維埃社會等級結構的形成和固定，執政黨領導階層開始搞特殊化，不僅要求權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質財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時卻開始盡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優待和特權制度”。在20世紀初還只出現在比較狹小的領導集團小圈子裏。只是到了後來，隨着黨政機關從中央到地方的逐漸擴大、確定和固定下來，而這些機關又不斷補充進來愈來愈多的“新人”，這些“新人”也為自己要求相應的權力，和“要求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財富、越來越大的特權”。於是，“開始為黨政官員的最高階層建造住宅大樓，在各個部門開辦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宮醫院的所謂分支。所有人民委員部和其它相當有權的機構，首先當然是國家保安機關，也開始建立同樣只供指定的少數人使用的內部食堂、商店、小賣部、醫院、療養院和休養所。這就無形中脫離了普通老百姓，並且越來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業部部長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為例。這位部長月薪是27000盧布，據沙圖諾夫斯卡婭說，這大約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師、醫生、熟練工人的工資高20—25倍。除此之外，還得一個“紅包”。因為不便於無限制地提高幹_部的工資，於是當局想出了發“紅包”這樣一個“巧妙”的辦法。所謂“紅包”就是一個封好的裝錢信封，這裏頭裝了多少追加的錢，按什麼樣的秘密名單分發，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是無從知道的。關於這個“紅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對一位採訪者也曾談到過。他在談話中不僅證實了這種“紅包”制度確實存在過，而且指出這一制度是在大戰後由斯大林親自提議實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給黨內和軍隊領導幹部送一大筆錢”。

斯大林在位時為中央國家機關幹部設立了一套特權制度。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現，連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里，為高爾基服務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裏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已經出現“特殊的**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麵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於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沿途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着她的拳頭”。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櫃枱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一切都取決於官級高低。”

**在制度僵化、政府壟斷權利、瓶頸眾多的情況下特別猖獗。在計劃經濟下，許多價格都在市場競爭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賄賂作為分配緊缺商品和服務的條件，市場經濟下的合法交易在這樣的體制下成了非法的賄賂。除了把商品和服務銷售給賄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務員還回顧以製造更多的瓶頸作為索取更高賄賂的一種方法。比如，官員們會有意拖延，製造麻煩。根本問題不僅是存在着市場最低競爭價以下的控制價格，而且是國家官員壟斷權力，這些官員不受效率更高、價格更低的競爭產品的威脅。

整個前蘇聯集團的經濟狀況給了官員一種動力去利用職位謀取個人利益，也給了其客戶行賄的動機。因為僵化的制度沒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十分普遍。相反，高層特權人物行使着最高權威，他們經常會有理由憑藉自己的權威更改法律規定。下屬人員無法通過訴諸法律來抵制上司的要求。這個制度不僅僵化，而且獨斷，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違法者。人們在腐~敗交易中串通一氣成了社會控制的一種方法。審理腐~敗案件被用來懲罰持不同政見者，而不是用來提高政~府官僚機構的運轉效率。

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在得勢的幾十年間，紛紛把公有財物變成自己的家產，各級官員和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據1962年5月19日的蘇聯《紅星報》報道，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3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污了120萬盧布。另據1962年5月18日的《烏克蘭真理報》報道，哈爾科夫的一個傢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幾個老婆，幾輛汽車，幾所房子，並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這些企業負責人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系統和其它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干_部的支持和庇護。據1963年10月20日蘇聯《消息報》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報?星期副刊》報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夥，通過賄賂，獲得了58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同52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係，幾年中賺了300萬盧布。

他們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